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二篇：我成了公家人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二篇：我成了“公家人”
　　
　　第二天一大早，听到姆妈在轻声喊我，我急忙爬了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她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香喷喷的蛋炒饭，饭上面还放着几条自家腌制的萝卜条。看见我吃蛋炒饭，弟弟健民不干了，他也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哭着嚷：“我也要吃蛋炒饭，我也要吃蛋炒饭。”姆妈对他说：“健伢子，乖，哥哥大现在是‘公家人’，要出去工作赚钱了，等哥哥大赚了钱，买好多好多鸡蛋回来，姆妈天天让你吃蛋炒饭。”
　　
　　我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完饭。姆妈帮我理了理衣服，拿出一个兰布小包袱，说：“寿伢子，你的换洗衣服姆妈都帮你包在里面了。缺什么东西就回家来拿。”姆妈牵着我的手，一直将我送出小巷口。我走了好远，就要拐弯了，回头一看，姆妈还站在那里没有走。
　　
　　我来到老地方，父亲不在，那位南下同志可是早就来了，他将我带到不远处的另一栋楼房，进了一间屋，里面坐着一位女同志，正在低头写字。他对那位女同志说：“小陈，这小鬼的被服领来了吗？”女同志瞟了我一眼，笑着回答说：“领来了。只是衣、裤都没有小号的，他穿肯定大了一点。”这时我才看到一张木椅上放着一顶帽子，两套衣服，下面还有一床棉被，都是灰色平布做成的。紧接着，女同志拿起一套衣服让我穿上，衣袖、裤腿果然都长出了一大节。她哈哈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才忍住笑说：“经理您瞧，他这一身打扮，像不像一个小木偶？”南下同志忍俊不禁地也笑了起来，但立即轻轻地咳了一声，接着说：“确实是大了一点，那就请你帮他改一改。我还要去开个会，先走了。”回头又对我说：“小鬼，改好了衣服，中午跟小陈同志一起去食堂吃饭，下午到我那里来。”说完这句话，他忙不迭地起身走了。
　　
　　女同志笑嘻嘻地对我说：“经理让我给你改衣服，咱哪有那技术？这不就是将衣袖、裤腿剪短些，再将边边缝好，能凑合穿就行了，过去我也是这样穿的。你说行吗？”说完这句话，她仍然是笑容满面地瞧着我。我连忙点头说：“行。行。行。”女同志在那衣袖、裤腿长出的地方用剪刀剪出个小口子，然后让我脱下来，她将那长出的一节剪掉，一边同我说着话，一边就动手缝了起来。
　　
　　从谈话中，我知道了，让我去当通讯员的那位南下同志是衡阳县贸易公司郝经理，女英雄刘胡兰的同乡。难怪我昨天一说起刘胡兰，他挺高兴的。女同志也是山西人，姓陈，在县府办公室工作。她还告诉我说：“小王，你现在参加了革命，这就好比是买票上了一趟车。今后千万记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莫像那次我坐车经过一个大站时，见很多人下去了，我也就跟着下去瞧一瞧，可能是我走得远了一点，火车再开时响起的铃声我没有听到，就被甩下了，后来受了好多罪……”
　　
　　我就这样参加了工作，也就是小陈同志说的“上了这趟火车”。可那时候，我连一张“招工表”也没有填。是父亲替我填的？抑或是郝经理帮我填的？或者那时候参加工作根本就不用填招工表？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给郝经理扫扫地，打打开水，有时出去替他送送信。他还拿来毛笔、本子，让我闲下来的时候练毛笔字。
　　
　　日子就像湘江河里的流水，一天一天悄悄地流走了。那时候，县里的首长们跟我这个刚参加工作才几天的通讯员一个样，大家都是“供给制”。被子、衣服由公家统一发，生活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115斤大米，再按照《新湖南报》上当月1日刊登出来的大米单价折算成钱，扣除上个月每人应分摊的伙食费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发给个人的“津贴费”。我不会喝酒，更不会抽烟，除了买一管牙膏，一块洗衣服的肥皂，最大的消费就是去外面送信时，偶尔花上200元钱（也就是后来新币的2分钱）在小摊子上买一只“麻圆”（裹上红糖和芝麻的油炸糯米粉团子），一边走着一边吃，那味道真是棒极了！我每个月的津贴费就都有点小节余，全部拿回去交给姆妈。可经理就不一样了，他偶尔想喝点小酒，有时还要来上1000元钱（新币1角钱）的花生米；他还要抽5000元（新币5角钱）一包（50支）的“大生产”牌香烟，这样一来，每个月的津贴费捉襟见肘，就不够花了。一次，我用自己的津贴费，在外面的小烟摊上，给他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谁让你去买的烟？赶快退回去！”
　　
　　如今我坐在电脑前，在键盘上面敲打着过去的那些故事，我也就想起了郝经理当年教我打“驳壳枪”时说的：射击的第一要领就是“三点成一线”。我这一生的三个“点”，先是亲爱的姆妈给了我人身，让我有了枪标尺上的那个“缺口”；然后是抗日流亡路上那独特的环境，让我接受了姆妈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接受的那种教会学校的教育，这就好比是枪的“准星”；再后来就是好人郝守财，让我当了他的通讯员，他的以身作则，让我知道了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路，这就是人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