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小姨子的悲剧婚姻
追溯陈独秀动荡的一生,和他相伴的四个女人中,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爱上发妻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并冲破世俗枷锁,抵达他内心最为憧憬的婚姻自主的民主之境。
与潮女一见钟情
见到高君曼,是陈独秀1903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后。这个被清政府叱为“康党”、“乱党”、“革命党”的异端分子,眼下正在报上连续发表《恶俗篇》论,尖锐批评“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旧婚姻习俗。
陈独秀和发妻高晓岚的包办婚姻,早因二人价值观不同名存实亡。遇到不得不相对时,两人要么形同陌路,要么大吵大闹。家,已非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
就在陈独秀的婚姻最难堪时,高家来了个意外之客——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由于和妻子关系恶化,陈独秀对高家亲戚并不上心。但高君曼却不打算被一代才子无视,见陈独秀从书房出来,她立马笑盈盈地说:“姐夫,你在报上的大作,小女多有拜读,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节赐教?”
几句话说得分寸得当、修养不凡,既摆明自己并非不读书不知天下事的愚妇,也表露了对陈独秀的敬重和欣赏。陈独秀闻言不禁抬眼看向高君曼,活泼俊秀的新女性跃入眼帘,他内心一动:“请到书房里谈吧。”
书房一叙变成愉悦长谈,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小姨妹是高父续弦所生,热爱文学、见识开阔,两人从诗词歌赋聊到行游见闻,从社会责任说到男女婚恋,大有相逢恨晚之感。高君曼总有理由约陈独秀见面聊天。聊多了,风言风语就紧随而来。但思想前卫、举止洒脱的潮女毫不在意,严词抨击封建观念的陈独秀更是乐得与打破束缚的新女性交往,谁也不愿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
继父陈衍庶曾以“退继”相逼,不料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遗产,封建家庭的任何干预都无济于事。面对众人的非难和陈高两家的指责,离经叛道的二人凭着坚决“自由恋爱”的倔劲儿,感情反而急速升温,陈独秀干脆以留学日本为名带上高君曼私奔,从此形影不离。
老死不相往来
1909年冬,归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在西子湖畔结为伉俪。喜新厌旧的不伦之恋,在“众数”嘴里成了“有伤风化”,只有在“少数”眼里是侠胆温情的壮举。陈高两家一怒之下跟他们断绝了关系。但在婚姻自主与爱情甜蜜的巨大喜悦中,二人却享受了毕生中最安然自得的时光。高君曼常伴随时任陆军小学堂教习的丈夫走访友人,过着“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的半隐居生活。
高君曼很喜欢这种彼此交心、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只是陈独秀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并未因这场幸福的结合而减轻,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让陈独秀刚过完初婚的蜜月期,就携妻走南闯北、屡遇风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却忙着办报、演讲,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并推动“五四”运动爆发。家中之事,他已鲜于过问。高君曼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同时,也竭尽所能力挺丈夫的革命事业。但动荡、艰苦的生活轻易就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当时近乎于绝症的肺结核,整日不停咯血。高君曼并不后悔爱上“重事业、轻家庭”的革命家,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来到此地谋生。延年和乔年二子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却睡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作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看不过,也怕落得刻薄继子的恶名,便要求把二子接到家中食宿,不想陈独秀坚决不允。
一天,高君曼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来当说客。陈独秀依然冥顽不灵,反而冲高君曼大发脾气,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见陈独秀不近人情到如此地步,一场口舌之争在所难免。自幼娇生惯养的高二小姐哪里受得逆来之气,吵到后来,二人竟动了手。
此后,高君曼虽陪丈夫渡过事业上种种难关,甚至在1920年陈独秀参与组织建党活动时陪他进过班房,但陈独秀的执拗终让二人渐行渐远。1925年,高君曼彻底心灰意冷,带着一双儿女黯然移居南京,老死不相往来。
不幸何其相似
高君曼离开后不久,陈独秀的地下情人也随之曝光。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公务繁忙,常因胃病出入医院,和主治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高君曼一走,二人就公开过起同居生活。远在南京的高君曼闻讯怨恨难平,怒不可遏地斥责陈独秀“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姐姐高晓岚,又坑害了她高君曼。至此了断对陈独秀的念想。
1930年,高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为姐姐奔丧,却接连遭遇陈高两家的冷眼。孤立无援的她彻底被击垮,不仅咯血病加剧,又患上子宫癌,次年病殒南京。时逢大革命失败第四年,陈独秀早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为躲避蒋介石的悬赏通缉,陈独秀不得已易名王坦甫隐居上海贫民区,根本无法到南京为高君曼料理后事,就连高君曼葬在哪里,他也无从知晓。
直到1992年,孙女陈祯祥从香港到南京,几经周折找到祖母高君曼在清凉山乱葬丛内60年无人祭扫的旧墓,世人才得知这个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女性的安息之处。陈独秀断送政治生涯后,施芝英并未像高君曼一般,伴随其渡过难关,而是迅速与他脱离关系,嫁与他人。
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清贫独居的寒士,万般落魄之际,又迎来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春天,和同楼的潘兰珍成为忘年交。陈独秀的新思想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潘小姐,他们最终冲破30岁的年龄之差正式结婚。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为不牵连爱妻,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
1932年,陈独秀遭谢立功、费侠出卖被捕,潘兰珍得知丈夫是大革命家陈独秀后,更觉没有误托终身,无怨无悔地为他送了5年牢饭。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辗转流亡的窘迫日子里,潘兰珍始终陪伴左右。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江津病逝,弥留时他对妻子说:“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也许此时,陈独秀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
也许,伴随陈独秀走完人生的潘兰珍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在陈独秀并不懂珍惜家庭时嫁给他的高家姐妹。尽管一个是掠夺者,一个是被掠夺者,姐妹俩的命运却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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