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1）

（一）小时候，我总共在学校念过五年半小学，即三年半初小，二年高小。那时念书，我们既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也免念“人之初，性本善”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的蒙学课本。大概，我们是从“一二三四”和“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开始的吧。启蒙课本是什么内容，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反正，直到现在，我总记不起我启蒙时候读的书了。启蒙的那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吧。一天，我正在茶盘庄前坪和几位小女孩做“办年饭”的游戏，我们几个小伙伴有的捡柴，有的砌灶有的淘米（泥巴灰尘），有的烧火，忙活得像一个大食堂的炊事员样，满脸都流着汗，糊着灰。这时，突然走来一个人，他系一条围裙，脸上长一脸横肉。来人一把抱起我，说是要送我去学校里读书，我怎么也不肯去。他弄坏了我们热气腾腾的食堂，损坏了我这个临时的“家”，气得我大哭大骂，直呼他“南瓜”“倭瓜”“矮子”等一连串的诨号。他可不管这些，一手夹着我，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一直夹了我两里多路，将我送到南山小学的学堂里。他给我搬过凳子，又将我摁在座位上，等到我老实之后，他就打马回府了。我也立即安静下来，我第一次感到了新奇，学堂里有那么多小朋友，我在茶盘庄才有三四个小伙伴，我今后肯定好玩多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到学校念书的读书生涯。把我夹到学校里去的那个人是生产队长，他的名字叫做枣哥。头两年在学校里都学了一些什么知识，到底都有谁教过我，我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不是年深日久的缘故，也不是我不尊敬师长，的确是我那时太贪玩、后来的生活太平庸和自己愚不可及的一些本质特性使然吧！但是，其间的一些生活片段，我却是清楚地记得的。记忆最深的便是叶劲秋先生的手杖。叶先生是位女教师，她那时戴一副我们乡里人从没见过的眼镜，热天穿着白衬衫，冷天围着一条蓝色的围巾，显得斯文有致。可是，要我们这些山上捉来的野马变成驯服听话的学生，实在是一件令叶先生头痛的事情。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室称为大教室，有六十几名孩子，分成四个年级，就叶先生一个教师。工作艰难常使得叶先生在课堂上耍一点小脾气，由于有四个年级，叶先生只能按行间编座位，按行间上课，没课的同学免不了要淘一点气，这时，叶先生就免不了举起她的手杖，用那个尖尖的把头在你的脑壳上砸一下。砸谁一下，就活该谁倒霉，除了你的脑壳会起一个包外，还会听到叶先生一声呵斥：蠢猪，十足的蠢猪！聪明的孩子往往受到老师的宠爱，我就既没有挨过打也没有挨过骂。不会读书的孩子往往要淘气一些，挨打受骂的几率就要高一些。记得有个叫小平的学生，他比我大四岁，我启蒙的时候，他读了四年一册，我初小毕业了，他还在四年一册读，这种学生只能淘气了。叶先生的手杖并不稀罕，竹做的杆，牛角做的把。那牛角尖利透明，特别好看。这手杖本来是助先生走路用的，想不到成了惩罚淘气学生的武器。于是，便有学生要报复叶先生。有几次，叶先生忘记了将这手杖和课本在下课的时候带回办公室，立即就被挨过打的学生踩断，要去扔掉还是不敢的。学校后面是一处很大的竹园，叶先生又马上叫大同学去竹园里砍一根来补上，重新给她做好。其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怕彭校长。彭慧如先生是秀水完小的校长，那时候的建制，就是完全小学的校长管着下面村小的学校。彭校长长得人高马大，国字脸上架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虎虎有生气。彭校长不苟言笑，一脸的严肃劲。看到他那副尊容，我们那帮小淘气首先就怯了几分。我们怕彭校长，主要是怕他来考试。那时节的读书真是轻松，读一年上头的书，老师从来就不出卷纸考我们，作业也很自由。但是，彭校长来了就不同，他要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要考我们，每次来都是如此。有一次，彭校长点了我的名，先是问了我多大，读几册，家里都有什么人。然后问到这学期老师都教了什么，自己又学了点什么。彭校长轻轻松松地问，我惴惴不安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也从容地回答。彭校长待我脸色差不多恢复了平常之后，就开始考我。他和蔼地叫我背课文，默生字，亲自报着课文后的生字叫我默写，不会写的就叫我画个圆圈，还要叫我做几道算术题。当我觉得他和蔼可亲并不可怕的时候，我就从他的身边逃回了教室。其实，我们大家仍然是怕他。每当叶先生报告哪天彭校长要来的时候，我们哪天就规规矩矩地坐着，也认认真真地学着。有时，当我们没上课在教室里吵翻天的时候，若听到谁喊了一句“彭校长来了”，我们便立即到座位上安静下来，等了一会，没见到彭校长的影子，知道是受骗了，便破口大骂那个制造谣言的人。再次，记得比较清楚的便是我们的调皮和贪玩。叶劲秋先生家是一个教书世家，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在长沙工作，是一位工程师。次子在立新小学代课，早出晚归。长女次女在家待业，满女在读书。叶先生经常外出，有时也是生病，这样的情况下，便让她的女儿代课。她的长女根本上就管不住学生，气得只知道哭，又不能给学生放羊。为了惩办调皮的学生，她便采取留置的办法，要留的学生是多而又多。学校的小礼堂东边有一个小教室，我们习惯上称为二教室。每当叶先生的长女将留置的学生赶到二教室排队读书的时候，她就手握一支长竹鞭，在学生面前走来走去的。就在这时，叶先生在立新小学校代课的儿子回来了，他因为在和他的大姐姐闹别扭，一回来就将留置的学生放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大姐姐又要哭一场。比较起来，叶先生的二女儿就要会教一些，如果是她来代课，效果就好多了。她会唱歌，教我们唱歌时，是四个年级一块儿教的，大家唱得最斩劲。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她教的《打靶归来》这支歌，还有雷锋日记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那时候的贪玩和恶作剧是极其无聊的，回想起这些往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读书，反而在龙头桌子上跑来跑去，学道士跑桥。有的装扮成老和尚，把手里的书一卷就当唢呐吹；有得做孝子，跟在老和尚的背后转；有的敲击桌子当做敲锣打鼓。女同学则哇啦哇啦地哭丧，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道场。每做到高潮时，站岗的同学喊“老师来了”，我们就立即归位，一边擦汗，一边做认真读书状。老师也感到纳闷：刚才还闹哄哄的，现在怎么啦！老师对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没人做奸细。玩得最痛快的是放风筝，当时有个学生叫做智妹子，他是从新墙集镇转过来的，见过的世面比我们大，至少，放风筝就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几十个同学都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可是，我们却学不像，我们糊的风筝就不如他糊的好，放飞的技术更差。智妹子一天糊一只风筝，一天翻新一个花样，风筝放得老高老高又不掉下来，把我们羡慕死了。我们跟着他跑，尽情地喊他师父，也喊他法官师傅。有时，我们干脆躲到学校的南山坡上，一玩就是一个整午，课都不去上。老师和家长是找不到我们的，玩累了，肚子饿了，才知道已经耽误了课，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弄一点吃的。最有趣而又最幼稚可笑的一次集体顽皮，莫过于一次找马医官陪手。头天，一个叫马医官的医生，到学校里来为我们每个学生种了痘，当时不痛不痒的谁也没有在意。种痘的时候，我们捋着衣袖，比试着看谁最勇敢。第二天清晨，我们一早来到学校，一个叫专马虎的孩子王拦住大家要检查手，看昨天种痘的地方起坨了没有。专马虎那天起的忒早，到学校也忒早。他把自己的衫袖卷得高高的，将种了痘的地方，也就是已经起了个小坨坨的地方露给同学们看，同学们再一看自己的手，果然都有一个小坨坨。专马虎吓唬大家说，如果不及时诊治，可能就要死人。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面面相觑，一脸的死相。大家望着专马虎，叫他拿主意。专马虎似乎早已经成竹在胸，他用手指了指老师的房间，又指了指耳朵，又做手势捂住嘴，意思是叫大家别嚷嚷，让老师知道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家便屏声敛气听他说。专马虎说，我们应该去找马医官赔手。大家觉得这个主意高明，只是不知道这个马医官住在那里，怎样才能找到他。专马虎说他全知道，叫大家跟着他走就是了。我们都信专马虎，他虽然读书是个笨蛋，却是一个智多星，歪点子多，总之，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于是，大家蹑手蹑脚去教室里放好书包又溜出教室，溜出老师的视线范围，翻过学校后山，便踏上了去集镇的道路。一路上，我们几十号人犹如脱了缰的野马，追逐嬉戏，蹦跳狂奔，打斗骂娘，只一眨眼工夫就到了秀水集镇的铁桥边。这支铁桥当时在我们这块小地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它总共有两座桥，一座正在使用，南来北往的火车都从上面经过，还一座桥只修了桥墩，没铺上铁轨，是京广铁路复线备用桥。那时，我们还小，只听说过这座桥，从未近距离观察过这座桥。当我们跑近这座桥的时候，便被列车奔驰的壮美景观给迷住了。我们忘记是去找马医官赔手的，不想再往南跑了，大家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火车过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有如一种强风拂过，有“铁洞铁洞”的声响。这时，专马虎一声令下：看铁路桥去啊，看大水去啊！我们一窝蜂冲上了陡峭高俊的铁路路基，只见洞庭湖白浪滔天，铁路桥上火车如织。我们惊得目瞪口呆，再也不愿回家，也不想去找马医官了。我们坐在还没有通车的那边铁路桥墩上，把火车过铁路桥的壮美景观看了一遍又一遍。饿了，就把晒在桥墩上的茴丝一把把塞往嘴里。后来，我们胆子大起来了，就在铁路桥上爬上爬下，捡起一截截铁丝放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成小刀片，还有些小孩子捡起路基石去砸飞奔的列车，做了许多后来一想就心惊肉跳的事情。我们玩得忘乎所以，不知西方之既黑。就这样在铁路桥上玩了一整天，学校和家里也没有人来寻找我们，铁路上也没有人来管我们。在初小读了三年书后，我自动辍学了。为此，父亲拿扁担打我，我至死不从父命，表示坚决不读书了，并且振振有词地说，大舅父也只读了六册书，不照样当记工员、当保管员吗？就这样，我加入了铜盆冲的牧牛军团，当起牛倌先生来。也许是玩得好的孩子都在读书的缘故吧，半年之后，我跳过第七册，依然同原班同学读完了初小最后一期书。这一年，前来南山小学教书的是颜昌树老先生。颜先生是老大学毕业生，文化这么高的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实属凤毛麟角，让他教小学岂不是大材小用？颜先生刚来铜盆冲，传闻就跟着过来了，说他是一位神经病患者。后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们看到他确实不太正常，的确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孩子们是很欺侮人的，管颜先生叫做“神经病”或者“颜烧茴”。颜先生和我家沾亲带故，他是我的二舅妈的父亲，按照辈分，我们兄弟该叫他干爹。颜先生来铜盆冲的时候，我们还在过春节，家里正是一年中最富裕的时候，母亲便请颜先生来家里吃饭。那天，正好是大雪皑皑，全家人困在家里。文兄已经辍学了，正在生产队里帮助父亲挣工分，大雪天，生产队没什么事情做，便坐在家里等颜先生这位尊贵的客人。席间，父亲把我读书烂学的事情告诉颜先生，并提出要求让我复学，还是去原班读书，读完初小最后一学期。颜先生说，没读过七册只怕读不了毕业班。母亲为我打包票，说我聪明，又肯用功，赶上班并不成问题，我亦怕胸脯作保证。后来，颜先生许是吃了我家饭的缘故吧，竟一口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临走时，颜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今后我们就是老表了，是很亲的亲戚，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啊！颜先生走后，我们一家人很是笑了一阵子。我跟他差了几辈，他竟说成是一辈的老表，还对学生说出那种哀求的话，实属神经有点不正常。我那时才十岁的样子，当然也弄不清辈分的大小，父母说错了就肯定就是错了。就这样，我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颜先生教书挺认真，一笔字也写得实在是漂亮，可是，他的口才太差，还经常说错话，组织教学能力又很差。这样一位先生在一个教室里教四个年级，终日只知道贪玩的学生娃真好比水里的摁浮萍，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日复一日，学生便更加不怕老师了，所以就有许多学生公开欺侮颜先生。有一个叫剑泡桐的伢仔，年龄比我差不多大了一岁，却一点也不会读书，他那时还低我两个年级。剑泡桐说话口吃，在学校里尽做一些淘气的事情，出尽了洋相。他不会读书，又不认真读书，坐着做菩萨又十分难捱时间，于是，他每天上演许多耍戏令我们开心。颜先生在专心致志地给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上课，其余三个年级或自习或作业，剑泡桐坐在离我们两行的最前排。这时，他悄无声息地滑下凳子，从桌子底下钻过去，蹑手蹑脚地走到颜先生的背后，举起弯着指头的右手作丁弓婆状，两只脚同时蹬起，在颜先生后脑上作敲击状，下面的学生忍不住要笑，可是大家偏偏忍住不笑，因为还有好戏在后头。讲台上，一老一少两个人似乎在耍着把戏。颜先生当然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一个角色，剑泡桐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第一个节目演完了，剑泡桐就开始上演第二个节目。颜先生讲课时总要走动的，剑泡桐如影随形在他后面跟着走动。待颜先生叉开双脚站定，剑泡桐便瞅准机会，一只手作抠卵状从颜先生胯下伸过来，伸过来的五个手指还在做着动作。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样子，并不真正碰上颜先生身体的。剑泡桐这样的放肆，颜先生却一点都没有发觉，下面的学生群里却是有了一点骚动。我们的同学那时候来自两个屋场，我们铜盆冲是一个大屋场，学生占了四分之三。一个屋场的孩子自然有孩子王，大家都怕孩子王。只要孩子王与老师作对，便不敢有人告密。对颜先生的这种侮辱，一天总有几次，谁也不忍去说穿，去笑穿。因为大家不光是怕孩子王的揍，还要自己寻开心，何况颜先生又是一个有病的人。也有几次，剑泡桐的恶行还是被颜先生发觉了，有时是剑泡桐自己忍不住笑被发觉的，有时是颜先生在讲台上有急转身的动作，剑泡桐就自然暴露了。颜先生这时就揪着剑泡桐的耳朵，将他摁在座位上坐好。颜先生一惩罚剑泡桐便招来学生们更加疯狂的报复。同学们想尽了种种作恶的办法，有的直呼其名，不叫老师或者先生。有的干脆就叫他一连串的诨名：神经、芋头、烧茴。还有几个同学却做了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每到星期天，颜先生便回老家了，那几个学生便撬开先生的门，把屎尿都屙到先生的饭锅里、水缸里，还跑到菜园里挖开先生种的南瓜，屙到南瓜里，又把挖下的那块南瓜糊上去。这样的恶行，害得先生每个星期来了就要清洗一次。颜先生并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苦于无法发现作恶者。有一次，他在后山竹园里斫了一根很长的竹子，放到教室里做专政工具。竹竿粗的那头就放在讲台上，尾梢那头则可以放到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颜先生的想法是，不管教室里哪个方位出现捣乱者，他抬手就可以镇压。一次，中排有两个同学在打架，颜先生二话没说，双手举起竹竿，对着吵架的那行学生就扑打下来，眼明手快的就快往桌子底下躲起来，一个正在专心致志做作业的叫连伢仔的男生却挨了一竿，耳朵都被竹节打出了血，连伢仔“哎哟”一声，跳起脚来就骂娘。颜先生连赔不是，说是“失措，失措”，只怪你没有躲开。肇事者却在桌子底下哈哈大笑。于是，教室里也哄堂大笑起来。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我在极为混乱的学校环境中结束了初小读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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