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优雅大气，被父母视作珍宝。然而，1940年，她义无反顾地跟随她的中国籍恋人远渡重洋来到了当时战乱中的中国，甚至不惜为此与父母结怨。是什么让她做出了这样看似有些不可思议的选择呢？ 　　时间倒退到193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校园里，戴乃迭邂逅了比她年长一届的杨宪益。大概是年幼时跟随父母在中国传教的缘故，戴乃迭对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男子产生了莫名的亲近感。在她眼里，他斯文大方，才华横溢，身上散发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味道，而杨宪益的博学多才，更加深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戴乃迭对他的好感。 　　也许是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个人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她为他从法语语言文学系转读中国语言文学，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然而，正当两人爱得如火如荼之时，他们的恋情遭到了戴乃迭母亲的坚决反对。她清楚地知晓中国当时的时局，国内战乱，民不聊生。而东西方两国文化的差异，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她看来，自己的女儿正在往火坑里跳。 　　尽管阻力重重，戴乃迭还是跟随杨宪益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她对他说：“无论有多么难，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她的爱，坚决，浓烈，义无反顾，夹杂着不顾一切的冲动。 　　只是没想到，他们的回来，在杨家引起了轩然大波。恪守中国传统礼教的杨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带回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媳妇儿，病倒在床上。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们的结合，杨宪益的姑姑甚至哭闹起来，声言他的这一做法有辱杨家门楣。即便是如此的艰难，依然阻止不了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决心。 　　1941年2月16日，在重庆，杨宪益、戴乃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典礼。戴乃迭身穿一件绣满龙凤花纹的短袖丝质旗袍，按照中国的礼节行跪拜之礼，并在《大公报》上刊登了结婚启事。 　　终于，她成为他的新娘。 　　从嫁给杨宪益的那天起，戴乃迭的名字就再也没和杨宪益分开过。她跟随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北碚分校、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3年又和杨宪益一起来到重庆国立编译馆。 　　飘零的日子，极其辛苦。从没有吃过任何苦的戴乃迭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只是默默地跟随杨宪益辗转于中国西南部的各个城市，为生计奔波。她就像是他的影子，他走到哪儿，她便跟到哪儿，不离不弃。 　　一直到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他们夫妻二人加入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生活才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离骚》、《白毛女》、《长生殿》、《鲁迅选集》等等，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那是他们最忙碌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杨宪益对照中文把英文翻译出来，递给旁边的妻子，戴乃迭拿着看一遍，修改、润色。除非有些问题需要沟通，否则两个人一整天都不会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便能传达彼此的心思。 　　岁月绵长，琐碎的生活没有把当初的激情磨灭，反而在时光的流逝下，越发显得淳朴、厚重。 　　然而，在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灾难悄悄地降临到这对夫妻身上，一切是那样的毫无预兆。 　　那是“五一”之前的一个深夜，夫妻两人在楼下喝了几杯酒，之后，戴乃迭到楼上睡觉，杨宪益意犹未尽，一人独酌。正在此时，忽然传来敲门声，杨宪益赶忙去开门，他在半醉半醒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有人把戴乃迭送了进去。 　　留英学生和外籍人士的身份，使得他们被贴上了“帝国主义特务”的标签，开始了四年的牢狱生涯。 　　二人被关在同一个监狱，却始终无法见面。在狱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三个孩子，从狱方得到的消息是——三个孩子都有人照顾，请放心。但是，在那个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的年代，他们如何能放心得下。 　　两个人在惶恐不安中苦苦坚持，盼望着重逢的那天。而监狱外面，杨家子女的命运同样悲惨，两个女儿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刚从学校毕业的长子被分配到工厂劳动，备受排挤、歧视。 　　1972年，林彪坠机事件之后，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折。这年4月，杨氏夫妻二人先后出狱。回到一片狼藉的家中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长子在他们坐牢期间，因为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戴乃迭的心像被撕裂般疼痛。 　　他们经过多方努力把儿子送到英国，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儿子能淡化记忆中的伤痛。然而，医治多年依然没有好转，最后，他竟在发病时在自己身上浇汽油，自焚而亡。 　　那段时间，戴乃迭几乎要疯掉，深深地自责让她崩溃，长子的自杀成为她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她经常在睡梦中哭着醒过来。 　　然而，即便经历了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大半生，戴乃迭依旧不悔当初的选择：“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 　　长子去世后，戴乃迭的身体变得很不好。她不大讲话，也很少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地陪伴她。1989年，戴乃迭的病情突然加重，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开始失去对周围人和曾经发生的事的记忆。八十多岁的杨宪益悉心照顾她，喂她喝水、吃饭，推着轮椅和她一起外出散步，守护在她的左右。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挽留住她要离开的脚步。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也是从她离开的那一刻开始，他停止了手头上的工作，失去了所有生活的热情。他没有再翻译过任何作品，也不再出席活动。 　　她死了，他的故事就结束了。 　　2009年11月，他离开人世。整理遗物时发现，杨宪益空荡荡的卧室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只在床头正中悬挂着戴乃迭晚年的肖像画和他为她写的悼亡诗。 　　在看得见她的地方，他的眼睛和她在一起；在看不见她的地方，他的心和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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