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家和母亲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星加坡就是她故乡，坡里出生，坡里长大。
我的家原来是在海南兴隆五管区三十二队的学校，后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居住了六年多的三十二队搬到了兴隆中学。兴隆中学可分两个时期，一个是老兴中时期，一个是新兴中时期。老兴中就在后来的工程队住址处，新兴中则是搬到原华南农校旧址，后又改为二师八团的二师师部。虽然两个时期两处校址，可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班子还是那套班子。学生是进一批，走一批；走一拨，又来一拨，变的是流动的学生，不变的是教了十几年的老师和家属，我的家从此就与兴隆中学紧紧的绑定在一起。
在老兴中，我的家是住在第一幢的第一间砖瓦房，房屋旁边隔着一片木麻黄防风林，防风林边就是海口至三亚的国防公路，房屋前后是教工自己搭建的小茅寮、鸡寮和自己开辟的一小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里会种些小辣椒、木瓜树、“帕仔”（客家话，超市叫：芭乐）树、菠萝蜜树或一些小蔬菜、瓜果等。兴隆这地方阳光充沛、雨水充足，土地也较肥沃，比较适合果树、植物生长。
父亲平时喜欢吃一口白饭，咬一口小米椒，所以我家的屋后父亲种了几棵小辣椒树，许多老师经过时都会说一声：“阿毛，我你几粒小辣树啊”；学校的学生走过时也会问：“杨老师，我几个辣椒可不可以”？父亲：“你嘛，嘛，多点嘛”。母亲也会些辣椒叶给我煮鸡蛋汤下饭吃。
父亲还在屋后种了几棵木瓜树，木瓜树上长满了木瓜，木瓜熟时母亲用根长长的木棍向上用力“一懂”（客家话：一推），木瓜掉下来，有时母亲接住了木瓜，有时母亲没有接住木瓜，木瓜掉在地下跌坏了半边，不过也大要紧，因为树上还有很多木瓜，过几天又会有熟的木瓜吃。小伙伴阿宁对我说：“阿毛啊，‘汝该’（海南话：你的）木瓜大大‘落’（海南话：个）”，阿宁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树上，双手还做了个大圆形的手势，因为阿宁是刚从龙滚来的海南“架”（海南话：仔），还不会讲普通话，他说起话来不断的比手势，怕我听不懂他说的海南话，我虽不会说海南话，但我还是可以听得懂一些海南话。
有时长大了的木瓜树只开花不结果，父亲说：“这是棵公木瓜树”。父亲说完随即准备给木瓜树做“外科变性手术”，父亲就拿了根树枝用柴刀把树枝木棍的一端削尖，用锤子将削尖了的木棍插入木瓜树底下，干净利索的给木瓜树做完了“变性手术”，结果木瓜树逐渐改变了性别，树顶上又开始长满了木瓜。
我的家很简陋，房就是厅，厅就是房，再连着一个小天井和小厨房，房间里几个床脚架上面放几块长条木板，再辅上张草席这就是睡床了。你睡这边，床板受力压下去，那边不受力的床板自然就翘起来，有时你睡到两块床板之间，还会夹身上的肉挺疼的。睡觉转一下身，床就“吱，吱，吱”响。家里有朋友、邻居、客人来都坐在床沿边，一次，有位老师抱着他不满一岁的儿子来家坐，结果他儿子尿尿，尿到床上湿湿。
父亲买了辆“红棉”牌自行车，周日早上去兴隆街逛街、喝“锅B”（印尼话：咖啡）就不用再走路了，但是家里新买的“红棉”牌自行车，最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后车架越看越不喜欢，越看越丑陋，因为车后架很大很大，大到可以放一个很大的箩筐，单车看上去又笨、又重，骑上它就像街上“倒买倒卖”的海南“阿别”（海南话：阿伯）小商贩。别人见到父亲新买的单车都会问：“哇，杨老师这么大的车后架，你经常运东西啊”！不过用它载山上砍回的木柴还是很方便。
我开始学单车时，因为家里的单车又高、又大、又重，而且前面又是双杠的，脚从前面和从后面都跨不上去，只好用右手的腋窝夹着单车的屁股坐垫，右手掌抓着车杠，左手握着单车的方向把手，右脚伸进三角框架里踩着右边的脚踏板，左脚一会蹬地，一会提起去踩左边的脚踏板，这种“钻狗洞”的学车方式，是那时很多年纪小的人采用的难忘学车方式。我学会骑单车就是在新兴中的晒谷场上练会的，因为个子小还坐不上单车的坐垫骑车，只好靠“钻狗洞”式的方法，踩着单车去兴隆街玩，因为技术还不行要跌下来时，双脚可以马上撑在地上，腋窝紧紧夹着单车坐垫。
后来兴中食堂买了辆单车，方便食堂主管“阿猫”（钟志强）去街上采购运送东西，可食堂的单车后架，是当时普遍家庭用的小后架，架上还有个弹簧夹，食堂采购的大箩筐放上去车后架时，由于车后架太小箩筐容易掉下来。机会来了，父亲用家里的单车大后架和食堂单车的小后架对换，现在再看看咱家里的“红棉”自行车帅气多了，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顺眼。有时我看到兴中食堂的主管“阿猫”，骑着那公家的单车去街上采购东西时，那又大又笨又粗又丑陋的单车后架，我心想：它终于“嫁”对了人，找对了“婆家”，它和那箩筐很般配。再也没有听到别人开玩笑、讽刺的问我：“哇，阿毛！这么大的车架准备载老婆的啊”。从此也再没有人经常笑我那丑陋的单车后架了，我现在骑起单车来也自信多了。
我家从三十二队搬到老兴中之前，父亲先调来兴隆中学教书，家却还在三十二队，父亲有时会带我来兴隆中学玩，我跟父亲一起住在兴中教师集体宿舍里，一间房里住了三个老师，父亲和廖岳波、陈尊民老师三个人住在同一间房，房子就在靠近去太阳河边的小路那一幢房，也就是吴俊雄、罗盛利、老赖“拔”（客家话：伯）他们住的那一幢。廖岳波老师和陈尊民老师他们俩都是二十来岁的“单身锅”（客家话：单身汉），他俩不爱讲话也很少呆在宿舍里，房间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
不久家里从三十二队搬来兴中了，农场派了车队“阿闪叔”（广东话：阿岑叔）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帮我们家搬家，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些拆掉了的茅草房的一些小木料和睡觉的床板罢了。“阿闪叔”的车从兴隆山的后山经橡胶林，过水利桥、香茅厂、工厂、太阳河合口大桥，再过砖瓦厂水稻田208（海口至三亚208公里石头路碑）公路进入老兴中，汽车停在国防公路路边的一幢新房第一间旁，这就是我的新家，比三十二队的房子大了一半，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大卡车，心情是无比的舒畅和难忘。
家里从三十二队搬来兴中后，母亲也跟着调到了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告别了她在三十二队那些难舍难分的“老弱组”队友成员，不用再下水田插秧、种胡椒、打石头了。自从我学会了骑单车后车技也日渐长进，过年、过节我都会骑车载母亲回三十二队走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母亲在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其实就是每天重复的喂小孩子吃饭、喝水；兜小孩子屙屎、屙尿；倒屎、倒尿；洗尿裤、洗尿“拔”（客家话：盆）；哄小孩子睡午觉，都是粗放型的工作杂活。从老兴中到场部机关托儿所要走一公里左右的路，农场全场各单位和生产队七点半就要出门去做工。母亲不会骑单车，每天早上就要早早起床步行上班，母亲每天去场部机关托儿所上、下班都要走国防公路，每天从早到晚海口到三亚南来北往的客车、货车，掀起滚滚的尘土，还有合口到牛漏公路道班的牛车，拖着左右两边弯弯的木条，在刮着公路上的沙土护理公路，也是四处尘土飞扬。为了躲避满天的尘土，母亲就走进公路旁的防风林里，原本是杂草丛生没有人走的地方，竟被母亲长年累月在树林间走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也走进这条小路，中小学生上学、放学也不走公路边，改走防风树林里的草地小道。每到下午放学我洗完澡后，我都会走出去看看防风林里，母亲下班回来了没有，母亲回来时会从机关食堂打一些菜回来，机关食堂的菜会比较好吃些。
后来搬到新兴中后，母亲到场部机关托儿所上班路程更远了些，要走两公里多的路，有时轮到值早班要起早床去托儿所烧水等，母亲早上五点钟就要出家门，碰到是冬天天更是黑朦朦就要提早出家门了。从新兴中走要走过一小段砖瓦厂菜地边的小竹林路，寒风吹到竹叶“沙，沙，沙”响，挺害怕的。走完步步惊心的竹林路，又要走砖瓦厂两边是鱼塘的上下坡路，如遇到下雨，鱼塘泥土地长年被牛车、手推车碾压的沟沟坎坎，一不小心脚就会被扭到，脚步走快了整个人还会滑倒，一直滑到鱼塘里去。
走完艰难跋涉的鱼塘路进入了砖瓦厂，砖瓦厂砖窑里日夜木柴火烧砖瓦的滚滚乌黑浓烟， 熏得过路的人呛得要命，最要人命的是砖瓦厂路边的食堂，承包食堂煮菜的“肥婆娇”，养了一条巨大的狼狗日夜看护着食堂，只要路上行人有一点声响动静，大狼狗就会狂叫猛冲扑过来，许多走夜路的人都被这只大狼狗追吓过，许多人也向砖瓦厂的领导投诉此事，可“肥婆娇”照样还是我行我素，也从不用铁链拴住她的可爱宝贝——大狼狗。
有一个去兴中上课的学生，被“肥婆娇”的大狼狗一直猛追，把他吓得狂叫：“狗不要咬我，狗不要咬我”，眼看大狼狗就要扑上那个学生，这时“肥婆娇”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喊了一声，那只大狼狗乖乖的调头回到“肥婆娇”的身边。不过“肥婆娇”煮的菜到是挺好吃的，许多兴中学校的老师都不到学校食堂打饭菜，而是跑到砖瓦厂食堂打饭菜，因为“肥婆娇”煮的菜那是一个字——香。
母亲顺利的走过了鱼塘泥泞路，来到了砖瓦厂食堂路段，轻手轻脚不敢让走路发出一丁点声响，母亲眼看就要平安的走过了食堂路段转入国防公路，没想到灵敏的大狼狗还是发现有人走过，像“刘翔”跨栏奔跑一样猛追跑过来，母亲听到背后有脚步发出急速的声音，回头一看：“天呀——！不得了”，没想到千小心万小心还是躲不过被大狼狗发现了，深更半夜天未亮手无寸铁，求救都无人帮忙，母亲吓得赶紧跑，狗也追了一段，母亲再回头看看身后的情况，大狼狗掉头回食堂去了。原来大狼狗追了一段后，离食堂远了它也就不再追了，母亲才算有惊无险的逃过一难。母亲已不止经历一次，每次都是提心吊胆被吓得要命，后来母亲调回兴隆中学托儿所工作，这样惊心的“历险记”才告一段落。
不论我们家搬到那里，母亲都喜欢在屋前、门边、窗前种上一点花草；在屋后水沟边种上板蓝叶，很多人经过家门前，都说我们家种的九点花开的很多、很好看，并借口摘一些回家种。许多人家做糕点、煮糖水，都会跟我们家说声摘几片板蓝叶回去做香料调味。我问母亲：“如果人的理想愿望能实现的话，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母亲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开间糖水、甜品店，又简单、又干净也没有油烟，也有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星加坡人，爱干净爱到有点洁癖，这里擦，那里抹；这里扫，那里拖，成天“咪咪摸摸”（兴隆话：忙来忙去）。虽然家里很简陋也没有衣柜和家具，母亲总喜欢选块漂亮的花布挂在窗口做窗帘，把简单的木桌上辅块干净整洁的布料，很多人过了若干年都还记得我们家的窗帘总是很漂亮的。母亲在香港的侄女知道母亲这一特点，她总是喜欢送花布料给母亲，所以我们家的窗帘永远都是又新、又漂亮，别人对我们家的第一印象也是从窗帘开始的。
母亲年青时不知那根神精搭错了线，从星加坡来到了中国，又辗转周折去了海南兴隆。有位高级工程师问母亲：“阿姨，你这辈子不是很亏了，原来是星加坡人，现在的星加坡这么好，你要是当时呆在星加坡不回来多好啊！太亏了”。母亲笑咪咪轻松的回答说：“也不会啊，来到了中国，也认识、结交了不少很要好的朋友啊”！母亲在星加坡有一大帮好姐妹，在农场又认识了更多的印尼、马来西亚、星加坡、香港的归侨朋友，他们都是一同挥舞锄头镰刀、开荒种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友、场友。
六十年代初，有许多农场的星加坡队友、场友，受不了农场的艰苦环境都纷纷返回了星加坡，只有母亲和少数星加坡队友、场友，还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革结束后，由农场回去星加坡的队友、场友又返回中国观光旅游，她们都约母亲到广州见面叙旧。
母亲一生有两个祖国，年青在星加坡时就向往唐山，只要有唐山来星加坡的电影就要去看；一逛街就常去商场看唐山来的景德镇陶瓷。终于找到了历史的机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声音、中国人民激动的呼喊声，就连身在星加坡的母亲和全世界所有华人都听到了，母亲自己跳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去了唐山，这一别从此就与家人骨肉分离了一辈子，再回首，已是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两个阶级、两个意识形态的人了。
历经生活的磨砺与岁月风霜的洗礼和改造，富贵不富贵都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了，也没这个可能，但遗落在星加坡的亲情、友情，让母亲日夜的思念。星加坡河、鱼尾狮、牛车水、马六甲、圣陶沙，已是母亲血液浓浆里的DNA。母亲常对我说：“我是星加坡人，我的护照上写着我出生星加坡，我要带你和小吉米，你们一家回星加坡”。我说：“妈，你是太想家了，因为星加坡是你的家，就像海南兴隆一样，也是我们的家”。
人与人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对出生、成长的地方，感情最深厚、最眷恋，因为故乡难忘，故土难舍，故人难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2012年清明，母亲从深圳大鹏湾随着大海的浪花，回星加坡去了。
娘——，娘，回南洋——，蓝蓝的大海，白白的浪花。
娘——，娘，回南洋——，朦朦的天空，绵绵的细雨。
娘——，娘，回南洋——，你身出星州，你魂归故里。
村上健人 写于深圳 夕夕斋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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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兴中，我的家是住在第一幢的第一间砖瓦房，房屋旁边隔着一片木麻黄防风林，防风林边就是海口至三亚的国防公路，房屋前后是教工自己搭建的小茅寮、鸡寮和自己开辟的一小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里会种些小辣椒、木瓜树、“帕仔”（客家话，超市叫：芭乐）树、菠萝蜜树或一些小蔬菜、瓜果等。兴隆这地方阳光充沛、雨水充足，土地也较肥沃，比较适合果树、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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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在屋后种了几棵木瓜树，木瓜树上长满了木瓜，木瓜熟时母亲用根长长的木棍向上用力“一懂”（客家话：一推），木瓜掉下来，有时母亲接住了木瓜，有时母亲没有接住木瓜，木瓜掉在地下跌坏了半边，不过也大要紧，因为树上还有很多木瓜，过几天又会有熟的木瓜吃。小伙伴阿宁对我说：“阿毛啊，‘汝该’（海南话：你的）木瓜大大‘落’（海南话：个）”，阿宁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树上，双手还做了个大圆形的手势，因为阿宁是刚从龙滚来的海南“架”（海南话：仔），还不会讲普通话，他说起话来不断的比手势，怕我听不懂他说的海南话，我虽不会说海南话，但我还是可以听得懂一些海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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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很简陋，房就是厅，厅就是房，再连着一个小天井和小厨房，房间里几个床脚架上面放几块长条木板，再辅上张草席这就是睡床了。你睡这边，床板受力压下去，那边不受力的床板自然就翘起来，有时你睡到两块床板之间，还会夹身上的肉挺疼的。睡觉转一下身，床就“吱，吱，吱”响。家里有朋友、邻居、客人来都坐在床沿边，一次，有位老师抱着他不满一岁的儿子来家坐，结果他儿子尿尿，尿到床上湿湿。
父亲买了辆“红棉”牌自行车，周日早上去兴隆街逛街、喝“锅B”（印尼话：咖啡）就不用再走路了，但是家里新买的“红棉”牌自行车，最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后车架越看越不喜欢，越看越丑陋，因为车后架很大很大，大到可以放一个很大的箩筐，单车看上去又笨、又重，骑上它就像街上“倒买倒卖”的海南“阿别”（海南话：阿伯）小商贩。别人见到父亲新买的单车都会问：“哇，杨老师这么大的车后架，你经常运东西啊”！不过用它载山上砍回的木柴还是很方便。
我开始学单车时，因为家里的单车又高、又大、又重，而且前面又是双杠的，脚从前面和从后面都跨不上去，只好用右手的腋窝夹着单车的屁股坐垫，右手掌抓着车杠，左手握着单车的方向把手，右脚伸进三角框架里踩着右边的脚踏板，左脚一会蹬地，一会提起去踩左边的脚踏板，这种“钻狗洞”的学车方式，是那时很多年纪小的人采用的难忘学车方式。我学会骑单车就是在新兴中的晒谷场上练会的，因为个子小还坐不上单车的坐垫骑车，只好靠“钻狗洞”式的方法，踩着单车去兴隆街玩，因为技术还不行要跌下来时，双脚可以马上撑在地上，腋窝紧紧夹着单车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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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从三十二队搬来兴中后，母亲也跟着调到了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告别了她在三十二队那些难舍难分的“老弱组”队友成员，不用再下水田插秧、种胡椒、打石头了。自从我学会了骑单车后车技也日渐长进，过年、过节我都会骑车载母亲回三十二队走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母亲在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其实就是每天重复的喂小孩子吃饭、喝水；兜小孩子屙屎、屙尿；倒屎、倒尿；洗尿裤、洗尿“拔”（客家话：盆）；哄小孩子睡午觉，都是粗放型的工作杂活。从老兴中到场部机关托儿所要走一公里左右的路，农场全场各单位和生产队七点半就要出门去做工。母亲不会骑单车，每天早上就要早早起床步行上班，母亲每天去场部机关托儿所上、下班都要走国防公路，每天从早到晚海口到三亚南来北往的客车、货车，掀起滚滚的尘土，还有合口到牛漏公路道班的牛车，拖着左右两边弯弯的木条，在刮着公路上的沙土护理公路，也是四处尘土飞扬。为了躲避满天的尘土，母亲就走进公路旁的防风林里，原本是杂草丛生没有人走的地方，竟被母亲长年累月在树林间走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也走进这条小路，中小学生上学、放学也不走公路边，改走防风树林里的草地小道。每到下午放学我洗完澡后，我都会走出去看看防风林里，母亲下班回来了没有，母亲回来时会从机关食堂打一些菜回来，机关食堂的菜会比较好吃些。
后来搬到新兴中后，母亲到场部机关托儿所上班路程更远了些，要走两公里多的路，有时轮到值早班要起早床去托儿所烧水等，母亲早上五点钟就要出家门，碰到是冬天天更是黑朦朦就要提早出家门了。从新兴中走要走过一小段砖瓦厂菜地边的小竹林路，寒风吹到竹叶“沙，沙，沙”响，挺害怕的。走完步步惊心的竹林路，又要走砖瓦厂两边是鱼塘的上下坡路，如遇到下雨，鱼塘泥土地长年被牛车、手推车碾压的沟沟坎坎，一不小心脚就会被扭到，脚步走快了整个人还会滑倒，一直滑到鱼塘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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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去兴中上课的学生，被“肥婆娇”的大狼狗一直猛追，把他吓得狂叫：“狗不要咬我，狗不要咬我”，眼看大狼狗就要扑上那个学生，这时“肥婆娇”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喊了一声，那只大狼狗乖乖的调头回到“肥婆娇”的身边。不过“肥婆娇”煮的菜到是挺好吃的，许多兴中学校的老师都不到学校食堂打饭菜，而是跑到砖瓦厂食堂打饭菜，因为“肥婆娇”煮的菜那是一个字——香。
母亲顺利的走过了鱼塘泥泞路，来到了砖瓦厂食堂路段，轻手轻脚不敢让走路发出一丁点声响，母亲眼看就要平安的走过了食堂路段转入国防公路，没想到灵敏的大狼狗还是发现有人走过，像“刘翔”跨栏奔跑一样猛追跑过来，母亲听到背后有脚步发出急速的声音，回头一看：“天呀——！不得了”，没想到千小心万小心还是躲不过被大狼狗发现了，深更半夜天未亮手无寸铁，求救都无人帮忙，母亲吓得赶紧跑，狗也追了一段，母亲再回头看看身后的情况，大狼狗掉头回食堂去了。原来大狼狗追了一段后，离食堂远了它也就不再追了，母亲才算有惊无险的逃过一难。母亲已不止经历一次，每次都是提心吊胆被吓得要命，后来母亲调回兴隆中学托儿所工作，这样惊心的“历险记”才告一段落。
不论我们家搬到那里，母亲都喜欢在屋前、门边、窗前种上一点花草；在屋后水沟边种上板蓝叶，很多人经过家门前，都说我们家种的九点花开的很多、很好看，并借口摘一些回家种。许多人家做糕点、煮糖水，都会跟我们家说声摘几片板蓝叶回去做香料调味。我问母亲：“如果人的理想愿望能实现的话，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母亲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开间糖水、甜品店，又简单、又干净也没有油烟，也有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星加坡人，爱干净爱到有点洁癖，这里擦，那里抹；这里扫，那里拖，成天“咪咪摸摸”（兴隆话：忙来忙去）。虽然家里很简陋也没有衣柜和家具，母亲总喜欢选块漂亮的花布挂在窗口做窗帘，把简单的木桌上辅块干净整洁的布料，很多人过了若干年都还记得我们家的窗帘总是很漂亮的。母亲在香港的侄女知道母亲这一特点，她总是喜欢送花布料给母亲，所以我们家的窗帘永远都是又新、又漂亮，别人对我们家的第一印象也是从窗帘开始的。
母亲年青时不知那根神精搭错了线，从星加坡来到了中国，又辗转周折去了海南兴隆。有位高级工程师问母亲：“阿姨，你这辈子不是很亏了，原来是星加坡人，现在的星加坡这么好，你要是当时呆在星加坡不回来多好啊！太亏了”。母亲笑咪咪轻松的回答说：“也不会啊，来到了中国，也认识、结交了不少很要好的朋友啊”！母亲在星加坡有一大帮好姐妹，在农场又认识了更多的印尼、马来西亚、星加坡、香港的归侨朋友，他们都是一同挥舞锄头镰刀、开荒种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友、场友。
六十年代初，有许多农场的星加坡队友、场友，受不了农场的艰苦环境都纷纷返回了星加坡，只有母亲和少数星加坡队友、场友，还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革结束后，由农场回去星加坡的队友、场友又返回中国观光旅游，她们都约母亲到广州见面叙旧。
母亲一生有两个祖国，年青在星加坡时就向往唐山，只要有唐山来星加坡的电影就要去看；一逛街就常去商场看唐山来的景德镇陶瓷。终于找到了历史的机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声音、中国人民激动的呼喊声，就连身在星加坡的母亲和全世界所有华人都听到了，母亲自己跳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去了唐山，这一别从此就与家人骨肉分离了一辈子，再回首，已是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两个阶级、两个意识形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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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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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回南洋——，蓝蓝的大海，白白的浪花。
娘——，娘，回南洋——，朦朦的天空，绵绵的细雨。
娘——，娘，回南洋——，你身出星州，你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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