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的日子
也许，人生总要经历一些难忘的事。
虽然三十年了，那段令我心碎的日子，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弟弟因患鼻咽淋巴癌不治病逝，那年他十八岁。
他的离去，也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离开了令我伤痛的地方，走向一个陌生的生命里程。
一九八三年，我把弟弟从海伦老家接到绥棱读初中。弟弟很聪明，又是共青团员。我想给他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期盼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弟弟从小因为一次感冒患上鼻炎。因为那时生活困难，家里一直没当做一回事，难受了就吃几片正痛片。
到了一九八四年的下半年，弟弟的鼻炎好像有些加重，犯病的频率越来越多。
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我也暗作打算等他放寒假去大医院看个究竟。
我对弟弟的学习要求很严，尽管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平时都不准他看。
一天，他对嫂嫂说："哥哥还说等我放假再去看病，我头疼的太难受了。"
下班回到家里，爱人对我讲述了这件事。我当时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想，健康比学习更重要，当即决定第二天带弟弟去医院看病。
记得我刚接弟弟来绥棱时，曾带弟弟去医院看过医生。因为要采用穿刺的治疗方法，弟弟对疼痛难以承受。于是，医生说："孩子还小，等大点再说吧。"我听了医生的话，就把精力用于督促弟弟的学习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我带着弟弟乘坐火车赶往哈尔滨，到哈医大二院耳鼻喉科门诊就医。
我带了五百多元钱，当时可算作巨款了。心里核计着，给弟弟住院手术一个月足够了。一个月后，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快乐健康的弟弟。
在门诊，医生诊断首先要采集标本进行化验，取样本的过程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守在旁边也伴着割心的痛！
化验结果要等几天才能出来，又赶上八五年元旦，医生们都去休假了。
我和弟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等待化验结果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恨不得把这几天的日历一次翻过。
可能是由于取样本弄成破伤的原因，弟弟的病症越发严重了，他疼痛难忍，脸庞肿胀，眼球都有些突出。我焦虑万分，坐卧不宁。一次次的跑到医院，看到节日中的大夫们有的集体唱歌跳舞，有的忙着采购节日的礼品。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化验结果，就不能进行任何治疗，只好这样煎熬着。
时间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九八五年的元月四日，我心急如焚的一早就赶到了医院，飞步来到病理化验室领取化验结果。迫不及待的看到了恶性淋巴肿瘤几个字。哦！恶性？也就是比良性难治些吧？我心里这样宽慰的想着。怀着极大的期待来到门诊医生身边，等着医生的判决。
看着医生很平静的样子，我紧张的心似乎有些放松，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这时，门诊医生对另一位医生说："Ca，要转院治疗。"
什么Ca？我不懂医生的专业术语，便向医生询问。他告诉说："是鼻咽淋巴癌，要转到省肿瘤医院去治疗。"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简直不肯相信医生的话，犹如五雷轰顶，绝望至极。
我跌跌撞撞回到了小旅馆，回到了可怜的弟弟身边。看着躺在床上还在熟睡中弟弟的面容，我五内俱焚，痛不欲生。我默默流泪，不敢哭出声来。弟弟还小，他还没享受人生最好的时光。如果能够置换，我情愿替弟弟去病，替弟弟承受病痛的折磨！
我轻轻地唤醒弟弟，收拾好行装，带着弟弟精神恍惚地来到了省肿瘤医院。为使弟弟得到医生的精心治疗，我想到了送礼。
那天，我买了一盒香烟，里面塞了二十元钱，忐忑不安地送给了徐医生。可当他发现后，说什么也不要，又强塞到我的手中。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行贿，还没成功。若不是为了弟弟，这种事说什么我也做不出。
徐大夫很理解我的心情，他诚恳地安慰我说："我们会尽力给你弟弟看病的，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你尽管放心。"
同时，他还告诉我："这种病目前还很难治好，尤其在淋巴上，癌细胞很容易随着淋巴系统的循环而转移扩散，存活期最多不过三个月，你弟弟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吧！"
听了徐大夫的话，我有些天晕地转，好像天都塌了下来。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我反而沉着冷静下来。首先想到的还是积极给弟弟治病，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有机会等待奇迹的出现，等待科学家尽早研究出根治癌症的药物和方法。
从那天开始，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采用理疗和化疗交替进行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弟弟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看着弟弟的病情一天天的好转，我真的有些欣喜若狂了。
在给弟弟看病的同时，也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我被提升为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一九八四年十月，局党委又明确我主持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全面工作。
我深知肩上担子的重量，工作好坏也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面对给弟弟治病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让我心力交瘁，只能两者兼顾，合理安排，做到工作治病两不误。在弟弟病情平稳时，让其他弟弟来哈护理，使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安排好站里的工作。
在给弟弟治病近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弟弟们都是在瞒着父母亲的情况下进行的。有苦，我们默默地吃。有泪，我们偷偷地流。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突然发现癌细胞发生了腹部转移。这种情况，虽然医生也曾经有过提示，但在这种担心出现时，还是让我彻底崩溃了。
弟弟病情的恶化，我清醒的意识到留给弟弟的时间不多了。面对毫不知情的弟弟，我没有勇气也不忍心把这一切告诉他。我依然把笑容留给弟弟，把泪留给自己偷偷地流。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为了让弟弟生活的更幸福更舒适，在和医生商量后，我决定把弟弟接回家。在家里给他多吃些可口的饭菜，与父母兄弟共享天伦之乐。
一个多月后，弟弟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不支了，只得就近把弟弟送县医院治疗。
可是，县级医院没有治疗癌症的药物，我只得连夜去哈尔滨买药，回来给弟弟用。
当次日天刚亮时，我赶到了哈尔滨，立即乘车去省肿瘤医院，结果医院这种药物已无库存。我就步行一家一家医院的找，一家一家药材公司的问，可惜都没买到。
买不到药，两手空空而归，就意味着弟弟没有了希望。我抱定一个信念，不买到药就决不回家。
为了查找方便，我多数时间靠步行。为了节约时间，白天到处找药，夜间去车站休息。饿了吃块面包，渴了到饭店找水喝。经过三天两夜，我走遍了道外。南岗和道里三个区的较大医院和药材公司，都一无所获。
其实，在省城我有许多熟人，都是我的上级领导，为了自己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好打扰人家。
就在我几乎绝望时，突然想起林业总医院有个朋友，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了他。
朋友热情接待了我。并对我说有个铁路肿瘤医院他有熟人，可是这家医院不对外，写好一封信让我带着去找熟人试试看。
我立即乘坐公交车经过近两个小时找到了这家医院。
因为这家医院是内部医院，外系统的人根本无法进入。
尽管我心急如焚，还要装出一副很坦然的样子，和门卫套近乎。
在闲谈中，知道门卫是一位退伍军人。因为我也曾当过兵，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他还热情的把我让到门卫室去坐坐。
说来也巧，我刚坐下，就一眼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寄信人是我当教师时的一位女教师，曾经的同事，她后来调到了市里。收信人是她的姐姐，在这家医院当护士长。因为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药房主任，此时正在开会。我想办法请护士长把信转交给了那位药房主任。
到将近中午的时候，药房主任散会后来到门卫室见到我，并把我领进了医院。
他对我说："这两种药我们都有，就是数量不多了，我先给你拿一周的用药，等用完后再来找我。"
真是谢天谢地，弟弟的救命药我终于买到了。我很感激那位药房主任，把他视为我的救星。
遗憾的是当我带着经过千辛万苦买来的药回到绥棱后，弟弟的红血球一直没有恢复到用药的要求，这救命的药只能搁置在一边用不上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弟弟突然说："我的眼睛怎么一阵阵发亮呢？"当时我心里好紧张，感到这是不祥的预兆。到了下午四点零五分，弟弟突然的一阵急促呼吸，安详的离开了我们！
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是哥哥无能，没有挽留住你那年轻的生命！如果能够换回你，哥哥情愿为你去死！
弟弟的离去，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间的生离死别！
我遗憾！遗憾为什么把弟弟管的那么严？让他每天为学习而辛苦？
我遗憾！遗憾为什么不让弟弟多看看电视，尽情看他喜欢的霍元甲和武松，以满足他那少年的心？
我遗憾！遗憾的是弟弟想吃葡萄，但最终也没有给他买到，直到弟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没吃上一粒新鲜的葡萄。
所有所有的遗憾，都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痛！
绥棱，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我曾为她的发展付出过努力，我也曾为她的富足洒过心血。同时，她也是令我最伤心的地方！在这里，我的心碎了！我的泪流干了！
一九八六年，也就是弟弟离去的第二年，我谢绝了局党委已研究通过上报县委晋升我为副局级领导的报请，婉拒了各级领导包括有关省地领导的挽留，毅然离开了绥棱，走向了我新的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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