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灯光
对面的灯光熄了，表嫂走了！
从我的封闭阳台向下看，对面楼最下层的一个窗户里时或有黄色的白炽灯的灯光亮起。这在日光灯等现代灯具普及的本城来说，已属罕见了。间或一个瘦小的老妇人的身影，偶尔在窗口挪动。那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姐，我的亲姑姑的唯一儿子，我的大表哥姜永恩的遗孀。从我一记事，就叫她姜大嫂，叫了四十多年。直至老人家仙逝，我才知道她叫吕桂芹。
小时候，在老宅的西下屋住着一户姓姜的人家。奶奶让我管这家的老夫人叫三姑，管这家的男主人叫三姑夫。可是在我印象中，三姑夫是一个已经躺在炕上的老头了。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亲戚关系，真到成年之后我才明白。
爷爷一个破落的商人，在我的亲奶奶之前有过一位夫人，留有几个女儿。至于具体几个我也说不清楚。从我叫三姑来看，至少我应该有三位没有见过面的姑姑。我小时候一直叫三姑的那位老人，也已于七八年前，以八十多岁高龄驾鹤西归了。这位老人虽然也同我一个姓，可是她并不是我的亲姑姑。是我的那个三姑夫的续弦。可是老人对我非常呵护。我在家里受委屈时，常常跑到老人那寻求些心里安慰。成人后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一下老人，可是老人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撒手人寰了。老人家叫王春媛，娘家是辽宁大连一带的名门望族。至今在沈阳还有娘家子侄。小时候我还曾给老人写过信封。现在已经不记得老人的亲戚叫什么，在什么地方了。老人生前识几个字，爱听收音机。靠字典能勉强看点报纸什么的。由于生于大家，常常看戏，从戏中学了不少历史知识。小时候我常常被老人的故事迷住。自己工作后，稍稍有了点积蓄，就想买一台收音机送给老，把老人那个用布条捆着的旧收音机替换下来。那是自己多次为老人修过的一台旧晶体管收音机。有的电子原件都是用胶带缠在电路板上的，一动就不响了，要敲一敲才能对付听。老人年退休于吉林市制帽厂。可是赶上那个劳动贬值的年代，常常连几个活命的“劳保”都领不回来。小时候我曾想，要是我长大了挣钱一定给三姑买点东西。
后妈难当呀！这位三姑进姜家门时，我的亲三姑已经谢世。当时大表哥姜永恩还没有成人，是老人一手把表哥带大的。三姑夫姜鸿信本来有着很出色的成衣手艺。可是好赌博，常常输得精光，让债主上门要赌债。具我的亲奶奶讲，我的那个亲姑姑在时，三姑夫就好赌，爷爷曾经为他还过不少赌债。到了后来，后面这个三姑进门，家道败落，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大概后面这个三姑就是那时到制帽厂上班的。也是这位三姑把三姑夫伺候走的。
老人的不幸还不只是生活的艰辛，因为当年表嫂与姜大表哥搞对象时，这个作继母的三姑见表嫂瘦小，怕将来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反对过表嫂与表哥的婚事。可是表哥坚持，她这个作继母的也没有办法。表嫂没有文化，不识字，难免心胸狭隘。因为这种事与这个婆婆耿耿于怀一辈子。几乎一辈子没有与这个婆婆正面说过话。可是表嫂毕竟是个纯朴的农家妇女，嘴上是没有什么好听的。可是有什么好吃的还是让儿子给这个她不喜欢的婆婆送过去。幸运的是她这个继任婆婆是个罕见的心胸宽广的老太太。老人整天听广播，心思都在国家大事上，根本不与这个没有文化的媳妇计较。
表嫂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她瘦弱矮小。虽然表哥是个高级钳工，工资也不低了。可是他赶上了一个劳动贬值的时代，加上四个儿子花销越来越大，表嫂便到表哥工作的水泥厂干起搬运工来。从火车上卸水泥装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比她的体重还重，可是她硬是挺着干到把四个儿子都养大成人。
表哥、表嫂都退休了。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能满足四个儿子成家的需要。于是表哥只好受雇于一家化公司，凭他的钳工手艺也还能挣几个象样的工钱，来为儿子们成家立业。可是正象劳动贬值一样，劳动人民也贬值，一天表哥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车碰了，本来也没有碰坏，可是开车的倒打一耙，硬是让表哥给他修车。并且把表哥的自行车给锁住了。穷了一辈子的表哥，怎么能舍得刚买的新自行车。便与这个开车的争执起来了。结果突发心梗，倒在路旁。由于当时国人们穷得“有鸭子不放，放鹅（讹）”，让欲行善的人们颇多顾忌，尽管附近几家医院，可是没有人敢去把老人扶起送进医院。等到110接到好心人报警，再通知家属，家人们再把老人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表哥就这样走了，一个劳动一辈子的老工人“横尸街头”。
家人也无奈，那个世道谁敢去做这种善事。我的一个老师就是因为看见一个老头倒在垃圾堆旁，一手扶车，一手去搀老人。被老人的儿子看见，硬说是我的老师给撞的。老人想解释，他的儿女们叱责老人说：你要是瞎说，可没有人管你。结果老人闭上嘴不再言语了。此事搞到交通警察那，警察也说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去扶他。现在哪有那样的好人？那位被救的老人的家人，硬逼着我的老师拿钱把本来就疾病缠身的老人送到医院。结果我的老师本来就贫困的家庭从此雪上加霜。老人的女儿们，常常来找我的老师要医疗费，不给就不走。险些使我的老师家破人亡。最后是老人在临死前，对医院的大夫说出了真相。可是我的老师，已经没有那份精力找那位他救的老人的女儿讨回本不该他出的医疗费了。因为我的那位老师明白，那个老人的儿女，当初不是不明白扶老人的人是无辜的。想从这些拿老人讹钱花的人手里讨回花出去的钱，搭上一条命也很难办到。
贫穷让国人迷失了本性。时至今日，大多数国人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讹人的机会。以致于我没有办法向孩子们解释该不该做好事。一次一个老翁在江边摔倒了，当时我正领学生参加完义务劳动返校经过。孩子们要去扶老翁，我只好把全班都叫停，要大家一起回返，在大家的目视下，由两个孩子把老翁扶到江边的公共座椅上。这时一个老妇人赶来，说什么不让我们走，就说是学生们把老人碰倒了。并打电话，叫来老人的儿子。这个“孝子”来了，叫嚣，不拿两万元不好使。我只好报警，110警车来了之后，我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警察分别找学生做了笔录，最后判定与学生无关。因为学生所叙述的完全一样。最后那个“孝子”见实在没有理由讹诈了，冲着我骂了声粗话，扬长而去。
表嫂走了。可能她到那个世界，表哥会告诉她，当年他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助地被死神掠走的。我想他们在那个世界也不会明白，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为什么国人会这样。什么时候国人开始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呢？对面的灯熄了，看过去能见到的只是黑洞洞的窗口。不知何时还能再见到亮光，哪怕是那再原始不过的火光，因为表哥表嫂的后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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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老宅的西下屋住着一户姓姜的人家。奶奶让我管这家的老夫人叫三姑，管这家的男主人叫三姑夫。可是在我印象中，三姑夫是一个已经躺在炕上的老头了。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亲戚关系，真到成年之后我才明白。
爷爷一个破落的商人，在我的亲奶奶之前有过一位夫人，留有几个女儿。至于具体几个我也说不清楚。从我叫三姑来看，至少我应该有三位没有见过面的姑姑。我小时候一直叫三姑的那位老人，也已于七八年前，以八十多岁高龄驾鹤西归了。这位老人虽然也同我一个姓，可是她并不是我的亲姑姑。是我的那个三姑夫的续弦。可是老人对我非常呵护。我在家里受委屈时，常常跑到老人那寻求些心里安慰。成人后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一下老人，可是老人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撒手人寰了。老人家叫王春媛，娘家是辽宁大连一带的名门望族。至今在沈阳还有娘家子侄。小时候我还曾给老人写过信封。现在已经不记得老人的亲戚叫什么，在什么地方了。老人生前识几个字，爱听收音机。靠字典能勉强看点报纸什么的。由于生于大家，常常看戏，从戏中学了不少历史知识。小时候我常常被老人的故事迷住。自己工作后，稍稍有了点积蓄，就想买一台收音机送给老，把老人那个用布条捆着的旧收音机替换下来。那是自己多次为老人修过的一台旧晶体管收音机。有的电子原件都是用胶带缠在电路板上的，一动就不响了，要敲一敲才能对付听。老人年退休于吉林市制帽厂。可是赶上那个劳动贬值的年代，常常连几个活命的“劳保”都领不回来。小时候我曾想，要是我长大了挣钱一定给三姑买点东西。
后妈难当呀！这位三姑进姜家门时，我的亲三姑已经谢世。当时大表哥姜永恩还没有成人，是老人一手把表哥带大的。三姑夫姜鸿信本来有着很出色的成衣手艺。可是好赌博，常常输得精光，让债主上门要赌债。具我的亲奶奶讲，我的那个亲姑姑在时，三姑夫就好赌，爷爷曾经为他还过不少赌债。到了后来，后面这个三姑进门，家道败落，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大概后面这个三姑就是那时到制帽厂上班的。也是这位三姑把三姑夫伺候走的。
老人的不幸还不只是生活的艰辛，因为当年表嫂与姜大表哥搞对象时，这个作继母的三姑见表嫂瘦小，怕将来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反对过表嫂与表哥的婚事。可是表哥坚持，她这个作继母的也没有办法。表嫂没有文化，不识字，难免心胸狭隘。因为这种事与这个婆婆耿耿于怀一辈子。几乎一辈子没有与这个婆婆正面说过话。可是表嫂毕竟是个纯朴的农家妇女，嘴上是没有什么好听的。可是有什么好吃的还是让儿子给这个她不喜欢的婆婆送过去。幸运的是她这个继任婆婆是个罕见的心胸宽广的老太太。老人整天听广播，心思都在国家大事上，根本不与这个没有文化的媳妇计较。
表嫂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她瘦弱矮小。虽然表哥是个高级钳工，工资也不低了。可是他赶上了一个劳动贬值的时代，加上四个儿子花销越来越大，表嫂便到表哥工作的水泥厂干起搬运工来。从火车上卸水泥装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比她的体重还重，可是她硬是挺着干到把四个儿子都养大成人。
表哥、表嫂都退休了。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能满足四个儿子成家的需要。于是表哥只好受雇于一家化公司，凭他的钳工手艺也还能挣几个象样的工钱，来为儿子们成家立业。可是正象劳动贬值一样，劳动人民也贬值，一天表哥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车碰了，本来也没有碰坏，可是开车的倒打一耙，硬是让表哥给他修车。并且把表哥的自行车给锁住了。穷了一辈子的表哥，怎么能舍得刚买的新自行车。便与这个开车的争执起来了。结果突发心梗，倒在路旁。由于当时国人们穷得“有鸭子不放，放鹅（讹）”，让欲行善的人们颇多顾忌，尽管附近几家医院，可是没有人敢去把老人扶起送进医院。等到110接到好心人报警，再通知家属，家人们再把老人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表哥就这样走了，一个劳动一辈子的老工人“横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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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让国人迷失了本性。时至今日，大多数国人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讹人的机会。以致于我没有办法向孩子们解释该不该做好事。一次一个老翁在江边摔倒了，当时我正领学生参加完义务劳动返校经过。孩子们要去扶老翁，我只好把全班都叫停，要大家一起回返，在大家的目视下，由两个孩子把老翁扶到江边的公共座椅上。这时一个老妇人赶来，说什么不让我们走，就说是学生们把老人碰倒了。并打电话，叫来老人的儿子。这个“孝子”来了，叫嚣，不拿两万元不好使。我只好报警，110警车来了之后，我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警察分别找学生做了笔录，最后判定与学生无关。因为学生所叙述的完全一样。最后那个“孝子”见实在没有理由讹诈了，冲着我骂了声粗话，扬长而去。
表嫂走了。可能她到那个世界，表哥会告诉她，当年他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助地被死神掠走的。我想他们在那个世界也不会明白，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为什么国人会这样。什么时候国人开始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呢？对面的灯熄了，看过去能见到的只是黑洞洞的窗口。不知何时还能再见到亮光，哪怕是那再原始不过的火光，因为表哥表嫂的后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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