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我的母亲上了两天学,认识三个字(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被在当坊管账的外公拿着竹棍咆哮着赶出了学校。她生于1917年,死于2002年。在大半个世纪里,她经历了民族危亡、朝代更换、时局动荡、国家兴衰的历史变革。在那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中,我的母亲能随遇而安,不卑不亢做人。而且在她身上显示出了的非凡的毅力和善良的道德品质。她是个高明的舵手,才使得我的家庭像一叶小舟,飘摇在狂风巨浪之中始终不致于沉没,才使得这叶小舟没有被时代的漩涡卷入深渊。
17岁时,她庆幸要走出她葛朗台父亲的统治,带着少女的纯真梦想和憧憬嫁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在庐江城李三丰家做学徒的朝俸。
母亲过门不久,日本人进南京了,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我父亲决心投身报国,弃商从戎。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道理,她默默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满眼是泪。后来她白天在田地里死命地劳作,夜晚躺在床上,时时被恶梦惊醒,她怕父亲在战场上一去不归。
不久,来自南京的消息,父亲遇机会考上黄埔军校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期间,母亲除了承担普通男人挑禾担麦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新寡的弟媳及其全家。
后来由于时事变迁和家庭变故,我的父亲解甲归农。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全部靠借高利贷过日子。几年间共欠贷18石大米(当时借米定期为1石加1石,1斗加1斗),一直到土改时还未还清。
母亲一共生了多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第一次怀孕是在父亲离开后不久,由于过度操劳而导致流产。有一个妹妹是在58年夏天,她出生6天时父亲被捕了,连续108天没雨,母亲在月子里便和正常人一样挑水抗旱。妹妹没人照料而饿死。另一个妹妹出生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家中粒米无炊,当时连借粮要饭也不能,会被视为有意闹粮食恐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所以当她出世时,母亲便带着哭红的眼睛将她活活捂死,父亲也因没能力养活她而懊恼地要自杀,这次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我的母亲是爱我们的。时常,她把南瓜藤上不结瓜的假花摘下来,和点米面粉做成花糊,来慰劳我们,而她自己,却用田野里竹叶草的根充饥。有一次,我看到白白嫩嫩的竹叶草根,嚷着要吃,谁知道烧熟后的草根却是又苦又涩,没办法嚼碎。日子艰难地挨着,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绝境处缝生。母亲在那遍地饿孚,人人自危的困难时期,她是敢于与生死作较量、作周旋的能手。
有次大家饿了一天,刚从食堂里领回来全家五口人的口粮(仅二斤大米),大家当然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正好一个远房舅舅蹿进门来,母亲毫无顾忌地把这些米全倒进锅里,立刻香味溢满屋子,他饱餐一顿,而我们全家两天粒米未沾。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宽厚。
我家里门前有棵上了年纪的老粟树,有龙一般鳞甲的皮肤,每年都一层层地脱落和生长,粗糙、凹凸的躯干是雷鸣电闪、烈日冰霜所侵袭的印证。大跃进年代,为了炼钢铁,漫山遍野的砍伐队来了,远近的庄子上树木被砍尽杀绝,唯有这棵我家门前的老粟树幸存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曾声泪俱下地向木匠求情,放过这棵古树。当砍伐队长来的时候,木匠开始表演了,他拿着斧头故意在树上敲了几下,说:“声音咚咚响,树心烂了,里面全空,不能作料了。里面烂了,不能作燃料。”砍伐队长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类似这样救古树的事,我的母亲又何止一次两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邻居们也常颂扬我那善良的母亲,在抓壮丁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利用在外当军官的父亲身份,在我的家里窝藏着一些青壮年劳力,让他们逃过劫难。
58年大跃进开始了,到处是用绳子拴在一起逮捕的犯人。母亲忧心忡忡,因为父亲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果然在“棵两”运动中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捕后,生产队不让我上学,要上工,挣工分养活家人。母亲急得团团转,暗地里哭过多次。晚上,母亲辗转反侧,叹息不止。突然,她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去了姓陶的队长家。她跪在他面前说,“我儿子的关节疼,不能干体力活,他老子是反革命,不关儿子事,求您让我儿子读书吧。”然后叫我用破布包扎在膝盖处,装着一跛一跛的样子走路。为了让我读书,母亲混在一群男人当中,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翻山越岭,去老龙洞挑运铁矿石。回到家她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编织草帽,以积攒我的学费。终于我考取了泉水中学。她又动员开明的奶奶卖掉了老人一生仅有的一点财富——棺木,为我买了一双胶鞋、一支钢笔和一把算盘.
去泉水中学读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和弟妹。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母亲,担心她裹着的小脚能否跟得上别人的步伐。一个初冬的傍晚,我逃学回家看母亲,阴沉的天空像要把整个大地吞没,枯草在瑟瑟寒风中抖动,树叶摇曳枝头,发出凄凉的哀鸣。在路上,我突然迎面碰到背着三弟的母亲,她苦笑着对我说,“儿子,妈妈去鲁班塘修水库,你要好好学习。奶奶在家里。”回到家中,生病躺在床上的奶奶告诉我,“孙子,你妈带着弟弟修水库了,临走前两夜没合眼,为了腌两缸萝卜和白菜,怕我们雨雪封门没吃的。”我的心头如刀割一般难受,我哭了很久.
第二天,我匆匆返校,又特地路过水库,想再看一眼母亲,突然见到人群中间跪着一个赤着身子的人,有个工头一样的人手拿皮鞭,正用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听旁边人说是误了工,我吓坏了,心中默默祈祷母亲不能受这样虐待。正在万分焦急之时,一个远房的姑父跑过来对我说,母亲平时为人做好事,现在被安排在食堂里做饭,我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头年初冬去水库工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家的,整整五个月里,她不止一次在夜里一个人摸着黑路赶回家,帮卧床不起的奶奶洗衣换被,整理零乱不堪的家。每次回来她都要忙上一夜不合眼,又在天亮以前赶回工地。母亲是冒着赤身浇冷水、罚跪被打的危险啊!那时的母亲已经瘦得像纸人一样,整个身子像霜后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奶奶卧床不起已几个月了,母亲一放工回家就要料理病榻上的奶奶。临终前的奶奶,用细微的声音对妈妈说:“儿呀,你是好媳妇、好儿子,娘对不起你,这些年都苦了你,我死后会保佑你的。”她把平时舍不得穿的紫布棉袄留给了母亲,喘着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翘起自己的小脚,看着妈妈给她做的一双紫红色布鞋,满意的对妈妈说:“我这样走了,就没什么遗憾了。”奶奶临终前不曾提到远在劳改不能给她送终的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当然是怕母亲伤心。她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母亲知道她饿了很久,意会言传,急忙到几里以外一个小烧烤店买来一小盆牛肉(那时没有猪肉,到处都有死牛)。奶奶一生从不吃牛肉,然而临终前为了母亲,她吃了。
1961年,食堂开始解散了。在一个午收的傍晚,我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眼见天渐渐地黑下来,乌云像潮水一样翻滚、汹涌,远近山川树木被黑暗吞没,蜷缩在角落里的弟妹们都瑟瑟发抖,我找不到母亲。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我猛地冲出门,拼命呼喊母亲,任倾盆大雨倾泻着,我扑向前面的小树林。母亲,你在哪里?一道雷电闪过,我看见有个黑影在蠕动,母亲在这时候瘫倒在滂沱大雨中。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上前抱起母亲,背到肩上,她几乎奄奄一息。雨,像发疯的野兽挡住我们的去路,周围黑得像锅底一样,仅凭一道电光闪过,我才能向前挪动几步。突然一个踉跄,我们同时滚进齐腰深的水沟里。一种求生的本能让我再次背起母亲,而当我的母亲躺到床上时,已经不能说话,手却指着自己腰间紧裹着的半途拾来的几大把麦穗……
1961年夏天,父亲终于刑满释放,我们兄妹也都长大了不少,一家人似乎缺月初圆。母亲终于靠在这个“反革命”男人的肩头,短暂的歇息,几乎让她昏迷过去。但时局总是阴暗不定,转眼又是一场惊涛骇浪。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家推向又一个苦难的深渊。我的母亲,自嫁到王家来之时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当我32岁失去妻子的时候,我那最大只有6岁,最小才1岁的三个孩子都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喂养,浆洗缝补,抚育他们长大成人。母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她仍不辍劳作,刷锅、洗碗、做饭、带孩子。她真正象一只老蚕,吐尽最后一口丝,便羽化成仙了。
我只有在母亲身边,才有一种依托和安适感,哪怕受了委屈和不顺心的事,即使能在她身边叹上一口气,心中也就无比轻松、舒畅和欣慰。现在她去了,我感觉失去了依赖,也失去了我叹气的地方,只剩下梦醒时脸旁滚落的泪珠……
我的亲爱的母亲,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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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来自南京的消息,父亲遇机会考上黄埔军校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期间,母亲除了承担普通男人挑禾担麦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新寡的弟媳及其全家。
后来由于时事变迁和家庭变故,我的父亲解甲归农。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全部靠借高利贷过日子。几年间共欠贷18石大米(当时借米定期为1石加1石,1斗加1斗),一直到土改时还未还清。
母亲一共生了多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第一次怀孕是在父亲离开后不久,由于过度操劳而导致流产。有一个妹妹是在58年夏天,她出生6天时父亲被捕了,连续108天没雨,母亲在月子里便和正常人一样挑水抗旱。妹妹没人照料而饿死。另一个妹妹出生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家中粒米无炊,当时连借粮要饭也不能,会被视为有意闹粮食恐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所以当她出世时,母亲便带着哭红的眼睛将她活活捂死,父亲也因没能力养活她而懊恼地要自杀,这次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我的母亲是爱我们的。时常,她把南瓜藤上不结瓜的假花摘下来,和点米面粉做成花糊,来慰劳我们,而她自己,却用田野里竹叶草的根充饥。有一次,我看到白白嫩嫩的竹叶草根,嚷着要吃,谁知道烧熟后的草根却是又苦又涩,没办法嚼碎。日子艰难地挨着,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绝境处缝生。母亲在那遍地饿孚,人人自危的困难时期,她是敢于与生死作较量、作周旋的能手。
有次大家饿了一天,刚从食堂里领回来全家五口人的口粮(仅二斤大米),大家当然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正好一个远房舅舅蹿进门来,母亲毫无顾忌地把这些米全倒进锅里,立刻香味溢满屋子,他饱餐一顿,而我们全家两天粒米未沾。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宽厚。
我家里门前有棵上了年纪的老粟树,有龙一般鳞甲的皮肤,每年都一层层地脱落和生长,粗糙、凹凸的躯干是雷鸣电闪、烈日冰霜所侵袭的印证。大跃进年代,为了炼钢铁,漫山遍野的砍伐队来了,远近的庄子上树木被砍尽杀绝,唯有这棵我家门前的老粟树幸存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曾声泪俱下地向木匠求情,放过这棵古树。当砍伐队长来的时候,木匠开始表演了,他拿着斧头故意在树上敲了几下,说:“声音咚咚响,树心烂了,里面全空,不能作料了。里面烂了,不能作燃料。”砍伐队长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类似这样救古树的事,我的母亲又何止一次两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邻居们也常颂扬我那善良的母亲,在抓壮丁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利用在外当军官的父亲身份,在我的家里窝藏着一些青壮年劳力,让他们逃过劫难。
58年大跃进开始了,到处是用绳子拴在一起逮捕的犯人。母亲忧心忡忡,因为父亲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果然在“棵两”运动中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捕后,生产队不让我上学,要上工,挣工分养活家人。母亲急得团团转,暗地里哭过多次。晚上,母亲辗转反侧,叹息不止。突然,她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去了姓陶的队长家。她跪在他面前说,“我儿子的关节疼,不能干体力活,他老子是反革命,不关儿子事,求您让我儿子读书吧。”然后叫我用破布包扎在膝盖处,装着一跛一跛的样子走路。为了让我读书,母亲混在一群男人当中,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翻山越岭,去老龙洞挑运铁矿石。回到家她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编织草帽,以积攒我的学费。终于我考取了泉水中学。她又动员开明的奶奶卖掉了老人一生仅有的一点财富——棺木,为我买了一双胶鞋、一支钢笔和一把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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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卧床不起已几个月了,母亲一放工回家就要料理病榻上的奶奶。临终前的奶奶,用细微的声音对妈妈说:“儿呀,你是好媳妇、好儿子,娘对不起你,这些年都苦了你,我死后会保佑你的。”她把平时舍不得穿的紫布棉袄留给了母亲,喘着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翘起自己的小脚,看着妈妈给她做的一双紫红色布鞋,满意的对妈妈说:“我这样走了,就没什么遗憾了。”奶奶临终前不曾提到远在劳改不能给她送终的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当然是怕母亲伤心。她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母亲知道她饿了很久,意会言传,急忙到几里以外一个小烧烤店买来一小盆牛肉(那时没有猪肉,到处都有死牛)。奶奶一生从不吃牛肉,然而临终前为了母亲,她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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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夏天,父亲终于刑满释放,我们兄妹也都长大了不少,一家人似乎缺月初圆。母亲终于靠在这个“反革命”男人的肩头,短暂的歇息,几乎让她昏迷过去。但时局总是阴暗不定,转眼又是一场惊涛骇浪。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家推向又一个苦难的深渊。我的母亲,自嫁到王家来之时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当我32岁失去妻子的时候,我那最大只有6岁,最小才1岁的三个孩子都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喂养,浆洗缝补,抚育他们长大成人。母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她仍不辍劳作,刷锅、洗碗、做饭、带孩子。她真正象一只老蚕,吐尽最后一口丝,便羽化成仙了。
我只有在母亲身边,才有一种依托和安适感,哪怕受了委屈和不顺心的事,即使能在她身边叹上一口气,心中也就无比轻松、舒畅和欣慰。现在她去了,我感觉失去了依赖,也失去了我叹气的地方,只剩下梦醒时脸旁滚落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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