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夫妇”:情路上的悲欢

  确切地说,没有施煜民帮助,记者很难接触到哈尔滨市同性恋这个群体,因为即便你知道了身边的某个人是同性恋者,也仅仅限于“知道”而已,你不会获得再进一步的信息了。在施煜民的引荐下,记者见到了老川和小清这对同性恋“夫妻”。目前他们在哈尔滨市经营一家酒吧,酒吧消费人群以同性恋者为主。

  很难想象40多岁的老川有过的痛苦经历:有过传统的异性婚姻,成了一个女孩的父亲,又挣扎着摆脱掉“丈夫”这个角色,开始了自己的同性恋生活。三年前,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两个男人组建了一个“家庭”,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采访中,老川从自己的钱夹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记者,就像一个普通男人给别人炫耀自己漂亮的女友一样。老川说这算是他俩的“结婚照”,两人坐在家里的床上,用相机自拍的。老川和小清的“日子”开始于三年前。小清来自五常,曾经是老川酒吧里的服务员,比老川小10岁。

  他像常人一样顺利又平静地成长为一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也与旁人没什么两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与前妻从恋爱到离婚好像从没有什么激情,他一直以为“平平淡淡才是真”,过日子就这样。直到1995年,他给一家夜总会做司仪时,接触了前来“走台”的一批同性恋者,生活彻底改变了。

  “我的感情好像是山洪爆发一样,一下子就不能自拔了。我越来越迷恋这些人。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那家夜总会,我也离开了,没有他们,我觉得自己一点工作热情也没有。我曾经试图摆脱同性恋对我的困扰,但不论怎么努力也没用。那时我越来越讨厌我的家庭生活,到后来就是和妻子一个桌上吃饭都受不了,过年我都想尽各种办法说自己在外地,逃避那顿年夜饭。”

  与前妻离婚后,老川开始经营一家小酒吧,也许是因为本身是同性恋者,不知不觉他的小酒吧成了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

  小清与老川不同,从记事时起他就觉得自己和别的男孩不同。什么跳墙、上房这些小男孩们热衷的游戏从来就提不起他的兴趣,踢毽子、跳绳这些女孩儿的游戏他一直都是村里的“第一”。小清的舞跳得也好,他给记者看了一张初中时演出的照片,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小清说他从来就对女性没有过冲动,他认为这“毛病”是从娘胎带来的。

  小清最痛苦的时候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还不到20岁村里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父母也开始催促他早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对女人“绝缘”的他只好选择了外出打工的方式从家里走出来,在哈尔滨一家酒店当传菜员。期间,他结识了酒店的保安陈明,陈长得高高大大,喜欢保护弱者,小清自然就成了保护对象。他对陈明的依恋越来越深,但是陈明并不是同性恋者,后来他对小清下了“最后通牒”———立即辞职离开酒店,否则他就要把这个秘密公开。后来认识了老川,于是,他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老川说,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1993年哈尔滨出现的第一个同性恋酒吧就叫“飘吧”。老川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永远是‘飘’的感觉。“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倾诉对象,得有人给你分担,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异性恋绝对是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代替的。”老川和小清心里都有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老川和小清的“婚礼”是在酒吧里举行的,前来庆祝的无疑都是“圈里人”。“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老川的个别的老同学,邻居的一对年轻夫妻,省疾控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圈子里的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三年来他们和普普通通的夫妻一样,有甜甜蜜蜜,有激烈争执,“除了性取向不同,我们和所有的夫妻一样,包括爱孩子。小清从没见过我的女儿,但是他常常看孩子的照片,他常给我女儿买吃的、买文具,然后催促我给孩子送去。”

  结束这次特殊的访谈时,记者按小崔主持的打法,让老川和小清每人说最后一句话。

  老川说:“比起过去被划定为道德败坏、流氓,我们应该算是赶上了好时候,至少还有个酒吧可以坐坐,有个隐秘的家可以避避风雨,我们最需要的是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因为我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小清说:“同性恋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给我们一方生存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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