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哀悼日工商局长邵立勇公款旅游被免又复出

哀悼日邵立勇公款旅游惹网民愤怒

　　很多网友称,公款旅游是无罪,但是在全国哀悼日时公款旅游?这是一名身为国家干部该有的作风么?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长。记者查询看到，2008年12月23日，威海市财源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邵立勇已以市工商局副局长职务列入，近日才以局长身份露面。

　　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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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起彼伏的问题官员屡屡“华丽转身”，尔后东山再起，仿佛是一块块丑陋无比的牛皮癣，挥之不去，一再折磨我们的眼睛和神经。如果说审美疲劳让人心理不适的话，那么这样的审丑疲劳则让人心怀抽搐之感了。

　　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关键在于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复出？复出得合理不合理、合程序不合程序、合法不合法？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所称，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遗憾的是，就我们目之所及，一些问题官员的复出属于“三无”复出，这样的复出就间接证验了当初的问责是伪问责，是观赏性问责，这样的问责在问责之初就预设了日后复出的路径，因此这样的问责备就是为了应付汹涌民意，或是做给上级看的。

哀悼日邵立勇公款旅游惹网民愤怒

　　伪问责很可怕，比伪问责更可怕的是，由伪问责而直接衍生的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乃至沦陷。何谓公信力？按照学界观点即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显然，如果政府部门丧失了公信力，就会丧失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就会使民众强烈的挫败感和剥夺感，最终陷入反感和绝望。

　　众所周知，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不该复出的问题官员偏偏能堂皇地复出，直接使公众受到多重的心理创伤。

　　首先，会让公众认为这是“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版。自古以来，庶民心中就有“刑不上大夫”的心理体验，而今依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一些官员出事了，引得民怨沸腾，在民意压力下，相关部门装模作样地问责，但如果问责不痛不痒，尤其是风声一过就让其异地做官，重戴乌纱帽，自然会给人造成当初的所谓问责是伪问责的感觉，传统的“刑不上大夫”又在现实上演了。

　　其次，会让公众产生官官相护、官官相助的印象。一个问题官员旋踵之间就能东山再起，可见其能量非同小可，亦足见其政治资源十分充沛，一个有问题的官员为何能做到这一步，无疑说明其上面有人，其背后有关系，而且会让人相信，官员之间是结成利益联盟的，在诡谲的利益链条上，尽管你这一环节出了问题，但其他环节保证你能尽快修复。

　　最后，会激发公众对官场的连锁的负面想象。连问题官员都能莫名其妙地复出，都存在徇私枉法的可能，这样的问题官员还能秉持公心吗？如果这一次犯错了、违规了，却毫发未爽，问题官员又何以会汲取教训？如果这样的官员大行其道，难免他们不会腐败。

　　哀莫大于心死，伪问责屡屡上演，只会使政府部门丧失了公信力，从而强化公众对官员的抵触心理，这些年，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何缺乏足够的号召力，为何难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为何无直接利益冲突屡屡发生？甚至说为何一些人的“仇官”心理那么严重？说白了，正是与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逐渐丧失有关。

　　温总理曾指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是时候祛除伪问责、重塑政府公信力了，莫再侮辱公众的智商，也不要再低估公众的心理承受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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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立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有关于报道邵立勇的为人处事简介：

　　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推荐阅读:重庆援交，更多情感口述故事访问WwW.iqinggan.Cc)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长。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调任邵立勇不违反规定，看完之后，不知道该如何来描述自己的心情。知别人容易，自知难，那就从网上查查看看邵立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吧。

　　2004年：

　　经查，邵立勇同志在2004年被评为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一共80名，山东4名，邵立勇是其中之一，时任滨州市工商局局长。

　　2008年：

　　经查，邵立勇同志是个无视中央有关规定，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的国家干部。

　　2009年：

　　经查，邵立勇同志胜任威海市工商局局长，是个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基层建设年”和“行风建设年”活动为中心，以“讲文明、筑和谐、促发展”为主题，以“转变观念、提升素质、优化形象”为重点，不断加强队伍建设，转变工作作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创建“规范有序、廉洁高效、团结创新、和谐美好”的文明机关的好局长。

　　邵立勇同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邓公的三落三起成为美谈，不知道邵公的官场俯卧撑会留下千古芳名还是遗世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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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于邵立勇复出风暴的相关新闻阅读：

　　被免后，隔几天就爆出的带“病”复出丑闻，使看上去严厉的问责风暴变成了滑稽的“带病复出风暴”。借着地震周年祭翻出的带“病”复出丑闻是：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被免职后，竟以比灾区重建快得多的速度带“病”复出，半年后就履新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如今已以局长身份露面。

　　已猜想到网民和媒体是怎样发现邵立勇的复出的，原想借地震周年祭的由头，看看那些命运受地震影响的人一年后的生活变化，无意中却发现了邵带“病”复出的轨迹：本以为邵的仕途会因地震而大受影响，没想到人家活得滋润、风光得很，官场命运未受任何影响，只不过在复出的旋转门中挪了个位置异地为官罢了。

　　于是，像以往一样，公众习惯地追问“这样的人为何能带病复出”、“这样的伪问责有何威慑效果”，当地习惯地回应“调任不违反规定”，当事人习惯性地保持沉默。估计结果也是习惯性地不了了之，至多在舆论压力下撤销任命，再给邵换个隐蔽性更强的“马甲”。

　　又有许多人借此反思问责制的弊病，反思问责制留下了无数的制度后门和漏洞，供官员金蝉脱壳。这些批评都对，不过我觉得，邵的带“病”复出关键在于问责的情绪化上，是一起典型的情绪化问责导致的带“病”复出。

　　什么是情绪化问责呢？就是问责不是依据制度行事，而是顺着某种情绪。问责不是依据法律和错误大小，而是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或有没有刺激某个领导的情绪，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触动某种情绪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代———情绪化问责最大的弊病就是，问责因一时的情绪所生，当过了这种情绪的时候，问责就不存在了，被问责者就能瞒着公众金蝉脱壳带“病”复出。

　　对邵立勇的问责，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问责。媒体的描述是，邵立勇因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而被免职———这透着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这种描述说明，如果邵立勇是在平时滥用纳税人的钱财去游山玩水，在公款旅游见惯不怪的语境中，是根本不会受到这种严惩的。可他竟然在地震哀悼日这个国家遭受大灾难、举国为遇难者哀悼的日子里，撞到全国人民情绪的枪口上，不被严惩才怪。有关部门对邵的通批，也带着十足的情绪化用词：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组织公款旅游。

　　也就是说，邵被撤职，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其公款旅游，而在于“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按理说，“哀悼日期间”仅表明一种恶劣程度，问责的核心还应在公款旅游，无论其是不是在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都要受到惩处。把“全国哀悼日”置于问责的核心，就是一种情绪化问责：触犯了领导的情绪，触犯了全国人民的情绪，所以受到问责。

　　可情绪是靠不住的，情绪总会过去，因“全国哀悼日”的情绪，问责了不合时宜公款旅游的邵立勇，当哀悼过去、地震过去、情绪过去的时候，因情绪而生的问责自然也就还原了。

　　由于问责并非是建立在“因为你公款旅游了，所以你必须受到严惩”之上的制度化、法治化问责，在那个特殊的情绪下作出的特殊问责，那种偶然性、个案性、情绪化、谁碰上枪口谁倒霉的问责，必然只是迎合某种情绪的伪问责，被问责者的复出也几乎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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