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读

借读

梅雨停息，江淮大地迅即进入盛夏季节。一夜之间，巢湖北岸的这座古镇，天气变得酷热难耐。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地面，晒得楼前的梧桐树在阵阵升腾的热浪中直打蔫。远处的大楼看起来，就像在蒸汽的缭绕中挣扎颤抖。一条公路穿镇而过，柏油晒得软如橡胶泥，车辆急速驶过，路面发出吱吱的声响。街上的行人骤然减少，熟悉的人们碰面了，匆匆向对方点个头，彼此发泄地说上一句，来诅咒这个让人感觉仿佛在砖窑里被烧透的三伏天。

晌午，有两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敲开了我家楼门，我又惊又喜。一位是我的老母亲，瘦弱的胸脯不断地起伏着，掉牙的瘪嘴气喘吁吁；一位是家乡德高望重的老支书，高高的身板，微微佝偻着脊背，双手不停地用毛巾擦着脸和脖子上的汗珠。两位老人年近八旬，身后还用蛇皮袋带着家乡新鲜的蔬菜瓜果，我赶紧迎进他们。妻热情地为老人打上洗脸水，切开一个大西瓜，我立即打开客厅里的空调，好让两位老人迅速降温驱热。

很快，两位老人被热得烦躁的情绪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沙发椅上落坐，我埋怨地说：“天气这么炎热，你们可是上了年纪的人，五爷您有高血压，妈您有心脏病，坐车四五十里，一旦途中中暑晕倒，这可怎么是好？有什么事还非得要您二老亲自来镇上？你们打个电话，我可以回去的呀。”

“九儿，昨天你五爷来我家和我商量个事，本来想打电话告诉你的，可是，我和你五爷仔细一想，还是亲自来说的好。你放心，我和你五爷这两把老骨头还经得起这几十里的颠簸。”母亲微笑着说。

“家里什么事这么重要？”我问道。

“侄儿呀，这事既不是关于你家的，也不是关于我家的。”五爷说话依然和过去一样目光炯炯，但语气好像有点迟疑。“是关于老好人家的。”

“老好人？”我的神经立刻敏感起来，头脑中浮现出我曾经那么憎恨入骨的一个男人，说话的语气也冷淡下来。“我家后面大院里的老好人？他家什么事？”

“是的。这事儿在你当老师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可对于老好人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情况是这样的。”老支书思索着，望着我说。“老好人家有个儿子，叫大海，在我们乡高中读书，今年参加了高考。大海原来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学习尖子，不幸的是，上半年生病住院三个月，出院后匆忙参加高考。现在成绩出来了，没有达上本科线。老好人夫妻俩心情很沉重，孩子现在整天闷在家里大门不出，看上去神情非常沮丧。大伙儿也为大海这个孩子感到非常惋惜。他家隔壁的吴海智是中学老师，他了解外面学校的情况，就鼓励大海复读或借读一年，和老好人建议大海最好到一所名校借读。这个建议正合老好人夫妻俩的心意。”

“老好人想让我介绍他儿子到我们学校借读？”听了老支书的话，我心中顿时明白了老支书和老母亲的来意。可是，一想到我少年时老好人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事，我便说：“他还好意思请你和我妈来找我给他帮忙？”

“是阿，侄儿。”老支书接着说。“你们学校是县里的名校，如果大海能够来这里借读，那是太好不过了。只是老好人觉得没有脸面直接来找你，便让大海妈到我家商量此事。你也知道，老好人在过去年轻时是做了那些对乡亲们不厚道的事，可是，你老妈也知道，大海是我们这些老街坊看着长大的，从小就很憨厚，脑袋瓜也很灵活。你海智二哥也说了，大海一向品学兼优，这次高考失败是因为生病的影响，如果能够在你们学校高三借读一年，好好复习，他会考上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农家的孩子，想走出一条路不容易，考大学是唯一最好的出路。我昨天和你老妈说了此事，你老妈想了想，也赞同这个想法。”

“可是，老支书，妈，您二老没有忘记老好人过去对您老支书，还有我爸，所做的那些缺德事吧？”我有意识提醒二老冷淡地说。

“说起当年的事，老支书和我怎么会忘记呢？”母亲说着，脸面若有所思。可是，瞬间，母亲那张刻满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又恢复了平常老山羊似的慈善的面容。“九儿呀，苍天在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好人那年春天也被免职了，从此也确实变回老好人了，再也没有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这些年，他家的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夫妻俩起早贪黑，只想在地里抠出几个钱供大海好好读书，希望大海将来能够有个好出息。九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能够为乡里乡亲做点善事，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你的。”

听了母亲的话，我沉思不语。这时，老支书感慨万千地说道：

“要说老好人当年做的那些事，他确实伤害了不少乡里乡亲。不过，那时他也确实很年轻，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当时的红色口号下一心想表现进步，也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一些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全国都在政治运动中，我们县有几十个公社，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都会见到像他这样的人。那是那个时代造的孽啊。时代变迁了，他也变得一直沉默寡言。老好人是初中毕业，肚子里也有点墨水，对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乡亲们相信他也有所认识和悔悟。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上辈的恩恩怨怨就不要带到下辈了，不然，代代相报何时了？侄儿，你教高中的学生，为人师表，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人。你老妈说得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天，你五爷我来卖这张老脸说个情，侄儿你就给个面子吧。”

母亲和五爷的一番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这时妻从厨房出来，说午饭准备好了，让我陪五爷喝几杯。于是，我对二老说：“既然您二老如此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如果我拒绝帮忙，我可就显得心胸狭隘，不明事理了。不过，我得明天向学校领导汇报，是否能够借读，得由校领导研究决定。一有消息，我就给你们打电话。”

两位老人听了，仿佛肩上卸下千金重担，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傍晚，气温稍降，我和妻买些冷饮和补品，送两位老人到汽车站。

晚上，吃罢晚饭，妻说，我们学校每年都招收一些借读生插入应届毕业生班级，她感觉我对两位老人在使缓兵之计。我沉默不语。妻又好奇地问，当年老好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令人痛恨的事？为了让妻能够理解我，我给妻讲述了当年在老家街上所发生的令我痛心难忘的事。

一九七三年秋，我在家乡街上小学三年级读书。一天傍晚，学校放学铃声一响，小学生们像小鸟一样飞出了教室。走街串巷，我和小伙伴们一边嬉闹着，一边谈论着第二天中秋节饭桌上将要出现的“美食”，心中快乐地期待着一顿饱餐。

“我妈说了，明天中午不再吃水煮红薯，让我们米饭吃个够。那香喷喷的白米饭啊！”

“我爸说了，明天买半斤猪肉烧菜，我们终于有机会吃到雪白诱人的大肥肉了。”

“明天我姐和姐夫从县城回来，我妈说他们会带给家里两盒月饼。那个豆沙馅，香甜呢！”

我也很高兴地告诉他们：“我妈说了，明天中午不再吃滥腌菜了，除了炒辣椒白菜，蒸个鸡蛋，还要烧猪血和鱼烧豆腐。”

这个节日我们似乎都盼望了很久很久，第二天就要来临，哪个小伙伴心里不兴奋激动呢？

然而，我那个少年心中简单而又美好的期望却被老好人彻底地毁灭了。

那个傍晚，我回到家，在凳子上写完作业。邻家的大人们都陆陆续续地肩扛着锄头回来了，可我左顾右盼，就是不见爸妈和哥哥放工回家。暮色降临，我只得坐在门口槐树下的青石板上张望着。这时，五婶，老支书的妻子，走过来对我惊慌地说：“九儿，不好了，出大事了。你爸爸被持枪的民兵抓起来了。你妈和你哥正在找支书去说情呢。”

五婶的话把我吓坏了。我急切地问：

“五婶，他们为什么抓我爸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说你爸买花生做生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唉，你爸也不看看风头，胆子也是太大了。”

“他们要把我爸关起来吗？”

“我也不知道呀。”

我提心吊胆地盼望着爸妈快点回家。

夜晚，灰蒙蒙的月亮从树梢升向天空，我终于看见哥哥挽着妈妈的胳膊回来了，他俩的面容焦急万分，黯然神伤。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妈妈开始起火烧晚饭：水煮山芋片。灶火通红，照在妈妈消瘦而焦急的脸面上，这时我发现，妈妈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问妈妈爸爸怎么了，妈妈痛恨地说：“老好人这个坏小子，害了你爸，也害苦了我们这个家。”

深夜，父亲突然敲门回家了，这让焦虑的母亲喜出望外。父亲进门就说：“这次的事多亏了支书，不然我现在肯定还在大队部被关押着。”母亲热好了山芋片，父亲端着饭碗，坐在桌旁长叹一口气，一口也吃不下。父亲气恨地说：“本指望做点生意赚点钱，秋后再向亲戚借一些，年底就能够把五儿的婚事办了。可是现在，生意未做成，花生又被没收，旧债未去，新债又添。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好人这个狗日的。”

父亲的话像严冬的寒雪，冻结了母亲脸上刚刚露出的喜悦，也使得两张沧桑的脸面顿时陷入了愁思。我躺在床上，听着父母在堂屋唉声叹气地说话，大致明白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那天早晨，青阳山的上空微露白色，父亲就出门向村口悄悄地走去。不幸的是，老好人，我们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此时正出来上茅厕，看到父亲肩上扛着扁担，扁担的一头挂着捆好的麻布袋，他立刻猜想，我家曾经做过花生米生意，这个季节有些人家菜地里种的花生也收获了，我父亲起早带着麻布袋悄悄外出，一定是去外地收购花生。此时，他心里暗暗高兴：机会又来了。

他迫不及待地跑到街头大队民兵营长家，将父亲的行踪告密给了民兵营长。营长思忖片刻，便吩咐老好人去通知各个生产队民兵排长立刻到大队部集合开会。会后，根据营长的部署，老好人带着各队排长和一些民兵，在东村口的各个要道持枪埋伏了下来。

傍晚，在血红的残阳下，父亲满头大汗地挑着花生向前匆匆地走着，在进入村口时突然被民兵围上来抓住。父亲一句话未说，只是摇头深深地叹口气，任随民兵把他扭送到大队部。

一到大队部，他们就把父亲关押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命令父亲深刻反省，等候第二天审问处理。就在父亲忧心忡忡时，幸好支书闻讯赶到，了解了情况后，对民兵营长说：“福信家一贫如洗，儿子老三又要娶媳妇，他这样做也是被迫无奈。这次就以教育为主，警告他下不为例，所有的花生都没收。”可营长反驳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书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得不要严肃处理。”

后来，支书晚饭后又回到大队部，见他们坚持要关押父亲，忍不住面露愠色地说：“都是乡里乡亲，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何必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福信是个忠厚人，相信他以后再也不敢有卖花生米的念头了，这事就这样决定，有什么事我来担着。”见此情景，营长无奈地叫老好人悻悻地放了我父亲。

父亲现在回来了，父母亲以为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经济上雪上加霜，可我们一家人至少第二天还可以在一起过个中秋节，这让父母亲忧伤哀愁的心中略微有些安慰。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天刚放亮，天气有些凉意袭人，老好人就带着七八个民兵来到我家门口，凶狠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接着，他们持枪将父亲再次扭送到大队部。

母亲在门口惊吓得不知所措，当场急得又流下了眼泪。情急之下，母亲定神寻思，只有再次去找支书。支书家在我家前排，母亲急忙跑去敲支书家后门。五婶说，刚才有人来家通知，支书到大队部去了。母亲连忙赶到大队部门，远远就看到一些民兵挤在两个窗口静静地向里伸头探望着。母亲到门口向里一瞧，发现几位公社干部端坐在一张大桌旁，营长、大队团委书记、大队会计和老好人坐在墙边的一条长凳上，而支书独自侧身坐在一边，低头闷闷地抽着香烟，整个屋内看起来气氛异常严肃。公社革委会朱主任在用粗哑的嗓子说：

“吴书记，你不要再狡辩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草率地处理了？你平时是怎么学习报纸文件的？难道你不知道吴福信做花生米生意是什么行为吗？他是在搞投机倒把，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是在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革命阵地发起进攻。我要遗憾地说，你身为一名老党员，身为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也经历过历次运动的考验，在这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的时刻，却没有能够坚持原则，竟然袒护吴福信，不顾革命同志的反对，利用职权放走吴福信，我真为你感到痛心啊！为了能够顺利地将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进行到底，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吴松信同志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为了改造思想，从今日起，吴松信同志到公社学习班学习一个月；侯奎同志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免去大队民兵营长职务。鉴于吴新（老好人）同志立场坚定，坚守原则，表现积极，追求上进，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民兵排长吴新同志接任大队民兵营长。至于对吴福信的处理意见，我赞成营长吴新的提议：先和其他几个右派分子游街，然后到学习班关押学习。”

听了革委会主任的话，心力交瘁的母亲顿时瘫软在地。本来焦急的心里又增添了一份愧疚，母亲失声痛哭起来。

也就在那个早晨，天空阴霾，我没有吃早饭就背着书包去上学。还未走到街口，就听到街上传来缓缓的敲锣声“当……当……”。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不少村民端着饭碗好像要看热闹似的，一边向街上匆匆走去，一边说：“快去看啊，快去看啊，有人游街了……”，从我身边急速走过的大人也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等到我跑到街上，我立刻停止了脚步，眼前的情景令我顿时惊呆了：街中心走着一排人，最前面是一个敲锣人和两个背着长枪的民兵开道，最后面是新上任的民兵营长老好人带着几个民兵押阵，而中间是被押的七八个中老年人，他们衣着破旧，神情黯然，一直低头走着，其中一位就是我的父亲。这几个被押的人，每个人胸前都挂着厚厚的木板牌子，上面糊着白纸，白纸上写有醒目的红色的毛笔字，有的写着“特务分子”，有的写着“右派分子”，而我父亲的牌子上写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街道两边站满了村民，有的指指点点，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说说笑笑。

这时，身边光棍二癞子突然幸灾乐祸地指着我大声说：“九儿，快去问问你爸，还敢不敢再卖花生米赚钱了？哈哈哈……”周围的人跟着笑起来。

二癞子的嘲笑使我恨不得变成一阵风，在众人面前能够眨眼间消失。我啐了他一口，拔腿向学校跑去。可当我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立刻围向我，一边拍手，一边连声大声叫道：“投机倒把，游街示众。投机倒把，游街示众……”

我气愤地对他们叫道：“我爸不是投机倒把，我爸不是投机倒把。”

“就是，就是………”，班上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叫起来。“投机倒把，游街示众。投机倒把，游街示众……”

全班同学在围攻嘲笑，孤立的我终于精神崩溃，把头埋在课桌上的胳膊里，忍不住哭泣起来。

中午一放学，我一个人急切地向家走去，闷闷不乐。一路上，家家都在忙着饭菜，屋顶炊烟缭绕，门口阵阵飘香。我心里明白，家家都在快乐地过节了。

回到家，家里冷冷清清的，木板拼凑的饭桌上放着和平日一样的滥腌菜和大白菜。母亲心事重重地端上一大盆水煮山芋，接着给我和哥盛上两个大半碗白米饭。我家好久没有闻到白米饭的香味了，今天母亲做给我们米饭吃，我知道，母亲是在尽力想给我和哥哥一个节日的感受。憨厚的哥哥把他的米饭碗推给母亲，说：“妈，您吃。”母亲用手坚决推回，有些红肿的眼眶又湿润了。

晚上，刚吃过晚饭，街上的四姨来到我家，告诉母亲女方家要退婚。母亲大为吃惊，着急地问为什么。四姨说：“你家土墙草屋，家徒四壁，穷得丁当响，这门婚事女方家本来就答应得很勉强。现在，福信哥想做生意被抓，今天又被游街示众，这件事整个村子两个大队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女方家觉得女儿嫁到你家后，还能在众乡亲面前抬起头吗？”

“她四姨，你福信哥之所以迫不得已这样做也是为了这门婚事呀。你告诉女方家，我们以后决不会再卖花生米了。麻烦你再跑一趟，多美言几句啊。三子已经二十八了，这次婚事不成，以后可就越大越难说成了。”母亲央求道。

“这个话我下午和老余头也说了，可他倔得像头驴，就是听不下去啊。他临走时还撂下了一句话，就是把女儿嫁给一个叫花子，也不会嫁到你家的。”

母亲身体原本就单薄，怎经得住这一天一夜里所发生的这些事的打击，当天晚上又气又急，头疼发烧，终于病倒在床上。

接下来几天里，父亲一边在学习班里老老实实地学习，写检查，一边心中不断地疑问着：那天夜晚，支书已经将父亲的事做主处理了，可是，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革委会主任又来大队亲自处理此事呢？后来支书告诉父亲，他经打听得知，老好人那天晚上不满支书的决定，半夜又跑到公社革委会揭发了父亲和支书。

由于老好人的告发，不仅我家里遭遇到那些不幸，而且我的上学也受到了影响。第二年开春，家里债台高筑，父亲实在是拿不出学费，我不得不辍学两个月。自那以后，每次在村里看到老好人，我心里都痛恨得咬牙切齿。

听了我的叙述，妻也沉思良久，说：“不过，我觉得老妈和五爷说的话也句句在理啊。”

那个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是帮忙，还是不帮忙？两个问题的思索交替地在我头脑里折腾着。等到我最终下决心做出一个决定，看窗外已是明月西坠。

第二天，我给老家打了个电话。

一个月后，秋高气爽，新学期正式开学。一清早，学生们有说有笑地涌入校园，我领着老好人的儿子大海走向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三班级，并且告诉他，静心学习，拼搏一年，如果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告诉我。

寒来暑往，秋天又至，校园里丹桂飘香，学生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纷至沓来，其中有一封是寄给大海的，艳红的信封，上面的寄信地址是：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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