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四川

　　2014年的8月下旬，我去了一趟四川。那是在我两次外出中的一个隙缝之间。在此之前，我刚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去了北戴河、东北三省以及呼伦贝尔和满州里，领略了7月底8月初的东北的风光，领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壮美和已是酷夏里的满州里的温柔的阳光和和风。我从那里回到家之后，因为天气太热，吹空调感冒了，大病了好几天。那几天我浑身疲软，又因家中仅只我一个人，便不思吃喝埋头大睡。还好，大约是在第三天头上吧，我终于有了饿的感觉，便起床来活动。先是做饭，尔后又用电话确定了曾经预约的在9月中旬去新疆旅游的一个团。就这样，一切又都重新复原。
　　
　　我的那次去四川有两个原因。这一是，我对四川的巴人悬棺、剑门栈道、古城阆中以及秀冠天下的峨眉山等等风景名胜倾慕已久；二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
　　
　　好像是在我感冒好了能走动了之后的第四天吧，我应约去参加了一个同事的饭局，席间碰到了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餐桌不大，人也不多，那朋友就坐在我的对面，闲聊中他对我说：“听说你还是很爱玩，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一趟四川？”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我先背了两句很时尚的广告词，随后笑笑说：“虽对巴山蜀水早有心仪，但总觉着找机会难。”其实，我自己知道，这“难”找的“机会”对我来说不过就是能找个同伴，结伴自由行，尽量不参加所谓的旅游团罢了。
　　
　　那天的餐桌上，我和我的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除了聊旅游，自然还聊了一些其他的“蚁民”话题。临了，他把话头又转了回来说，他想去四川玩玩，问我愿不愿结伴。
　　
　　我说当然。
　　
　　我的第二个去四川的缘由，就是为此—为兑现给朋友的诺言。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到四川的第一站是成都。但其实严格地从旅游的角度说起来，我们所到的第一站应该是黄龙和九寨沟，而成都只是我们在四川来回不停地去各个景区时的一个中转落脚站。
　　
　　虽然一路上匆匆忙忙地乘汽车、赶火车，但那天到了成都还是已经晚上八点多快九点了。夜晚的成都火车站并没有想象中的一派灯火辉煌，走在横跨铁路的天桥上，倒感觉车站整体上有些灰暗。正是在这个时候，朋友的电话响起来了，电话里说，他们已在车站广场西边街口的一处立交桥下等着接站。
　　
　　我知道，这大概就是朋友所说的他从网上预订的那家旅行社了，在来时的火车上，朋友已经向我说起过，他为了怕到成都以后天太晚了，又人地生疏，会平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先预订了一家旅行社并参加了一个由他们组织的去黄龙和九寨沟的旅游团，且说好了由他们代订旅馆和来接站。
　　
　　像我和我朋友的这种年纪，要外出玩，恐怕只有和也只能来“参团”了。
　　
　　不过还算好，我们这次所参加的这个团并没有违约，我所担心的那种“关门打狗”的情景终归没有出现。
　　
　　我在上面所说的“关门打狗”的情形，是我原封未动地从一个老板——或叫企业家也行—的口中照搬过来的。有一年，我受聘于家乡的一个镇政府做短暂的文字工作，曾参加了一次招商引资洽谈会。好像该谈的事情都已谈妥了，已经要握手言欢共进晚餐了，可那位被“引资”过来的老板竟突然把脸径直地转向镇领导，说：“现在可是什么都说好了，你们到时候可不能‘关门打狗’，等我们的资金到位了，你们又变卦，所订的条件都不算！”
　　
　　那时候，我对那位老板所谓的“关门打狗”情形很生疏，对那个有点自贬味道的“关门打狗”词儿也很愕然,事后便问起了那位镇领导，他笑笑回答说：“就是把他的钱先诓过来，往后的事由咱们说了算。”
　　
　　停了停他又补充道：“这几年，这种现象不光在招商引资领域里，甚至在许多其他商业活动中，都已经很常见。”
　　
　　那天晚上，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因为那家旅行社还算守规矩，没有把我们“关门打狗”，所以便又和他们再签了去峨眉山和阆中两处景区的合同。
　　
　　待到把签协议、付款以及再去饭馆吃饭等一应杂务办完之后住进旅馆里，十二点了。而按照旅行社的要求，第二天早上，我们还须在五点钟起床，最晚五点半就集合上大巴，去黄龙和九寨沟。
　　
　　“九寨归后不看水”这句广告宣传词，据说是九寨沟所在地区的一位书记翻改了那句“黄山归来不看山”之后叫响的。不过实在地说，那些散落在黄龙和九寨沟的山谷及丛林间的大大小小的湖泊(当地人叫海子)，或晶莹、或碧绿、或橙黄、或湛蓝，的确也称得上是美轮美奂；光是听听那些如“五花海”“珍珠滩”等等海子的名字，就已经足以让你浮想联翩了，可当我离开那片如梦似幻的景区时，却始终觉着有一种怪味骨鲠在胸间。
　　
　　也许是奔波了一天又休息太少了？也许是早上和中午的饭菜不合口？总之，在从黄龙往九寨沟去的路上，在翻越了一座海拔3600多米的大山后，我开始觉得头有些疼，胃也很难受，像是很明显地有了高原反应。我曾到过西藏的日喀则，且在那里住了近10天，似乎也没有过这么厉害的“高反”。再往后，一路上因堵车造成的走走停停，更让我越来越觉着难受，待到了九寨沟刚随团队进了餐厅，我就急步上前忙问那儿的人，有没有可以喝药的开水，得到的回答是：“天已经这么晚了，哪里还会有开水？”再去看看餐桌，居然连一份菜汤都没有，就又问：怎么连份汤也没有？这回回答地更奇怪：“你没听说吗？九寨沟的饭是全世界最难吃的饭。因为我们这儿没条件。”
　　
　　那天在回程的大巴上，我对我的那位朋友发牢骚，说：“如此美丽的环境和如此低劣的服务，这岂不是在浪费旅游资源！”
　　
　　“那你倒错了，”我的那位朋友笑着说。“恐怕你要是再拿些钱出来就会有开水。他们这儿的旅游资源可是硬条件，岂能不用了再挣钱？你没看见吗？这一路过来，素有物产丰饶之誉的成都大平原没有几处在种庄稼，却到处都在‘种房子’，因为‘种房子’更赚钱。”
　　
　　那天晚上，我和我的那位朋友从九寨沟回到成都，天又快到了九点。我们先急急地回到旅馆放好了行李，又匆匆地擦把汗，便来到我们所住旅馆楼下的一家小餐馆。
　　
　　这家餐馆我们刚到成都的那天晚上就来过，算是老乡开的一个小餐馆。我这里所说的“算是老乡”是照眼下社会上很流行的习惯来“算”的，就是在国内无论你是出差、旅游、办私事等等，只要碰到了同一个省的，相互间一定会冠上那个省的省名叫老乡。如此往下再类推，便会直至市或地区以及县。这家餐馆老板的家乡和我们同属一个省，且所在的地区又相邻，“算是老乡”就很自然。而这位“老乡”也很坦诚，又幽默，和他相处起码让人不讨嫌。我记得我们刚来的那天晚上，我就有点打趣似的问他道：“为何把饭店开了这么远？开在自家门口不是更有人缘？”
　　
　　他听罢哈哈地笑起来，说：“你没听说过？世界上最穷的是x国，x国最穷的是xx省，而xx省最穷的地方就是咱那县。在自家门口赚已经很穷了的自家人的钱，还真叫咱抹不开那个脸。”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那晚上约摸在九点半的时候走进了那位“老乡”开的小餐馆。打量了一圈后发现，餐馆里已经没有了客人，只有一个顾员和那位”老乡”老板在收拾餐桌椅，样子像要收工。但看见我们进来了，那“老乡”老板便很快地笑嘻嘻地迎过来，说：“到底还是老乡帮忙，又来照顾生意了。多谢多谢。这会没人了，想要什么尽管点。”
　　
　　““天都恁晚了还给你们添麻烦。”我的那位朋友会说话，他先对那位“老乡”老板客套了一句后又转向我，说：“多点些，改改膳。”
　　
　　“也该解解馋。”我补充道。“九寨沟那两天简直就如同59年过粮食关。”
　　
　　“不客气。”那位“老乡”老板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说。“菜马上好。明天又要去哪儿玩？”
　　
　　“峨眉山。”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那天在天还没亮就到了峨眉山。不过要是严格地说应该是到了峨眉山山脚下的一个汽车站。遵照我们报名的那家旅行社的安排，我们在头一天的晚上就已经住进了峨眉山山脚下的一家小旅社。但据说是每天上山的人都很多，所以为了抢时间，地接导游便在天还没亮就把我们带到了山脚下的那个汽车站。那倒是也真没错。光是排队购票就费了不小的劲，此后再把大家集合起来再排队，是为了去进站候车。那天天也很不巧，从我们迈出旅馆大门起就开始下雨，直到我们挤上那辆开往山上的大巴车，这期间大家一直都在匆匆忙忙且很慌乱地躲雨和排队。车子终于在半山腰的雷洞坪车站停下了，雨也不下了，然后开始准备爬山。说是只有1.5公里3华里的路，但像我和我朋友的这个年纪，等爬到乘缆车的站点时，早已经是汗满身气直喘了。好在我们最终还是乘缆车上了山顶，并从那里饱览了峨眉山。
　　
　　在金顶上再去看峨眉山，简直就是在看一幅正在慢慢展开的海上仙山琼阁的画卷。也许是因为刚刚下了一场雨吧，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在走过万佛顶到金顶的那条小路时，适逢大雾弥漫像潮涌，顷刻间便吞没了四周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了，人仿佛在云海里。待到了金顶上，大雾又正潮水般的舒卷着退下去，露出了漫山的树木青翠欲滴，辽阔的山川一碧如洗，背景一样的天空更亮也更蓝。这些当然都很美丽也很壮观，但更让我震撼的却是峨眉山上的树木。我曾从一份资料上看过，说是峨眉山上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2%。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中国的大山我也去过不少，可据我看那些山很少有像峨眉山这样的，你从山顶上或在行车的途中，除了公路几乎看不到山岩和泥土，它俨然就是一棵树—一棵长满树的山。
　　
　　这，似乎也可以算是峨眉山的又一奇观。
　　
　　从金顶上下去，我们照地接导游的安排，先乘车，尔后在一个叫不上名字且是在露天摆下餐桌的饭店里吃了午饭，又乘电缆车去万年寺。
　　
　　万年寺，传说始建于晋隆安年间，历经多年风雨原建筑已严重损毁，明万历年间修缮后并由皇帝赐现名。万年寺又称普贤寺，据说曾是皇家寺院。
　　
　　我有一个怪习惯。虽说我完全不懂佛，也不全信佛，但每每碰到大一些的寺庙，却总又会进去添柱香，或捐些香火钱。这个习惯起源很早了，仔细想想，大约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吧，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因公出差顺路到了一次九华山。那一天，坐着那个时代的车子摇摇晃晃，门窗叮当直响的大客车从九华山上往下行，在山腰的一个拐弯处，恰遇两个小和尚布衣麻鞋，肩着褡裢正大踏步地下山。这时候车子上有声音响起来了，有人指名道姓的和那两个小和尚打招呼，说：“xx、xx两位师弟，这是要往哪里去？还带着褡裢？”
　　
　　“东海，普陀山。”车下回答道。“去礼佛，还要一路为寺庙化缘。”
　　
　　两个年轻的小和尚清纯、达观、无忧无虑的样子，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再加上在山上的寺庙里所住一晚上的见闻，便对这些寺庙里的僧人能和游客同食粗茶淡饭，安于清贫的情景感慨万端。也因此，我便从此有了个遇上寺院上些香火的怪习惯。
　　
　　但万年寺似乎也很“怪”，不光那几间售卖香火的门店和寺院连着已经像是寺院的商店了，且有一些僧人也在售卖香火，仿佛成了“商贩”。香火的价格更是“怪”且高得离谱。我知道，我的那位朋友没有我的这种“怪习惯”，于是便和他约定：往下的时间里各自随意转转，之后再按照导游的要求一小时后在万年寺门前碰面。说毕，我便独自买了些香火，转身进了寺院。
　　
　　也许是为了游客的方便吧，在寺院的第一进庭院里，设了一座特制的长方形的大香炉，以供进香的游客焚香许愿。万年寺的炷香也很怪，它极为难点，并且想插进香炉也很麻烦。正在我手足无措之际，这时从一侧过来了一个像是当地山民的中年妇女，她一边很客气地帮着我把香点着了，一边还教着我如何把香插进香炉里，让我双手合十去许个愿。就在我按照这位“好心”的妇女所教的方法插香许愿时，却侧目发现她的手中突然有了部相机并在对着我拍照。我便问：“你这是拍什么？”
　　
　　“给你拍几张照片留念。”
　　
　　“我并没有让你拍呀？这拍照要不要钱？”
　　
　　“不贵，20块一张，我给你已经拍了5张。”
　　
　　这时我想起来临到此处时导游曾告诫过我们的，他说这里经常有当地的山民恶买恶卖而引发的斗殴事件，为了寺院的清静，也为了大家的安全，大家要尽量注意少惹些麻烦。
　　
　　我想了想，也是为了不给整个旅游团队找“麻烦”，便对那个中年妇女说：“你别再拍了，不是拍了5张吗？快去把照片拿过来，我付给你钱。”
　　
　　一个小时后，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在万年寺的门前碰了面。我说到此事的时候仍有些愤愤：“这叫干什么？是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还是坑蒙拐骗？以佛的名义赚黑心钱，真不知道，我佛又会有何感！”
　　
　　“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什么又都沾点儿边。”我的那位朋友不无感慨的说：“这大概可以叫‘怪味四川’吧。可现在的中国又有哪个地方不是这样，人的心里只装着钱？”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最后要去的一站是古城阆中。阆中在四川的东北，距离成都300多公里，行程大约需要3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天那家旅行社安排的导游是一个很年青的小姑娘。她在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她姓韦，家在广西梧州。家在广西梧州又姓韦，当是壮族了，不过壮族和汉族好像也不像汉族和藏族，在外形上有可以明显区分的特点。那小姑娘很开朗，也很健谈，几乎有问必答且有时候还能做少许的发挥。路上有人问她，何以千里迢迢的从广西梧州跑到了四川成都？她回答说：“打工哪里还顾得上远近？还不就是为了能挣一碗饭吃？”
　　
　　这倒也是实话。我们家乡的那个县就是远近闻名的“打工县”，有70多万人在全国及世界各地打工。我家隔壁的邻居升迁后搬上了楼，他们原来住的那两间带有厨房的小房子，就被分租给了几户进县城上学的中小学生。那些孩子们的父母自然都是在外地打工了，想来也不会挣有太多的钱，不然不会让这些孩子们拥挤在简陋的房子里，让人看着难免要生出些心酸。而我们那个县的电视台也另为此专门开办了一档栏目，叫：“天下xx人”和“xx人天下”。在那个很时尚的栏目里，外出打工的xx人好象个个都混成了“大老板”，不象这位韦姓的小姑娘所说的只是在为了“挣一碗饭”。
　　
　　那一天，我们就是在那样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阆中。
　　
　　古城阆中坐落在嘉陵江的北岸，它是中国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恒侯祠、贡院、华光楼以及和江西滕王阁同名又齐名的滕王阁等，是它比较著名的古迹景观。而他们自己更为推崇的则是它的民俗文化“风水学”和饮食文化“保宁醋”以及“灯影牛肉”，又叫“张飞牛肉”。
　　
　　那天晚上，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就坐在嘉陵江北岸江边的一家餐馆特别在露天里摆下的餐桌边，闻着满城飘香的“保宁醋”，看着嘉陵江上悠悠飘曳的荷花灯，一边品尝着“灯影牛肉”和“嘉陵江河鱼”，一边畅饮着餐馆老板推介的“金剑南”，度过了算是我们到四川以后自认为最愉快的一天。
　　
　　在阆中的第二天，那个壮族小姑娘导游小韦在吃罢早饭后便给大家排定了时间：先去风水馆，再到贡院，尔后是恒侯祠，最后是华光楼。不拖拉的话十二点之前可以参观完毕，十二点吃中午饭，十二点半后往回返。
　　
　　说实话，我对去风水馆、恒侯祠和华光楼基本上兴趣不大。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家宅又是两间平房且被围在了一大片“贫民窟”一般的平房中，想去讲究“风水”怕也讲究不来。至于恒侯祠和华光楼呢，这一是距今时间太远，其房舍多为仿建；二是那楼不过是牌坊一样的三层门楼，看一眼便一目了然。所以，我较为有些兴趣的还是“贡院”。“贡院”又称“考棚”，是科举时代士子们应试的考场。阆中贡院为三进四合庭式建筑，前院是考场，后院是斋舍，四周都是号房。据说，这处贡院是目前国内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科举”文化遗存，那时候为考取功名的士子们含辛茹苦的努力在此处亦可窥见一斑。
　　
　　那天大约是在上午十点钟吧，我和我的那位朋友以及由导游小韦带领的一个团队，便已开始鱼贯而行地在阆中贡院里观瞻。贡院保存的文献倒也不少，其中尚有一份介绍清代我们家乡状元的资料和一些状元的书法作品，也还算让我们开了眼。眼看着眼前所有的地方都浏览完了，该离开了，却有一位像是贡院工作人员的女同志走到我们的队伍前，说：“还有三楼，那里正在办一个国学讲座，大家伙也该去看看。”
　　
　　但三楼的那个国学“讲座”也实在是很怪诞。在一间约摸能坐30多人的大房子里，上首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位身着白色唐装的中年男人，看模样倒很像是说评书的先生。桌子下方更大的空间里，很随便地放着一些靠背椅和长连椅。说它怪诞是因为，这个国学“讲座”对进到房子里的人是一个一个去“讲”的。那个身着白色唐装的男人用手中的一把纸扇子指到谁，那个人就该站起来，而对站起来的那个人的“讲座”就会立即“开办”。那个白衣男子所讲的，其实应该可以看作是推算，也就是站着的那位旅客目前的家道如何，又该如何去促兴免灾之类。那样子既非是在“算命”，也不像是在“看相”，虽说讲到最后会发给一张像签一样的白纸条让你去隔壁寻求兴家破灾之法，但同“算卦”的区别也很明显。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是在只剩了最后两位的时候才领到了那张纸条的，去到隔壁，先要求填一张表，说明你的愿望，尔后再填上如：你想发达几年，想子女平安几年等等。表一填完让他们收去后就简单了，你接下来就该—如你希望子女平安六年，那么一年交二百，六年就该—交1200块钱。
　　
　　那天上午约摸十点半的时候，我和我的那位朋友走出了贡院。我仍在低头沉思这行为应该算是什么，我的那位朋友似乎已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别想了，这做法，明明白白的是在骗。”
　　
　　那天下午，我们果然如那位导游小姑娘安排的一样，吃了午饭十二点半以后开始往成都返。而我和我的那位朋友都知道，这回回到成都后，就要从那里乘火车离开四川回家了，火车票是从网上订好的，出发的车站是成都火车东站。由于我们是头一次来四川，对成都的情况不很熟，自然要在大巴车上向那位壮族小姑娘打探，我们下了大巴车之后该如何去成都的火车东站？小姑娘仍然是那种十分热情的样子说：“咱们这车回去刚好从成都东站擦个边，你们别担心，到时候我通知你们下车就行了。”
　　
　　那天下午，大约是在四点多钟吧，在大巴车进了成都市区之后不太久，车子便在一处公交车站的站台前停下来，那位小韦姑娘也在前面大声地朝我们招呼道：“那两位大叔，快从这里下车。你们下车后就在这个站台等着，看有872路车过来便坐上去，走两站，就到了成都火车东站。”
　　
　　我和我的那位朋友一边下车一边向小姑娘道着谢，就这样很方便的到了那个公交车候车站。
　　
　　那一刻，候车的人并不多。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站到了那个公交车候车站的前面。但此刻突然听到候车站的另一头有人喊：“有人抢东西了，快拦住他。”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应声回过头，便看见不远处有四五个候车的乘客正围在了一位30多岁的妇女旁边。有人问：
　　
　　“抢了什么？”
　　
　　“项链。”
　　
　　“怎么不去追呢？”
　　
　　“现在还往哪里追？况且追上也枉然。”
　　
　　“去报警吧？”
　　
　　“这种案子，便是报警了，破案恐怕也要十年八年。”
　　
　　“那这么说，这案子就没法了？”
　　
　　“没人去多管。这年头，这就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好猫长成的典范。”
　　
　　那会儿，该已经是快到了下午五点。八月末的下午五点，阳光依然很强烈，有一种灼人感。但站在成都东郊的那个小小的公交候车站上，我感到，我的心在一阵阵的发寒。
　　
　　第二天早上，下雨了，成都火车东站的大雨如注，而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就那样在如注的大雨中离开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