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儿

        很怀念我小时候故乡的年味儿。那时,在乡下孩子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叫过年,过阴历年,而不过阳历元旦。盼望着过年,是孩子们一年中最幸福的事情。而浓浓的年味儿也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底,伴随一生,无法抹去。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冰雪消融,大地回春,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在北方叫干活,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耍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小时候孩子们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门儿,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那时,学生们放假了,不再想着起早上学,大一点的孩子除去拾一些柴火,就是盼着快一点到年关,买一点自己想要东西,鞭炮呀,年画儿呀,急切想听到久违一年的鞭炮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不以为然。好像他们不喜欢过年,而是惧怕过年。等我稍大一些才明白,过年对于他们意味着花销、意味着开支,所谓“年好过,而日子难熬”,过了春节,离挨饿的日子就不远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盼着过年的急切心情
       腊月初八,这天除了要泡“腊八蒜”——白白的蒜瓣儿浸泡在醋里,到正月刚好变绿,看着就有春意,过午要熬一锅粥,粥是玉米或高粱米,或二者混合的,米粒比平时要大一些,圆润一些,再放一些大豆、红枣什么的,讲究一些的人家儿要做八宝粥——八种粮食。寒冬腊月,窗外北风呼啸,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从心底到周身,感觉倍暖!我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或从书上看到,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在我的故乡小山村,我总想看到这样的场面,但始终没有;想象力也很贫乏,不像一些大作家那样能够想象出施粥的盛典。莫言就曾经写道:“一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但这样的想象却被另一种场景所替代。
       那是大集体的时代,有生产队。春节去供销社买肉,要凭少量的肉票。生产队养猪、养牛羊,可以宰杀一些,分给社员们。这样,过了腊八,生产队就在队部,支起大锅,烈火熊熊,热水滚开,杀猪宰羊,猪嚎羊叫,大人疾走,孩子们活蹦乱跳,热闹非凡。
        除了分掉那些鲜肉,其余的零碎巴脑,要煮熟分掉。所以,队部场院的空中弥漫着诱人的香味,直到今天,我坐在餐桌前,还时常嗅一嗅,试图找到当年让我垂涎欲滴的那种味道
      醇香的肉味还没有散尽,家家做豆腐的香味又弥漫开来。因为故乡的水质好,黄豆又饱满,做豆腐飘出的清香,是在城里任何一家豆腐坊都难以寻觅的。即使是现在,到我的故乡去,村里有一家儿在做豆腐,街上还能够闻得到这种香味。
        家境殷实的,讲究的人家儿,开始陆续地蒸饽饽、年糕、馒头等。饽饽是粘面加玉米面或小米面发酵后,包上提前烀好豆馅儿做成的,——在东北叫粘豆包,有时候连续蒸好几锅,可以吃到出正月,在主食是以玉米、白薯等为主的年月,这是高级一些的食品,而白面稀缺,蒸馒头更是奢侈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也是祭灶日。前面是过年的准备,是过年的预习,而这一日,真正意义的过年正式开始。家家户户开始清扫房子,除旧,平时破破烂烂的人家儿,也收拾一新。街上的孩子们有的按捺不住,开始放起存量有限的小鞭儿,硫磺味散在空中,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大人要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祭灶。饭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几张黄钱纸,再磕一个头,祭灶就算完毕了。原因当然是此时还有“破四旧”的余温,这些都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富庶一些的人家儿,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好话,“上天言好事”;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不再胡言乱语。总之,无论如何从心底很敬畏上天。
        那时候,提倡“过革命化春节”,一些年画,有抓革命,促生产内容的宣传画,还有样板戏中飒爽英姿的英雄像,而家家户户贴的对联也是当时流行的时尚语,毛泽东老人家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是必不可少的。
有几年生产队还要组织吃“忆苦饭”,一些难以下咽的糠饽饽,一些菜叶子稀粥,一两个苦大仇深的社员站在人前忆苦思甜,孩子们在底下窃窃私笑……
        大年二十九(小年就是除夕了),春节前最重要的一天,一些除夕前所有重要的食物都要准备好。我记得,有一年,家里杀了一头猪,这日晚间,父亲煮了一锅骨头。因为要慢火炖,时间长,我在诱人的香味里慢慢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把我叫醒,我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拆骨肉,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可意会不可言说,在那之前从未有过,而那之后也再也难以找寻了。
        除夕日天一放亮,大人就开始点火做饭,比平时早了许多。吃罢饭,大人去村口井里挑水,过了晌午,井里的水就打不上来了。孩子们要打扫院子,擦亮数得过来的玻璃(大多是木窗格子)。大人开始贴春联,贴挂件儿(同窗花儿一样的剪纸),贴福字,在崭新的窗户纸贴上窗花儿,农家院落里顿时明亮喜庆起来。
        还未到中午,家家飘出了浓郁的香味,性急一些的人家开始放炮了。父亲在数说着是哪家开饭了,开始催促着母亲。饭菜各盛一些,放在老祖先的供位前,——从这一刻起,一直到初五晚饭前,顿顿要给老祖先添新饭,大年初五在天黑之前,把老祖先送走,撤掉供位。父亲开始燃放爆竹,声震窗户,不停赞叹:今年的好,今年的响儿大……
       大家围坐桌前,开始吃团圆饭。平时吃惯了稀粥烂饭,再吃喷香的新稻米饭,有菜有肉,感觉就是不一样,这也正是吸引孩子们急盼过年的真正原因。
       大人要喝一点酒,是从商店买来的散酒,纯粮酿造,芳香扑鼻。
        鞭炮声越来越多越响,小山村一片欢腾。
        酒足(谈不上足)饭饱,大人孩子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有几个青壮年开始玩一种传统的游戏。在地面上凿两个长距离的土坑(不需用很深),在一头往对头的土坑中扔石片或铁片,扔进为赢;先扔进的,后面又有扔进的,要拣出来重新扔,直到坑里剩下最后一块为赢家。奖赏是有赢香烟的,有体罚的,——用膝盖撞输家儿的屁股。在乡村娱乐生活异常乏匮的年代,这种游戏常常带给村民们欢声笑语,乐趣无穷。
        那时候,不要说电视,就是收音机也只是少数人家才有,夜间的娱乐,可以打打扑克牌,其余的就是聊天了。家庭主妇开始剁馅儿、和面、包饺子;有串门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洗手一起来包。在昏暗的灯光里(早先是煤油灯,后来才通了电,但灯泡的瓦数也是最低的),弥漫着一种温馨,温暖着除夕里的男女老少。
        除夕里的饺子当然是“交子”时吃。上供、放炮、吃饺子成为了“交子”时刻主要内容,也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事情。
        大年初一,有守岁的,在清晨又开始燃放鞭炮。一些人家儿在院落里燃起柏树明子、松树明子,硫磺味、松、柏树味,让整个小乡村霎时神圣起来,伴随着升腾的太阳,袅袅炊烟,乡民们祈愿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新的一年开始了。
        贪玩的男孩子一般都追着炮声跑,去捡拾没有放响的小鞭儿,把捻儿包出来再点燃。或一折两半,点燃火药,名曰:刺刺花儿。小脸小手冻得通红也乐此不疲。
        吃早饭前,孩子们要给坐在炕上的长辈磕头拜年,吃过饭,穿上新衣、新鞋,去给家族的长辈们拜年,作揖、磕头,问好。富裕且大方一些的长辈要给一些零钱作为压岁钱,一毛或两毛的,孩子们满心欢喜,但大多空手而归,那时候,人们还是太穷了!
      所以,人们便把希望寄托在过年的言行上,大人间要彼此道福,讨口彩,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不得说出不吉利的话,这些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吃年糕、发糕,意为步步登高。包饺子当然要包元宝形的,还要放一两枚硬币,谁吃到就意味着今年有财运。孩子们不是很在意,但对大人好像非同小可,因此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盛饺子时,特意给爷爷奶奶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老人一时欢喜,脸上笑开了花。
       春节期间,农家要待客和请人。这是孩子们最不乐意看到的事情。省吃俭用的食物要用来待客,一家儿孩子们在门边,数着客人喝了几盅酒吃了几张饼,看着盘子里面的菜还剩多少,急切地盼望客人快点结束,他们好上桌吃饭。
       如果客人风卷残云,碗空盘净,孩子们吃着萝卜、白菜、豆腐(这些在平时也吃不上)会老大不高兴,或干脆罢吃这顿饭了。
      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人们对吃的在意,超出了今天普遍得厌食症的孩子们的想象,认为这是不可思议。
      正月十五,除了吃饺子,还有圆圆的甜甜的香气诱人的元宵。吃过了元宵,意味着年已经过完了,待到二月二的摊煎饼味儿完全消失的时候,青黄不接开始了,常常饿着肚子的孩子们又有了对下一个“过年”的企盼。日子就这样像流水一天天溜走了。
      现如今,看春晚,打麻将,斗地主,成为过年最主要的娱乐活动;米饭、饺子,大鱼大肉,大杯喝酒,令人在春节期间没有了什么胃口,现在的过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索然无味!
      实事求是说,留在心底的年味儿,大都与吃有关,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也就成为茶余饭后的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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