行行重行行,费孝通的婚恋之路
1920年，费孝通的家搬到苏州，住十全街132号，这条街上有一所很有名的振华女校。女校校长王季玉是杨纫兰的朋友，费孝通就成了振华女校少有的男生。小男孩读女校高小，成为人们的笑料，于是，费孝通的内心很敏感，也感到有点尴尬。几年后，费孝通的母亲病逝，振华女校的一位女教师到费孝通就读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来看费孝通，费孝通竞因为她来自女校，害怕被同学嘲笑，害羞地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费孝通的初恋对象是杨绛 费孝通在振华女校读书时，同班中有一位同学叫杨季康(杨绛)，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引起了费孝通的注意，当然这只是小小少年对女孩子的一种爱慕。 费孝通再次见到杨绛时，两人都考上了东吴大学。杨家有女初长成，杨绛天生丽质(尽管她否认自己是美女)，才华横溢，但她很低调。每次出现在大学校园，她总会引来诸多男生爱慕的目光。当年的小学同窗再次相逢，显然，费孝通的心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已经不是年少时对女生的爱慕那样简单了。面对大学的男生对杨绛的追求，费孝通内心非常复杂，有点嫉妒有点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杨绛的代言人，跟别人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后来，费孝通主动追求杨绛。费孝通追求杨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具备了，给外界的印象是杨绛已是费孝通的女朋友。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杨绛自己始终不承认费孝通是自己的男朋友。 1929年，东吴大学闹学潮，费孝通转到燕京大学，他也希望杨绛读燕京。杨绛本来要去燕京，后来改变主意考进清华研究院成为外语系研究生。她在清华园遇见她未来的夫婿钱钟书。这只能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了。连杨绛的家人都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初到清华园，沉静，朴素，在女生中并不显眼。但没有多长时间，大家对她刮目相看。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钱钟书是七十二煞之一，很快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钱钟书的才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两人都是无锡同乡，郎才女貌，门当户对。 杨绛在清华很快确定了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费孝通没戏了，感到很失望。他为此从燕园赶到清华园，找到杨绛，结果吵了一架。因为费孝通离开东吴大学时一直要当杨的“男友”，杨绛则只承认他是“普通朋友”。 几十年过去了，费孝通和杨绛都进入晚年，两人都没有讳言这一段青春往事，甚至钱钟书也会拿这一段往事开玩笑。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不知费孝通会不会想起清华往事和情事，心中是何滋味，作如何想。费与钱两人相处得不错。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离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没有料到他小说《围城》赵辛楣和方鸿渐这“同情”兄，在现实中也上演。钱先生对杨先生开玩笑，称自己和费孝通先生：“我们是‘同情人’。 上世纪90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家散文集，收录了钱钟书散文、杨绛散文，又要出版费孝通散文，当出版方设法将此想法告诉给费孝通，告诉费孝通散文和钱钟书散文、杨绛散文为同一书系。费孝通想起前尘旧事，一时百感交集，脱口而出一句：“历史真是妙!”短短的一句话，想来包含无限的感慨和年少的情怀。 2008年，《听杨绛谈往事》出版，杨绛开口谈及当年的同学费孝通以及追求过她的往事。这段往事对于费孝通而言，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杨绛则是，流水带走的和带不走的，都付笑谈中了。皓首苍颜追忆青春往事，年少情怀青涩，当年经历的，经过岁月的沉淀，像诗一样美好。感觉那一代学人的爱情很纯真，也很朴素。 生死绝恋王同惠 在燕京大学，费孝通也遇见了他的生死恋人——王同惠。费孝通和王同惠都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吴文藻(冰心的丈夫)先生的弟子，最初两人只是普通的相识。两人在各种聚会上，有很多机会相见。对社会学研究共同的兴趣，将两人牵在一起。费孝通说：“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死离别都没有扯断。”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考入清华读研究生。原来费孝通和王同惠同住燕园，如今一在清华园，一在燕园，在空向距离上两人远了，但在心理上的距离两人更近了。这一年的圣诞，费孝通送给王同惠圣诞礼物——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正是这样一本书，成了两人的定情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凡心”，她觉得费孝通不平常。 于是，两人从不怕争论、各不相让的同学变成了穿梭往来、互相牵挂、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恋人。每逢休闲时刻，费孝通就骑单车到未名湖畔。下雪的时候，燕园浓妆素裹，变成洁白的世界，王同惠住的女生宿舍是一座红楼，费孝通就在红楼门下等候她，一起去费孝通清华的实验室读书。冬天的时候，未名湖上结了冰，两人也会在上面溜冰，寒风吹得两人的睑蛋通红，手指是凉凉的，但两人的心是滚烫的。 秋天的时候，费孝通和王同惠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那时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在铺满了金黄色秋叶的小径上，两人手牵手，脚踩着的落叶，就这样一直走…… 费孝通说，这一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两人在精神上、在学术上完全是对等的。费孝通翻译完奥格朋的《社会变迁》，王同惠就借来英文原著，边阅读边校对。王同惠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费孝通为了学习法语，就按照王同惠的译著，边抄边学。费孝通后来写文章纪念他和王同惠的爱情：“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 1935年的夏天，费孝通王同惠两人在燕园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两个人的婚礼在清华和燕京引起了较大轰动。吴文藻勉励两人：“王同惠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两人结婚后，在太湖之畔小住，为广西的田野考察做准备。 两人的幸福很短暂，这桩美满姻缘，因为两人在广西大瑶山的考察，变成了一出悲剧。1935年12月16日，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费孝通误入捕捉野兽的陷阱，一时间，木头石头落下，把费孝通压住，脚部的骨头骨折，动弹不得。王同惠在危急之中，这位娇小的女性进发出巨大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