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_历史故事

(作者:秩名)

高振普口述舒云整理原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1期

1976年1月7日,张树迎(周总理卫士)与我商量,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很困难,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轮流来看一看总理。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外,更多的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像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很久没有见到总理了。还有为总理看病的医生、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都想有机会到病房见总理一面。为了不影响总理正常休息,我们决定等总理睡着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可是很不凑巧,这一天,总理整天睁着眼睛,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一直等到深夜12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成第二天再安排,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总理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1月8日,我们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慰然等大夫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脏显示,心跳70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了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全体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近病房( 推荐阅读:性与爱的那点事,更多文章访问WwW.afbbb.Cc),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国,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推荐阅读:老公插女儿真实,更多情感口述故事访问WwW.iqinggan.Cc)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牙科专家打开包时,看到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叫邓大姐“邓姨”。他的父亲也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父亲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父亲。面对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第二天,总理去世的消息向全国广播,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举国同哀。人们涌到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

1月11日下午4时,遗体告别结束后,灵车由北京医院开出,驶向八宝山。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安排为周总理办最后一件事。周总理逝世当天,邓大姐就向党中央提出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保留,撒掉,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我们都哭了,邓大姐克制住悲痛,对我们说:“恩来同志生前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能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晚上7时左右,邓大姐带我们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骨灰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追悼大会结束,但西长安街、西单,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边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运送总理骨灰的车,向总理最后告别。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盒,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紧握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飞临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嘱托。

1月16日9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益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病症,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那花白的头发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挂上条条血丝。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以,汇报了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做。”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逝世,遵照她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里,撒向海河。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的部分骨灰撒在海河里。今天,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周总理的骨灰,只有邓大姐护送,在黑色的夜晚,无声无息地撒掉,那沉闷、压抑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没有撒放邓大姐骨灰的隆重、庄严、肃穆的场面,我那受压抑的心情会伴随我终生。

高振普,男,1938年生于山东省微山县。1954年初中毕业入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结业后留山东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调中央警卫局,1961年任周恩来卫士,1983年任邓颖超警卫秘书。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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