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故事
读书的故事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辍学在家，给生产队放牛，成了一名正式的牛倌。正规的学校读书生活正式结束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读书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对书并无特别的嗜好，并没有认识到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导致后来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是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
文革深入到农村以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们非常盲目，认识也极为混乱。红卫兵把文革前所有出的书籍（除开马列毛泽东著作），都当作了四旧中的“旧文化”加以围剿。凡属家里有一两本书的都要交给红卫兵造反派，成分不好的人家要通过抄家查验。在我们大队，这些收缴来的书籍便交给了当时的大队妇联主任保管，这个妇联主任便是我的五婶。
有一天下雨，我们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从新堂屋的跑马楼玩到旧堂屋，从旧堂屋又玩到五婶的家里，我们有几个孩子就爬到五婶家的楼上藏起来。五婶家的楼上黑咕隆咚，只有屋面上几片玻璃瓦透下一点光来，我们藏在扬尘火炕的楼上，当视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之后，便发现那楼板上堆放了一大堆书籍，我们都非常好奇地在里面翻捡着，忘记了捉迷藏的那套把戏。我们不知道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一个人拣了一本八成新的厚厚的书，贴肚夹在裤腰带上用上衣盖着，偷偷地下了楼，溜出了五婶的家。
我偷来的那本书是一本小说，叫做《战斗的青春》。里面有个战斗英雄叫李铁，有个叛徒叫做胡文玉，还有三个女杰，我深深地被书里的抗日故事和抗日英雄所吸引。
我是坐在牛背上读完这本小说的。
那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六七条牛，配一名牛倌。这名牛倌一般是老幼病残者担任。我们铜盆冲有五个生产小队，上庄生产小队是一个是一个独立的牛伴（系牛的山坡叫做牛伴），自然生产小队、大塘生产小队和我所在的福兴生产小队共用一个牛伴，这是一个大牛伴，一般系有二十来条耕牛，茶盘庄生产小队独立于屋场之南二华里，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牧场。我们铜盆冲大屋场有一条宽阔的牛路，有两处宽阔的牧场，一处是董家坡，一处是五嘴四坡，两个牧场是连续在一起的。当我们大牛伴的群牛走上牧路进入第一个牧场之后，就会遇到上庄生产小队那一群牛，这时，牧场上就有了四个牛倌。
四个牛倌中，只有我是一个小孩。上庄生产小队的牛倌叫其言伯，他有轻微的支气管炎；自然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铜脑壳，他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大塘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顺四爹，他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时大概是六十几岁，他同时也是我们这群牛倌的总管。我们把牛圈在牧场上，顺四爹便给大家分任务，各人把守一方。我背一个小凳子，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握一支小竹鞭，还拿了一本《战斗的青春》。
在我的家乡，这种牧牛法叫做看伴牛，它使人轻松悠闲，非常适宜读书。我就这样交换着读了从五婶家楼上偷来的三本小说。看得入迷时，牛翻山越岭走远了，顺四爹便吆喝着我换一个位子。
有一天下雨，我和屋场里一个叫幸哥的同庚去他的姐夫家借书。幸哥说，他的姐夫家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林海雪原》。我们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一个叫做罗文庙的屋场。说明来意后，他的姐夫无论如何都不肯将书借人，只答应在他的家里将书给我看一看。主人把书给我，我一眼就看出了主人是一个爱书之人。他为了防止书页的散落，便在装订线上打穿几个洞眼，一边用一片密节的老竹片夹住，将书重新订了起来。读这样子的书，你只能一双手并用摊开读，人很费劲，书却是保管好了。我和幸哥死缠活磨，终于磨来了这本书。他的姐夫提出一个条件，我不能拿回家去读，只能在幸哥的家里读。
幸哥姐夫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他怕这本书遭到红卫兵的没收。幸哥的父亲是老共产党员，土改根子，又是大队支部副书记。虽然文革来了，副书记没当了，没有人会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我们家庭就不同，造反派去抄家，革委会也去抄家。
第二天还是下雨，我一早就到牛栏去放草放水。早饭后便到幸哥的家里去读《林海雪原》。读一个上午，我没有挪窝。他们家吃中饭了，我还是没有挪窝。下午又看了一个下午，我紧赶慢赶就把这本小说给看完了。幸哥的父亲从此就叫我书呆子，他的兄长叫我书憨子。我的这股韧劲感动了幸哥的父亲，他问我这本书都讲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这是一本小说，也就是一本讲故事的书。它讲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剿匪小分队，在东北的林海雪原剿灭五股顽匪的事情。幸哥的父亲说，这本书应该不是毒草，你就拿去多读几遍吧！
得到了特许，我便将《林海雪原》带回了家。后一边放牛又一边读了三遍，真是读得滚瓜烂熟了。我熟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从头到尾按顺序说出小说三十八章的标题；可以一个不错地说出每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性格特征；可以按顺序讲出一个一个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讲匪徒对老百姓的残害，有的是讲解放军的剿匪战斗，还有一些生活片段。
《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没有忘记小说扉页的题词：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敬爱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同志。少剑波年轻时偷吃外甥的饼干，这种生活细节的描写既妙趣横生又是学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向往杨子荣的传奇经历，渴望少剑波的机智果断，我幻想着能像高波一样警卫首长的安全，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小说还写了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神秘恋情，我还有了许多东北地理的概念，如：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夹皮沟，奶头山，威虎山等等。
就是这本《林海雪原》全面挖出了我的读书瘾，并且初步确定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的志向。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我从新华书店买来一本新版的《林海雪原》，原想重新读一遍。可是，我读不下去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呢？大体上是觉得它浅了一些。但是，你叫我去真正说清读不下去的原委，我估计自己还是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的。
读书一上瘾，就会千方百计去弄书来读。那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许玉华。他是许胜屋场里的人，他的父亲在岳阳中医院做院长，他的母亲是我们铜盆冲的姑娘。许玉华喜欢到我们铜盆冲他的外婆家来玩，一来就要住上好多天不走。我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多，他见我读书有这么大的瘾，就说他家里有好多书，可以借给我看。
许玉华经常往城市里跑，就变得很调皮。
有一天，我同他走了十几里羊肠小路，来到许胜屋。在他的家里，我挑了三本小说，也就是当时正在批判的“三红”，即《红岩》《红日》《红旗谱》。下午，我们又步行到荣家湾。那时的荣家湾，还是一个极为破败的小镇，由于第一次来，便觉得很新鲜，四处去转去看。忽然，在火车站的一个小屋子外边，我透过窗棂看见屋里的书桌边有一个书架，书架上码了几十本书。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其中有一套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让我反复琢磨：我们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还有“史”？这套书该藏有多么高深的知识。我站在窗台下一动也不动，心里一次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将这套书偷回家去读一下如何？我在心里比试着，我的手够不着书；用棍子挑呢，书又巴不住；另外，我一点都不晓得这屋子里头有不有人。我这样呆呆地站着不肯走开，往南开的火车过来了，许玉华拉着就往南跑。我们没有钱买票上不了火车，许玉华说，别慌，我有办法。那时，客车的上车梯道是凹进去的。等到火车启动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走进那个梯道，用一根从许胜屋带过来的铁棍拦住梯道的把手，我们就这样坐火车到了秀水车站，我当时吓了个半死。这是我第一次去荣家湾，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许玉华说，他经常这样子坐车。
带回来的这套“三红”小说，我最喜爱的是《红岩》。这本小说我也看了几遍，从看第一遍起，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就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拔起来过。读这本小说，我又进一步扩大了视野，让我知道了许多铜盆冲之外的世界。比如有一座山城，很大很大，它就叫重庆，重庆有条街，它叫沙坪坝，还有一所大学，就叫重庆大学。重庆有两座监狱，一座叫渣滓洞，一座叫白公馆。重庆之外有座山叫华蓥山，山上有支共产党的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我还知道了重庆地下党，知道地下党办有一份报纸叫做《挺进报》，成岗和刘思扬就是《挺进报》的骨干。我还知道了什么叫做叛徒，什么叫做甫志高。看到后面，还知道了共产党的刘邓大军。我把江姐许云峰蔑视敌人酷刑的高大形象印在脑子里，当敌人用竹签子把江姐的钉在墙上的时候，江姐说：竹签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这是何等的豪迈和坚强，又是多么的潇洒！我一边读《红岩》就一边想，要是我也是当年重庆庆地下党的一员，我也会像江姐许云峰一样的。
我对共产党最初的认识就是从这虚幻的小说中得来的，我却不知道这些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是塑造的，是共产党的作家塑造的。
后来一件非常的事情给我这个幼稚的想法来了一个无情的嘲弄。
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福兴生产小队政治学习室毛泽东肖像下，出现了一条“反标”，反标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最先发现这条反标的也是我们这群孩子，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谁写的，因为我认识这种字体，它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是，我不能说，这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案子，要斗死人的。上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限期破案，案子却毫无进展。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一天，我从费家河的治湖工地上回家，那天晚上，让公等几位大队干部将我叫到一间紧靠后墈的民房里，他们吹灭油灯，在黑暗的夜晚和我谈话，动员我承认那条反标是我写的。他们进行诱供和威胁，我没有做这种事情当然是不能承认的。这时，我也想起了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江姐和许云峰面对的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做了某件事打死也不说。我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两个小干部，我是没有做某件事坚持不承认。后来，纠缠了几小时，他们又叫我说出是谁写的，说我一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两名共产党的小干部把我没办法也就放我回去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这件政治案子也就一直没破。今天想起来这也确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小孩子知道什么，有小孩子这么做，纯粹是一种逆反心理在作怪，闹着玩而已。如果有意为之，他就会写：打倒毛泽东，保卫刘主席。没这样写，可见就是孩子们的闹剧。
其实，这一类孩子们的闹剧早就出现过。还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大家都会唱一支叫做《东方红》的歌了。歌词开头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名叫五仔的孩子就把歌词给改了，他改成“东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毛邓拓”。五仔那年十六岁，比较懂事一点，他把这改了的歌词教给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唱。这群细伢仔就满屋场去唱，终于闯了祸。一天晚上，造反派将全屋场的细伢仔集中到小学校去开会，追查唱这支歌的人。查出来之后，就叫他们跪下，再把他们的家长找来教训自己的子女。家长们气得抖抖索索，一人拿手里拿一根棍子，当着造反派的面将自己的孩子痛打一顿。
就在我非常爱读小说的同时，我也开始喜爱读毛泽东的书了。
最早接触到毛泽东的书，那是读高小的第二年，我们每个学生发了一套《毛泽东著作》乙种本。当时，没有做课上，自己也没有读过，但是，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里是渐渐地树立起来了。文革来后，先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破了四旧，就要树立四新。这四新如何立，在全国也成了一个难题。给这个课题做出答案的是林彪，他早在军队中就有一个题词，叫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中，将“读毛主席的书”摆到第一位是很有道理的，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毛主席说了什么。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可以听他的话？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指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指示，怎么按他的指示去办事？只有读了毛主席的书，才能按照毛主席说的话去做，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人反对过林彪的这个题词，似乎从这个题词的本身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在六十年代，我们军队中也是英雄辈出，出过雷锋，王杰，欧阳海。那时候，共产党有一个词，叫做树立英雄，塑造英雄。既然是“树立”和“塑造”，就一定不是真的。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那时候小，对这个说法没有怀疑，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军中战士嘛。后来又出了一个焦裕禄，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时我对这个说法却是大惑不解。我那时候就想：毛主席当过老师吗，毛主席教过焦裕禄吗，他们认识吗？许多年后，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是说焦裕禄是读了毛主席书，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比如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焦裕禄便雪夜访贫问苦，带领兰考人治风治沙，累死在兰考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这样，他就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
历史地看林彪的题词当然是有很大问题的，毛主席的书不能不读，但是，他的书并不能代替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毛泽东也有说错话发错指示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将他神化。问题是文革时期恰好就是神化毛泽东时期，谁敢说林彪的话错了！
林彪将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搬到地方上来，读毛主席书的热潮在全国各地便轰轰烈烈掀起来了。那时候，一个生产小队建有三室，一个是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一个是政治学习室，一个是阶级斗争展览室。我在当时参与过“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的布置工作。这个室便是选的一位“土改根子”老党员的堂屋。堂屋的前檐墙上写上这么几个大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大门两边有一副油漆写的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门楣上的字也用油漆书写，内容便是“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室内的布置是这样的：在原来做家神的当头墙壁上，贴上一张毛主席的正面肖像，肖像两边贴一幅对联，曰“读毛主席的书，跟共产党走”。肖像的下方是一个“忠”字，忠字的下方及两边上翘的地方画了七朵葵花，为什么是七朵葵花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是七亿人口了。葵花朵朵向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毛主席。进大门东西两边墙上全部贴满了毛主席各个历史时期的画像，从最早的长沙求学到最近的接见红卫兵的都有。政治学习室的布置简单一些，那时，我们每人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天天就带着《毛主席语录》去做早请示晚汇报。进得学习室，我们全体社员站在毛主席肖像前，用右手举着小小的红宝书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边喊，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仪式完成之后，政治队长就开始组织学习，这种学习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春天则学“目前正当春耕时节······”这一段，如果是冬修，则学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段，一般一天学一至两条。阶级斗争展览室一般就是家史室，墙上贴着一些文字画，这里不太举行活动。
就是这本《毛主席语录》，这本名噪一时的小小的红宝书，进一步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让我爱上了政治理论，进而一生一世都有一个“毛泽东情结”。
那时候，我觉得《毛主席语录》上的每段话都说得非常好。我还发现，那里的每段话的下面都标有原文的标题。那么，这些原文在那里呢？正在我寻找原文的时候，一个读毛主席的书的浪潮进一步席卷全国，我们农村的每家每户都配有一个“宝书台”，配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别人家的毛泽东著作实在是一个摆设，是没有人去读的。我却不同，我如获至宝，长年累月地读，夜以继日地读，读了一遍又一遍，整套《毛泽东选集》我至少读了六遍，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至少读了二十遍。我对这套书熟到了什么程度呢，当年，我可以一口气按顺序将四卷的文章标题背下来，还可以背诵其中的一些文章和段落。十五岁那年，我再也没当牛倌了，在治湖工地上，全公社比赛背诵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总是一名优胜者。那年月，毛主席经常在文革中发表一些指导文革运动或者是纠正文革错误偏差的指示，人们称为“最高指示”。每逢最高指示一发表，我读几遍就能背下来。
我读毛主席的书，起先是被运动裹挟进去的，一读上瘾就自然而然地爱读了。
我特别喜爱读毛泽东著作中的那些注解。毛泽东著作偏重理论，哪些注释却偏重知识，特别是偏重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对那些注释，我也是不厌其烦地读，读了一遍又一遍。几年以后，我参加高考，历史、地理、政治三科连考三年，我都没有复习过，年年得高分，而且极为优秀，这完全得益于当年阅读毛泽东著作和阅读毛著的注释。
毛泽东著作及其注释全方位开阔了我的读书视野，也让我开始全方位接触人类文明的精髓，它就像指路明灯一样将我一步一步引向书的海洋、知识的海洋。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基本上读完了所有中共建政后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小说。十九岁这年，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父亲得了重病，三祖父也去世了，这两件事情都牵动了在岳阳工作的三叔，三叔就是父亲在儿时很说得来的一位堂弟，他是三祖父的长子，也是一位孝子。这一年，三叔来老家走动多一些，我们叔侄也就熟识起来，交往也就多起来了。我也试探着往城里跑，往三叔的家里跑，去借一些书来读。三叔是一个小干部，家里有一些理论书籍，比如《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自然辩证法》等等。后来，我还在岳阳另一位族人家中借来这样几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苏联版）、中共中央的九评文章和李悦的《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
岳阳有家书店，就开在竹荫街东头的南侧。竹荫街在那时又叫解放路。三叔的家就住在这条街上。我去三叔的家总是要进书店的。不管身上有钱无钱总是要去的。其实，那时候的书店正是书荒的时候，除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就没有其他书了，其他的书正在作为毒草遭受批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倒是很丰富，有全集，有选集，有合集，有单行本。我最喜欢单行本，他们一般是重要著作，薄薄的，极便宜，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贵一点的也就是几毛钱。
读了几本一般的经济学著作后，我便不满足了，只想找一套《资本论》来读一读。那时候，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说读《资本论》，人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啊，我又到哪里去找《资本论》啊，还是毛泽东著作的注释告诉了我，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具体是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在岳阳新华书店掏书时，我终于找到了这套书，一看定价，我又买不起全套，就只买了二十三卷和二十四卷，那是一九七五年二月间的事。那年春节，我在岳阳生猪仓库积肥没有回家，做装卸工赚了几元钱，买了这两本书我就回老家了。三弟又抵我的脚去积肥了，我嘱咐他，将来弄了外水，就将另外两本书买回来。三弟很听话，他是搞了外水弄了几元钱才帮我买回另外两本书的。这样一来，我就有一整套《资本论》了。
此后，我就开始了攻读《资本论》的艰难岁月，及至全国恢复高考，我报考大学文科，便一直死死地盯着复旦和武大的经济系，这都是受了《资本论》的影响，这是后话。
从读《战斗的青春》到读《资本论》，这就是我的读书故事。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辍学在家，给生产队放牛，成了一名正式的牛倌。正规的学校读书生活正式结束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读书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对书并无特别的嗜好，并没有认识到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导致后来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是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
文革深入到农村以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们非常盲目，认识也极为混乱。红卫兵把文革前所有出的书籍（除开马列毛泽东著作），都当作了四旧中的“旧文化”加以围剿。凡属家里有一两本书的都要交给红卫兵造反派，成分不好的人家要通过抄家查验。在我们大队，这些收缴来的书籍便交给了当时的大队妇联主任保管，这个妇联主任便是我的五婶。
有一天下雨，我们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从新堂屋的跑马楼玩到旧堂屋，从旧堂屋又玩到五婶的家里，我们有几个孩子就爬到五婶家的楼上藏起来。五婶家的楼上黑咕隆咚，只有屋面上几片玻璃瓦透下一点光来，我们藏在扬尘火炕的楼上，当视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之后，便发现那楼板上堆放了一大堆书籍，我们都非常好奇地在里面翻捡着，忘记了捉迷藏的那套把戏。我们不知道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一个人拣了一本八成新的厚厚的书，贴肚夹在裤腰带上用上衣盖着，偷偷地下了楼，溜出了五婶的家。
我偷来的那本书是一本小说，叫做《战斗的青春》。里面有个战斗英雄叫李铁，有个叛徒叫做胡文玉，还有三个女杰，我深深地被书里的抗日故事和抗日英雄所吸引。
我是坐在牛背上读完这本小说的。
那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六七条牛，配一名牛倌。这名牛倌一般是老幼病残者担任。我们铜盆冲有五个生产小队，上庄生产小队是一个是一个独立的牛伴（系牛的山坡叫做牛伴），自然生产小队、大塘生产小队和我所在的福兴生产小队共用一个牛伴，这是一个大牛伴，一般系有二十来条耕牛，茶盘庄生产小队独立于屋场之南二华里，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牧场。我们铜盆冲大屋场有一条宽阔的牛路，有两处宽阔的牧场，一处是董家坡，一处是五嘴四坡，两个牧场是连续在一起的。当我们大牛伴的群牛走上牧路进入第一个牧场之后，就会遇到上庄生产小队那一群牛，这时，牧场上就有了四个牛倌。
四个牛倌中，只有我是一个小孩。上庄生产小队的牛倌叫其言伯，他有轻微的支气管炎；自然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铜脑壳，他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大塘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顺四爹，他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时大概是六十几岁，他同时也是我们这群牛倌的总管。我们把牛圈在牧场上，顺四爹便给大家分任务，各人把守一方。我背一个小凳子，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握一支小竹鞭，还拿了一本《战斗的青春》。
在我的家乡，这种牧牛法叫做看伴牛，它使人轻松悠闲，非常适宜读书。我就这样交换着读了从五婶家楼上偷来的三本小说。看得入迷时，牛翻山越岭走远了，顺四爹便吆喝着我换一个位子。
有一天下雨，我和屋场里一个叫幸哥的同庚去他的姐夫家借书。幸哥说，他的姐夫家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林海雪原》。我们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一个叫做罗文庙的屋场。说明来意后，他的姐夫无论如何都不肯将书借人，只答应在他的家里将书给我看一看。主人把书给我，我一眼就看出了主人是一个爱书之人。他为了防止书页的散落，便在装订线上打穿几个洞眼，一边用一片密节的老竹片夹住，将书重新订了起来。读这样子的书，你只能一双手并用摊开读，人很费劲，书却是保管好了。我和幸哥死缠活磨，终于磨来了这本书。他的姐夫提出一个条件，我不能拿回家去读，只能在幸哥的家里读。
幸哥姐夫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他怕这本书遭到红卫兵的没收。幸哥的父亲是老共产党员，土改根子，又是大队支部副书记。虽然文革来了，副书记没当了，没有人会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我们家庭就不同，造反派去抄家，革委会也去抄家。
第二天还是下雨，我一早就到牛栏去放草放水。早饭后便到幸哥的家里去读《林海雪原》。读一个上午，我没有挪窝。他们家吃中饭了，我还是没有挪窝。下午又看了一个下午，我紧赶慢赶就把这本小说给看完了。幸哥的父亲从此就叫我书呆子，他的兄长叫我书憨子。我的这股韧劲感动了幸哥的父亲，他问我这本书都讲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这是一本小说，也就是一本讲故事的书。它讲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剿匪小分队，在东北的林海雪原剿灭五股顽匪的事情。幸哥的父亲说，这本书应该不是毒草，你就拿去多读几遍吧！
得到了特许，我便将《林海雪原》带回了家。后一边放牛又一边读了三遍，真是读得滚瓜烂熟了。我熟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从头到尾按顺序说出小说三十八章的标题；可以一个不错地说出每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性格特征；可以按顺序讲出一个一个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讲匪徒对老百姓的残害，有的是讲解放军的剿匪战斗，还有一些生活片段。
《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没有忘记小说扉页的题词：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敬爱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同志。少剑波年轻时偷吃外甥的饼干，这种生活细节的描写既妙趣横生又是学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向往杨子荣的传奇经历，渴望少剑波的机智果断，我幻想着能像高波一样警卫首长的安全，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小说还写了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神秘恋情，我还有了许多东北地理的概念，如：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夹皮沟，奶头山，威虎山等等。
就是这本《林海雪原》全面挖出了我的读书瘾，并且初步确定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的志向。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我从新华书店买来一本新版的《林海雪原》，原想重新读一遍。可是，我读不下去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呢？大体上是觉得它浅了一些。但是，你叫我去真正说清读不下去的原委，我估计自己还是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的。
读书一上瘾，就会千方百计去弄书来读。那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许玉华。他是许胜屋场里的人，他的父亲在岳阳中医院做院长，他的母亲是我们铜盆冲的姑娘。许玉华喜欢到我们铜盆冲他的外婆家来玩，一来就要住上好多天不走。我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多，他见我读书有这么大的瘾，就说他家里有好多书，可以借给我看。
许玉华经常往城市里跑，就变得很调皮。
有一天，我同他走了十几里羊肠小路，来到许胜屋。在他的家里，我挑了三本小说，也就是当时正在批判的“三红”，即《红岩》《红日》《红旗谱》。下午，我们又步行到荣家湾。那时的荣家湾，还是一个极为破败的小镇，由于第一次来，便觉得很新鲜，四处去转去看。忽然，在火车站的一个小屋子外边，我透过窗棂看见屋里的书桌边有一个书架，书架上码了几十本书。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其中有一套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让我反复琢磨：我们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还有“史”？这套书该藏有多么高深的知识。我站在窗台下一动也不动，心里一次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将这套书偷回家去读一下如何？我在心里比试着，我的手够不着书；用棍子挑呢，书又巴不住；另外，我一点都不晓得这屋子里头有不有人。我这样呆呆地站着不肯走开，往南开的火车过来了，许玉华拉着就往南跑。我们没有钱买票上不了火车，许玉华说，别慌，我有办法。那时，客车的上车梯道是凹进去的。等到火车启动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走进那个梯道，用一根从许胜屋带过来的铁棍拦住梯道的把手，我们就这样坐火车到了秀水车站，我当时吓了个半死。这是我第一次去荣家湾，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许玉华说，他经常这样子坐车。
带回来的这套“三红”小说，我最喜爱的是《红岩》。这本小说我也看了几遍，从看第一遍起，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就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拔起来过。读这本小说，我又进一步扩大了视野，让我知道了许多铜盆冲之外的世界。比如有一座山城，很大很大，它就叫重庆，重庆有条街，它叫沙坪坝，还有一所大学，就叫重庆大学。重庆有两座监狱，一座叫渣滓洞，一座叫白公馆。重庆之外有座山叫华蓥山，山上有支共产党的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我还知道了重庆地下党，知道地下党办有一份报纸叫做《挺进报》，成岗和刘思扬就是《挺进报》的骨干。我还知道了什么叫做叛徒，什么叫做甫志高。看到后面，还知道了共产党的刘邓大军。我把江姐许云峰蔑视敌人酷刑的高大形象印在脑子里，当敌人用竹签子把江姐的钉在墙上的时候，江姐说：竹签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这是何等的豪迈和坚强，又是多么的潇洒！我一边读《红岩》就一边想，要是我也是当年重庆庆地下党的一员，我也会像江姐许云峰一样的。
我对共产党最初的认识就是从这虚幻的小说中得来的，我却不知道这些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是塑造的，是共产党的作家塑造的。
后来一件非常的事情给我这个幼稚的想法来了一个无情的嘲弄。
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福兴生产小队政治学习室毛泽东肖像下，出现了一条“反标”，反标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最先发现这条反标的也是我们这群孩子，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谁写的，因为我认识这种字体，它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是，我不能说，这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案子，要斗死人的。上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限期破案，案子却毫无进展。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一天，我从费家河的治湖工地上回家，那天晚上，让公等几位大队干部将我叫到一间紧靠后墈的民房里，他们吹灭油灯，在黑暗的夜晚和我谈话，动员我承认那条反标是我写的。他们进行诱供和威胁，我没有做这种事情当然是不能承认的。这时，我也想起了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江姐和许云峰面对的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做了某件事打死也不说。我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两个小干部，我是没有做某件事坚持不承认。后来，纠缠了几小时，他们又叫我说出是谁写的，说我一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两名共产党的小干部把我没办法也就放我回去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这件政治案子也就一直没破。今天想起来这也确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小孩子知道什么，有小孩子这么做，纯粹是一种逆反心理在作怪，闹着玩而已。如果有意为之，他就会写：打倒毛泽东，保卫刘主席。没这样写，可见就是孩子们的闹剧。
其实，这一类孩子们的闹剧早就出现过。还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大家都会唱一支叫做《东方红》的歌了。歌词开头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名叫五仔的孩子就把歌词给改了，他改成“东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毛邓拓”。五仔那年十六岁，比较懂事一点，他把这改了的歌词教给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唱。这群细伢仔就满屋场去唱，终于闯了祸。一天晚上，造反派将全屋场的细伢仔集中到小学校去开会，追查唱这支歌的人。查出来之后，就叫他们跪下，再把他们的家长找来教训自己的子女。家长们气得抖抖索索，一人拿手里拿一根棍子，当着造反派的面将自己的孩子痛打一顿。
就在我非常爱读小说的同时，我也开始喜爱读毛泽东的书了。
最早接触到毛泽东的书，那是读高小的第二年，我们每个学生发了一套《毛泽东著作》乙种本。当时，没有做课上，自己也没有读过，但是，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里是渐渐地树立起来了。文革来后，先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破了四旧，就要树立四新。这四新如何立，在全国也成了一个难题。给这个课题做出答案的是林彪，他早在军队中就有一个题词，叫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中，将“读毛主席的书”摆到第一位是很有道理的，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毛主席说了什么。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可以听他的话？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指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指示，怎么按他的指示去办事？只有读了毛主席的书，才能按照毛主席说的话去做，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人反对过林彪的这个题词，似乎从这个题词的本身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在六十年代，我们军队中也是英雄辈出，出过雷锋，王杰，欧阳海。那时候，共产党有一个词，叫做树立英雄，塑造英雄。既然是“树立”和“塑造”，就一定不是真的。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那时候小，对这个说法没有怀疑，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军中战士嘛。后来又出了一个焦裕禄，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时我对这个说法却是大惑不解。我那时候就想：毛主席当过老师吗，毛主席教过焦裕禄吗，他们认识吗？许多年后，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是说焦裕禄是读了毛主席书，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比如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焦裕禄便雪夜访贫问苦，带领兰考人治风治沙，累死在兰考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这样，他就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
历史地看林彪的题词当然是有很大问题的，毛主席的书不能不读，但是，他的书并不能代替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毛泽东也有说错话发错指示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将他神化。问题是文革时期恰好就是神化毛泽东时期，谁敢说林彪的话错了！
林彪将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搬到地方上来，读毛主席书的热潮在全国各地便轰轰烈烈掀起来了。那时候，一个生产小队建有三室，一个是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一个是政治学习室，一个是阶级斗争展览室。我在当时参与过“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的布置工作。这个室便是选的一位“土改根子”老党员的堂屋。堂屋的前檐墙上写上这么几个大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大门两边有一副油漆写的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门楣上的字也用油漆书写，内容便是“毛主席光辉形象敬仰室”。室内的布置是这样的：在原来做家神的当头墙壁上，贴上一张毛主席的正面肖像，肖像两边贴一幅对联，曰“读毛主席的书，跟共产党走”。肖像的下方是一个“忠”字，忠字的下方及两边上翘的地方画了七朵葵花，为什么是七朵葵花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是七亿人口了。葵花朵朵向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毛主席。进大门东西两边墙上全部贴满了毛主席各个历史时期的画像，从最早的长沙求学到最近的接见红卫兵的都有。政治学习室的布置简单一些，那时，我们每人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天天就带着《毛主席语录》去做早请示晚汇报。进得学习室，我们全体社员站在毛主席肖像前，用右手举着小小的红宝书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边喊，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仪式完成之后，政治队长就开始组织学习，这种学习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春天则学“目前正当春耕时节······”这一段，如果是冬修，则学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段，一般一天学一至两条。阶级斗争展览室一般就是家史室，墙上贴着一些文字画，这里不太举行活动。
就是这本《毛主席语录》，这本名噪一时的小小的红宝书，进一步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让我爱上了政治理论，进而一生一世都有一个“毛泽东情结”。
那时候，我觉得《毛主席语录》上的每段话都说得非常好。我还发现，那里的每段话的下面都标有原文的标题。那么，这些原文在那里呢？正在我寻找原文的时候，一个读毛主席的书的浪潮进一步席卷全国，我们农村的每家每户都配有一个“宝书台”，配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别人家的毛泽东著作实在是一个摆设，是没有人去读的。我却不同，我如获至宝，长年累月地读，夜以继日地读，读了一遍又一遍，整套《毛泽东选集》我至少读了六遍，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至少读了二十遍。我对这套书熟到了什么程度呢，当年，我可以一口气按顺序将四卷的文章标题背下来，还可以背诵其中的一些文章和段落。十五岁那年，我再也没当牛倌了，在治湖工地上，全公社比赛背诵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总是一名优胜者。那年月，毛主席经常在文革中发表一些指导文革运动或者是纠正文革错误偏差的指示，人们称为“最高指示”。每逢最高指示一发表，我读几遍就能背下来。
我读毛主席的书，起先是被运动裹挟进去的，一读上瘾就自然而然地爱读了。
我特别喜爱读毛泽东著作中的那些注解。毛泽东著作偏重理论，哪些注释却偏重知识，特别是偏重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对那些注释，我也是不厌其烦地读，读了一遍又一遍。几年以后，我参加高考，历史、地理、政治三科连考三年，我都没有复习过，年年得高分，而且极为优秀，这完全得益于当年阅读毛泽东著作和阅读毛著的注释。
毛泽东著作及其注释全方位开阔了我的读书视野，也让我开始全方位接触人类文明的精髓，它就像指路明灯一样将我一步一步引向书的海洋、知识的海洋。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基本上读完了所有中共建政后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小说。十九岁这年，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父亲得了重病，三祖父也去世了，这两件事情都牵动了在岳阳工作的三叔，三叔就是父亲在儿时很说得来的一位堂弟，他是三祖父的长子，也是一位孝子。这一年，三叔来老家走动多一些，我们叔侄也就熟识起来，交往也就多起来了。我也试探着往城里跑，往三叔的家里跑，去借一些书来读。三叔是一个小干部，家里有一些理论书籍，比如《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自然辩证法》等等。后来，我还在岳阳另一位族人家中借来这样几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苏联版）、中共中央的九评文章和李悦的《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
岳阳有家书店，就开在竹荫街东头的南侧。竹荫街在那时又叫解放路。三叔的家就住在这条街上。我去三叔的家总是要进书店的。不管身上有钱无钱总是要去的。其实，那时候的书店正是书荒的时候，除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就没有其他书了，其他的书正在作为毒草遭受批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倒是很丰富，有全集，有选集，有合集，有单行本。我最喜欢单行本，他们一般是重要著作，薄薄的，极便宜，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贵一点的也就是几毛钱。
读了几本一般的经济学著作后，我便不满足了，只想找一套《资本论》来读一读。那时候，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说读《资本论》，人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啊，我又到哪里去找《资本论》啊，还是毛泽东著作的注释告诉了我，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具体是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在岳阳新华书店掏书时，我终于找到了这套书，一看定价，我又买不起全套，就只买了二十三卷和二十四卷，那是一九七五年二月间的事。那年春节，我在岳阳生猪仓库积肥没有回家，做装卸工赚了几元钱，买了这两本书我就回老家了。三弟又抵我的脚去积肥了，我嘱咐他，将来弄了外水，就将另外两本书买回来。三弟很听话，他是搞了外水弄了几元钱才帮我买回另外两本书的。这样一来，我就有一整套《资本论》了。
此后，我就开始了攻读《资本论》的艰难岁月，及至全国恢复高考，我报考大学文科，便一直死死地盯着复旦和武大的经济系，这都是受了《资本论》的影响，这是后话。
从读《战斗的青春》到读《资本论》，这就是我的读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