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中的母亲
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那天清晨六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被完全剃光了，露出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身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
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晚上。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她的话断续不连贯，意思不大好懂。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慢慢复苏。
清晨奔到医院，在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妈妈粗哑低沉地复述了我的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她却固执地重复强调：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时嘴边常冒出许多文言句子。
探望她的亲友问她话，她又反问：为何？问她感觉怎样？她回答：甚感幸福。这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恢复正常，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纠正她，她又狡辩：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她的思维却像在空中悠然飘忽。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有几天我感冒，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来，笑着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医生陪她去做CT，经过小花园时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有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大病初愈脑中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感激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在住院几个月后，她竟然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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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被完全剃光了，露出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身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
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晚上。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她的话断续不连贯，意思不大好懂。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慢慢复苏。
清晨奔到医院，在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妈妈粗哑低沉地复述了我的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她却固执地重复强调：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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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来，笑着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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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有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大病初愈脑中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感激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在住院几个月后，她竟然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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