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梦生花友天下生活感悟

初到德国时，有一位学日耳曼语言学的德国学生经常找我聊天。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世界语言的发展，为了让我有机会了解一些详情，他还特意将一本题为《世界语言演变》的书借给我。可惜那时我专心于自己的医学本科，只是草草地翻阅了那本书，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了。虽然如此，其中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世界上的众多语言就像一座宏伟大厦里的很多神秘的房间，每间房间都充满着自己特有的、令人惊讶的风采。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自己的母语，那就等于他这辈子只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间小房间，兴许会偶尔走过其它房间，却永远没有机会去领略其它房间里面的布置、装饰、风格、神秘和精彩，那将是人生何等之憾事！”

回想过去，语言和我似乎颇有缘分……

我五岁那年春节，正好是曾祖母的七十七岁生日，爷爷奶奶带着我回安徽休宁老家住了三个月。对爷爷奶奶来说，那是故地重游，而对我来说那是追根寻源。只可惜我当时年幼，很多细节都无法追究了。不管怎么样，在我的心里，那次“寻源之旅”是我毕生第一次凭直观感受学习“外语”的旅程。

休宁话，是吴越语系中徽州方言的一个分支。据说徽州方言属于安徽省最难懂的土语群，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土著方言。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经在《徽州方言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在我已经研究的几种方言里，徽州话可算是够复杂的了。在我没到徽州以前，我总觉得各县各乡的差别不过是声调的高低罢了，但是实际的现象，非但县与县之间是截然两种方言，就是一个县里各乡的音有时候也非分成两个系统不可”。相对其它安徽方言，休宁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元素，并有一种在句子中连读变调的发音特征，和同属于吴越语系的上海话有显著差别。

爷爷奶奶抗战时期逃难到上海后，在沪生活了近六十年，他们说的上海话可以算十分纯真了，但如果没有外人，他们俩总是习惯用休宁话说悄悄话，所以我从小就听惯了他们讲的休宁话，尽管自己不会说，但基本上能听懂他们的对话。虽然如此，那次初到休宁时曾祖母和当地村民说的话我还是完全听不懂，那时我才感到爷爷奶奶讲的已经是“上海化的”休宁话了，当地人的休宁话对我来说可以算一门“外语”。当然，我毕竟已经有听休宁话的基础，所以一两个星期后我就能听懂当地人说的休宁话了，而且很快就能流利地说休宁话，与村民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了。

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那年我跟爷爷奶奶从休宁回到上海，在楼梯底下就大声叫喊：姆嫲…姆嫲…，一口休宁口音。当妈妈问我在休宁的经历时，我居然口如悬河地用休宁话向她述说，妈妈一点都听不懂，还需要爷爷奶奶帮我“翻译”。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慢慢地恢复了自己原来的“上海话水平”。

也许年幼时与“多种语言”（上海话，休宁话，浦东土话，普通话）接触的经验已经给我以后在欧洲能顺利地学好其它一些欧洲语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德语是我最系统地学过的一门外语。让我感到十分幸运的是，那时我们的德语老师都是从德国歌德学院来的，运用了一种特殊的、很有效的语言教授方法，他们并没有让我们像其他学外语的中国学生那么艰苦地去死记硬背那些“主语、动词、宾语、状语”等等的语法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让我们像自己小时候学休宁话一样，凭感觉来学德语。

开始时，强化式地学德语，每天接触的都是德语，德语课文、德语歌曲、德语电影、德语对话，每天起码要学一百多个新词汇，以至于夜里做梦时所有的梦人都只会说德语；以后，自己对德语慢慢地熟悉了，白天也不用那么紧张地去学了，自然而然地夜里的梦人重新恢复用汉语来交谈。以后，我们很快地学会了用德语朗读、对话，并用德语听专业课。再以后，我的德语慢慢地达到了得心应手的水平，甚至可以用德语来思考问题了。让我惊讶的是，随着德语应用的随心所欲，夜里的梦人也开始自由自在地掺杂对话，有时汉语提问，德语回答；有时德语提问，汉语回答。于是，至少在我的梦中，汉语和德语这两间房间好像没有了门锁，没有了先前的天然屏障，梦人可以“天马行空，挥洒自如”了……

德语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汉语语法“十分简单”，而德语语法“十分复杂”，可是我一直没有觉得“复杂”等于“困难”。记得当时我对同学说过：“我们既然有聪明才智去学会那么多复杂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原理，这一点点语法规则算不了什么！”。总的来说，我本人一直偏爱和热衷于那种“小时候学休宁语”以及歌德学院式的“凭感觉”学语言的方式。每次接触一种新的语言，我都会没完没了地听别人说话，听电台，听电视，听电影，与别人交谈，慢慢地去“体会”这种语言，从内心来“感觉”这种语言，然后渐渐地去“悟出”其中的一些“内在规律”。当自己有了“感觉”以后，我就去找一本语法书，看一看书里是怎么解释我“悟出”的那些“内在规律”，有时我也会发现一些自己“尚未悟出”的规律。这样一来，我也算大概地学会了这种语言。虽然如此，在很多语言里，包括德语，我还是时不时地感到一种“自己没有感觉”的无奈……

举例说，很多语言都有一种语法概念叫做「性」(Gender)，它是对名词的一种分类。德语有三种性：「阳性」(Masculine Gender)、「阴性」(Feminine Gender）和「中性」(Neuter Gender)。顾名思义，性这种语法概念可以跟自然界的性别有关，因此德语中，"Mann" (男人）属于阳性，”Frau" (女人）属于阴性，”Kind" (小孩 ）属于中性。可是，从总体上来说，「性」作为语法现象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并没有真正的逻辑规律。比如在德语中，”Sonne" (太阳）属于阴性，而”Mond" (月亮）属于阳性；但在法语中，"soleil" (太阳）是阳性，而“luna” (月亮）却是阴性。这也意味着，在学习具有「性」的语言时，我们只能逐一死记每个名词所属的「性」。

我虽然自认“语感”不错，却对这些没有逻辑规律的现象“没有感觉”，所以在学德语时只能违背自己的初衷，无奈地、硬着头皮去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可是在内心却一直隐藏着一种抵触，其结果是：每次德语考试我的分数从未超过“良＋”……

到了欧洲以后，我一直想系统地了解一下世界语言的发展史，也特别想知道汉语在世界语言之林的位置。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时，我为此专门到日耳曼语系旁听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一些课程，从那时起也开始对语言类型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开学后第一节课，那位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以下这段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同语言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呢？专家们的估计是几千种语言。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这些不同语言的特征并通过这些特征而对其进行分类，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了解人类语言的本质。

我开这门课就是为了与大家一起探讨语言类型学一些研究结果。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强调一点：所有至今被研究过的民族，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发展完善的语言。无论一个民族的文化多么’原始’，其语言的复杂程度其实跟那些所谓’文明国家’的语言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大家要记住：虽然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很多地区性的区别，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类型的语言，却不存在所谓’原始’或者’先进’的语言。”

以后，他又点明了过去语言研究的很多曲径和偏见：

“在语言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他们认为生物界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和语言，也就是说：人类语言也处于一种汰弱留强的竞争态势中，语言有优有劣，某些语言之所以成为强势语言，是因为它们比其它语言更为合理，更为优越。

与之对立的是「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这种思想认为所有人类语言都具有平等地位。我们既不应歧视、也不应吹捧任何语言。每个语言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一部分简单，则另一部分复杂，各有千秋，难以评断孰优孰劣。

语言类型学的宗旨就是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共识，它不仅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有关不同语言的有趣知识，而且也会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平等」、「文化多样性」的真正意义。”

远在19世纪初期，德国的语言学家施列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72～1829）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就已经通过一些语言表达的特征将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分为分析型语言（Analytic Language）和综合型语言（Synthetic Language）。它们之间的关键差别是：１）在分析语只有单一的“词素”，没有、或少有“复合词”（Compound Word），而综合语中有大量的“复合词”。２）分析语不对语素进行变化，而是以语序表示文法关系。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以下三大分类型：

屈折型语言(Inflectional Language）：这是综合语的一种分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词形的变化（即屈折）来表示语法关系，而且往往一个词尾可以表示几个语法意义，如时态、动态、人称、语气等。现代的德语、英语、法语、希腊语以及大多数的印欧语系语言、阿拉伯语以及古代的拉丁语都属于这种语言类型。

粘着型语言(Agglutinative Language)：这是综合语的另一种具有词形变化的分类。粘着语通过在名词、动词等词根粘加上不同的词尾来表达语法功能，但是一个词尾只能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日语、韩语、芬兰语、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泰米尔语等都为典型的粘着语。斯瓦希里语、德语、世界语和缅甸语等也部分地被认为有粘着语的性质。

孤立型语言(Isolating Language)：是分析语的一种分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实词通常不用词形变化作为语法标志，而且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表明。现代的汉语、壮语、苗语、彝语、越南语、缅甸语、马来语等都属于这种语言类型，其中越南语是最典型的孤立语。

听了一些课以后，我对汉语的地位还是心存怀疑，为此专门去找那位教授面谈，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按照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主要靠词汇的次序来表明意思。那孤立型语言，包括汉语到底有没有语法呢？”

他听了我的问话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很有意思，在您之前，很多中国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解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一切语言结构规则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让听者或读者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言者或笔者的原意。广义的来说，语法是指任意自然语言中控制子句、词组以及单词等结构的规则。在各个语言中，这些规律可以全然不同，但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都是合理和正确的。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手段本身就十分多样化，可以包含很多具体的语法（Grammar）、句法（Syntax）和词法（Morphology）的手段，都属于广义的语法范畴”

我好像不满意他的回答：“我同意您的观点，可是汉语……”

他又笑着回答：“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从综合型语言的角度来说，汉语确实缺乏「词缀」、「内部屈折」以及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等等众多的词法手段，但汉语用其它手段来解决了这些问题。举例说，汉语没有专门表达「时」的词法形式，可是汉语有丰富的句法手段来表达「现在」、「过去」、「将来」等时间。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说，综合型语言采用的“时态形式”是一种“直接的词法手段”，而汉语采用的“词汇形式”则是一种“迂迴的句法手段（Periphrastic）。它们在表示时间概念的方法上虽手法不一，却各有千秋”

他又继续说：“再比如「格」(Case），这是一种处理多名词句子的词法手段。当一个句子包含多个名词时，这些名词可以不顾它们在句子里的次序，只通过使用不同的「格词尾」(Case Ending）来标示其不同的语法功能。而汉语用名词在句法中的次序来标示这些语法功能，这可以算一种简练的句法手段吧！”

我急忙插嘴说：“用「格」来处理多名词确实可以使句子的次序更灵活一些。不过对于说汉语的中国人来说，德语的四个「格」就让人头疼，那拉丁语的六个「格」就更复杂了……”

他又笑着说：“纵观世界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的「格」的数目比拉丁语多得多，芬兰语有15个「格」，匈牙利语有17个「格」，而塔巴萨兰语 （Tabassaran，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更有53个格！您听到了一定觉得这一切万分复杂吧？！——其实，在很多语言中「格」作为词法手段，并不纯粹都被用来表达「语法功能」，有些也起着十分平常的虚词或介词的作用。因此我们作跨语言的比较研究，不能迷信某一种特定的语法、句法或词法手段，不能把我们欧洲人熟悉的、起源于拉丁语的手段看作是“正宗的”，应该将所有的语言手段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保持足够的感情距离，才能用科学的眼光去欣赏众多语言如何巧妙地用各自特有的手段来表达思想，最后使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自己的母语的发展，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系统地学过德语，却从来没有学过德语翻译，所以要在汉语和德语间翻译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奇怪，既然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两种语言，那翻译就是将一句话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又有何难？当然，在日常生活中，随便地翻译一些对话，确实不难，可是要准确地翻译一些有文化、文学或者专业水平的文献，要使读者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笔者的思维原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自己在笔记中记下的一段话：“语言是思想的唯一表达方式。思维的方式决定了语言的表达，而语言的结构也决定了思维的轨道，约束了思想的驰骋”

在欧洲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汉语和欧洲语言的结构区别，希望能够理解，这种语言结构的区别如何决定了我们在思维逻辑上的区别。我发现，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卡尔大帝（德语：Karl I der Große，公元742-814年）就曾经这么说过：“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无独有偶，洪堡也说过：“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上世纪创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种基本思路：“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些理论依然只是假说，在历史上也颇有争议，但现在已经被基本认可，据说此假说已被列入台湾高中公民教科书。

对此问题，我曾经听到过语言学家博格迪特斯基（Lera Boroditsky）讲的一段故事：

“在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城西边，一个叫做波姆普劳（Pormpuraaw）的原住民小部落里，我让站在身旁的5岁小女孩指出北方，她毫不迟疑，准确无误地指了出来。我用指南针核实了一下：她是对的！后来回到斯坦福大学演讲，我向听众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些听众都是杰出的学者，是各类科学和天才奖项的得主，有些人已经在这间屋子里听了40多年的演讲。我请他们闭上双眼，然后指出哪边是北。很多人无法回答，因为他们找不着北。而那些用手指了方向的人则是先想了一会儿，然后指什么方向的都有。我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在莫斯科、伦敦和北京重复过这个测试，结果都一样。

为什么很多杰出学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一位5岁的小女孩却能够轻易做到呢？答案是：该部落所用的语言——库塔语（Kuuk Thaayorre）中，没有“左、右”这类描述相对空间位置的词汇，而只有“东、西、南、北”这类描述绝对位置的词汇。使用具有类似特点的语言的人，都具有在陌生环境中迅速辨认方向的能力”。

她的结论是：不同语言可以赋予语言的使用者不同的认知能力！

我在网上也读到过语言学家吕叔湘对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和汉英语翻译的一段形象的描写：“如果你翻译一本英语小说，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也许可以马上把它译做’表弟’，后来发现他是女性，就改做’表妹’；后来又发现她年纪比主人公大，又改做’表姐’，再翻下去又发现她还比主人公长一辈，又改做’远房姨妈’，再后来又发现她不是主人公母亲一边的亲戚而是他父亲一边的，又只好改做’远房姑妈’。其实这也靠不住，她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远房婶娘’。如果这位“cousin”在书里只是昙花一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父系母系、年长年幼、辈分性别，全然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主人公的“cousin”，你把他翻成什么好呢？在这种情况下，伍光建老先生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表亲’，可以勉强对付一气，管住了四分之三：母系的全部，父系的一半。可是再一想，既然辈分、性别等等全都不知道，那就翻成’表姐’或’表弟’也都不能算错。”

反过来说，如何才能合理地将汉语中错综复杂的亲属称呼翻译成英语呢？“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曾开玩笑似地作过以下的“典范翻译”：“表妹你好！”翻译成英语：“Good morning, my female-cousin-on-mother’s-or-paternal-aunt’s-side-younger-than-myself!”。但愿英语读者读后可以准确无误地理解笔者的意思，当然这本英语译本自然要比原本厚得多！

虽然这些都是十分特殊的例子，有些地方也不免有些牵强，但它至少从语言的角度对比了英国人和中国人对亲戚关系的不同重视。中国人将亲属关系很有条理地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几大系统，然后汉语就用各种称呼编织了一张特定族群的亲属制度所产生的文化符号之网，这种称呼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的标签，更决定了人们对族群中的不同亲属的态度和行为。

对此，美国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年）作了以下的总结：“尽管语言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别，然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任何思想都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语言的差别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对某一种思想熟悉到一定的程度，或关注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需要造出一个专门的单词或语言手段来表达这种思想”，所以真正的“身临其境”的翻译，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其次才是“语言表达的翻译”，不理解这一点，翻译的结果虽对句子大意的交流无大碍，但充其量只能是“达其意而乏其神”。

在斯德哥尔摩时，一位同事邀请我到他家在周围一座小岛上的度假屋去度假。很凑巧的是，他父亲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系的Ｌ教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闲聊时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Ｌ教授突然对我说：“您一定认识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

于是，他从书架上拿出自己的多年藏书，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年）的生平以及他对汉语研究的贡献：

高本汉在年轻时就立志要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汉语。1909年他在瑞典完成学士课程后，因为找不到学汉语的机会，专程到俄国的圣彼得堡跟着伊万诺夫教授（A．I．Ivanov）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来他得到了瑞典基金会的一笔奖学金，于1910年3月起程到了中国，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迅速地掌握汉语口语和常用汉字，达到可以独立外出的程度。随后他就列出详细的调查问题表，开始进行系统的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考证。

1911年，在正处于封建帝制崩溃、社会混乱时期的中国北方，高本汉打扮成读书人的样子，带着仆人走访了北京、太原以及周围的许多地方，不仅收集到丰富的方言资料，还写了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报道，刊登在瑞典的《新闻日报》上。在中国逗留了两年以后，奖学金已经用完，他就靠在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教授法语和英语谋生，并且继续自己的材料收集和考证工作。

那时，大多数欧美的汉学家们的兴趣都集中在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高本汉却对被人认为枯燥而且缺乏吸引力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情有独钟。在中国的几年内，高本汉努力收集材料，对二十四种方言进行了记录考察，其中包括：北京话、山西八种、甘肃三种、陕西三种、河南三种、南京方言等１９种属北方官话系统的方言，然后他继续南下，收集了代表吴越方言的上海话、代表闽方言的福州话、代表粤方言的广州话以及汉语借字的日语、越南语读音材料。另外，他还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九种方言的发音。然后，他利用现代实验语音学方法和语言结构分析法，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方法，对比性地分析了汉语各种方言、日语、越南语的语音，开创了现代中国音韵学研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用一套字母注音的方法对古音做描写，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反切法，又将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最终重新“复原”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

回到欧洲以后，高本汉继续有目的地、一心一意地规划和从事他的汉学研究工作。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20年版的《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原始汉语是屈折语》（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的重要论文，文中他用很多收集的资料证明：上古汉语的人物代名词曾经有过变格（屈折变化）的痕迹。另一方面，他认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并构拟出13组复辅音出来。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汉语中的屈折和派生问题发表了文章，最后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断定：属于分析孤立型语言的现代汉语是从属于综合屈折型语言的上古汉语逐渐演变过来的。

除此以外，高本汉也对古籍考证、辨伪非常有兴趣，撰写了《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接着又发表《中国古籍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1929）。以后，他根据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词语的性质和古籍内部的语法特征对古籍做出判断，发现真伪之间的差异。他还撰写了《诗经研究》、《老子韵考》、《汉语词类》、《颂诗韵考》等重要文献……

听着Ｌ教授津津有味地向我演示和叙述高本汉的“丰功伟绩”，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位出生在北欧的瑞典学者竟然花了毕生的精力一丝不苟地去研究一种遥远的、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语言，并且竟然能用横向对比的方式“复原”了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的上古和中古汉语的语音（现在网上流传的古汉语模拟发音都起源于高本汉的“复原”研究），实在让我感叹不已以及对他由衷的敬佩！

Ｌ教授是文学专家，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向他请教：“高本汉提出：现代汉语很可能是从综合屈折型的上古汉语向分析孤立型语言演变而来的。这个观点我第一次听说，我感到很好奇，简直不敢相信。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Ｌ教授微笑地看着我，缓缓地思考了一番，然后回答：“我是日耳曼语的专家，不是汉学家，所以不能作专业定论。据我所知，现在学术界都认为高本汉的很多观点都很有见解，值得现代的汉学家继续探讨和证实。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套有机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在演变速度和方向上有一些区别而已”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就我比较熟悉的英语而言，它原本和德语一样属于日耳曼语系，所以中古英语和德语一样复杂，有众多的屈折语的语法变化。公元1066年左右，法国的诺曼底大公入侵并且征服了大不列颠，这次征服改变了英格兰的走向，减弱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加深了欧洲大陆对英格兰的影响，也改变了英格兰的文化。在此同时，诺曼底的征服也将很多属于罗马语系法语的因素带进了英语，使得中古英语出现了很多跳跃性的、远离日耳曼语的变化。现代的英语虽然还是屈折语，但语言的屈折化很低，相比其他经典屈折语如拉丁语、俄语、德语丧失了很多格变、性变化和大量动词的变位等等语法形式。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英语已经在慢慢地削弱了其屈折语的成分，而逐渐地增加了很多孤立语的成分！”

听到这里我插了一句话：“我本人也觉得，英语的语法比德语的语法要简单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德语开始难，学会语法以后就不那么难了；而英语相反，开始学的时候很容易，可是要真正掌握英语，就不那么容易了……”

Ｌ教授又微笑地回答我：“我以为您的感觉是有道理的，很多外国人都这么说。现代英语缺乏很多严格的词法规律，而用得最多的语法标记是词缀甚至是虚词（比如：in，off 这类的介词）。而英语的真正难点乃在于其异常丰富的「习语」(Idiom)。英语的「习语」包括「短语动词」(Phrasal Verb：”turn down"、"come round")、「短语介词」(Phrasal Preposition：”up to"、"by way of”）等，以至我们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英语「习语」的数目，可见其数目之庞大。如要掌握地道的英语，学习这些众多的「习语」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许就是英语入门容易，精通难的原因吧！”

听到这里，我赞成地点了点头。

Ｌ教授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笑着说：“我本人不是汉学家，所以不敢妄言，但据我说知，汉语里也有很多的「习语」，其中四字而成的「成语」佔了其中绝大多数，跟英语比较也不遑多让吧？！不仅仅如此，英语和汉语的发音规则都颇为复杂，汉语有四声，英语则有大量的元辅音，一般看到文字后没法猜发音；学汉语时必须背下许多字的发音，而在英语中许多同样的元辅音组合在不同的单词中发音完全不一样，都让初学者头疼，对吗？”

我急忙赞成地点头，也很庆幸自己又学到了很多知识。

Ｌ教授又开玩笑地说：“现在已经有人庸人忧天，担心有一天英语会演变成像汉语那样的孤立语式语言……”

Ｌ教授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我也想乘此机会向他提一个自己思考已久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所写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用自己的母语写的。如果作者的母语是汉语，或者印度的一个方言、越南、柬埔寨、马来语等等一些在欧洲以至在世界上不很普及的语言，那您们如何能保证合理地、公平地去评价这些作品呢？”

Ｌ教授微笑地看着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文学奖和其它诺贝尔奖确实不同，因为文学是书写下的语言，其中有很多文化概念以及语言特性和技巧，很难用统一的、客观的，甚至科学的尺码来衡量，所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首先鼓励很多同母语的学者去推荐作品。其次，我们也参照这些作品的英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的翻译版来最后评判这些作品”

听到这里我又插嘴：“按照您的思路，一篇作品翻译文版的优秀程度很有可能会影响这篇作品给评选委员会留下的整个印象，对吗？”

他肯定地回答说：“起码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翻译一篇作品，虽然不应该改变原著的本意，但决不是简单地将其内容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是一种重新创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篇新作品……”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忍不住好奇地问：“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一篇作品的翻译版可能比这篇作品的原著更有文学价值？”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历史上有很多此类的例子！”

我又忍不住了：“那么……我是想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有没有一位获奖者——（也）因为他作品的翻译版而得奖？！”

他似乎有些犹豫，缓缓地思考了一番，然后回答说：“这个问题尖锐而棘手——不过——我——可以这么说，确实有些作品，特别是那些用不常见语言写的作品，是因为它的翻译版而引起了大众，包括评选委员会的注意，所以翻译版绝对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请您原谅，我不能更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好像已经理解了他的话中之话，笑着点了点头，不再追究了……

最后，我自言自语地感叹道：“看来优秀的翻译不仅仅是机械性地转换词典里的词汇，而是思维转换性的分析和文化概念的重新创作，只有当你对两种语言、文化和社会有同样、至少是类似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胜任……”

小时候，我曾经读到过一些报道或故事，里面描写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兼善多能，才华横溢，精通十多国的语言……”，读了以后我总是从内心对他们充满敬佩，盼望自己将来也有机会，像他们一样，学一点外国语言……

几十年后，我深感命运待我不薄，成全了语言与我的一段缘分，让我从年轻时候起就有机会，在世界语言这座宏伟大厦里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奇趣之旅，时不时地有机会去悄悄地一睹大厦内一些房间的别致风光……

每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扇房门，用一种好奇的视角去观察里面全新的一切，总会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或许看到一幅新画，或许读到一行妙句，或许听到一丝美音，都会令我兴奋不已，急迫地想知道自己还会看到怎样的画面……

无意中远离了一间房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曾经领略了一些充满异国风味的只言片语。可惜在好奇和兴奋中，我好像遗忘了自己进屋时的原意，似乎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想干什么。如果有人问我，你精通几国语言？我可能无言相答，因为我不明白怎么才算“精通”，不清楚自己学会了多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忘记了多少。我心中唯存的是一种百端交集，感激命运赐予自己诸多机会，让我在这座大厦里的几间房间走马观花……

每当自己从一次奇趣的语言之旅回来之后，我都会期待那夜深人静的到来，盼望在那甜蜜的梦乡里与梦人的重逢，急躁地等待他们演示的新语感，他们的言语仿佛都是自己心弦上跳动的音符，娓娓奏出我心中的咏叹调……

也许还会有那么一天，他们带着我，再次走出自己的小屋，继续穿梭在那座宏伟的大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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