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寻勺圃
——对张伯英先生迟到六十周年的缅怀
在冬去春来之时，张伯英先生走了。
“勺圃”毁弃，田园荒芜，六十年春花秋月，连婴儿的记忆都已衰老，何况后知后觉们原本就没有记忆！
所幸，他在纸上、石上留下了铁划银钩的墨痕。高蹈于“碑”、“帖”之上的，是一位诗人、学者艺术版的遗嘱。
张伯英先生是徐州文化史上最后的“儒者”。“儒”家者流，曾是一个人群。他们集结于先秦，游文于六经，志在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好景不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的第一大劫难。汉朝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们“学而优则仕”，经历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两千年大幸福。
张伯英先生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登科中举，光耀门楣；可惜大清王朝的衰亡，中断了他的仕宦宏途。既无缘于庙堂，遂转蓬于江湖，发为文，发为诗，发为书，皆末技也。这叫“无心插柳”。而在张伯英先生心里，他最认同的角色，也许还是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儒，柔也。”这是《说文》的权威阐释。
大抵为了遏制“伯英”这个名字的“英霸（伯）”之气，先生的谱名被定为“启让”，与“让”字呼应，先生的字选了“勺圃”二字。“让”字，最早见《尚书·尧典》：“允恭克让。”那是宏扬帝王之德的褒词。“勺圃”，直解为“一勺之圃”，真是小而又小的一方生存空间。
或许这就是“儒”的宿命。在一个封杀了“儒”的“后秦”时代，张伯英被禁锢了政治生命之后，大约只能“游于艺”了——这还是孔圣先师的教导；而遗憾在于，此时的“艺”，早已舍弃了“六艺”中礼、乐、射、御、教的必修科目，仅留一片“书”的方寸。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书家”鸣世，非张伯英先生素志也明。
榆庄远眺
2004年春夏之交，为撰写《徐州历史文化丛书》的《徐州名人》卷，我请孙统义先生引领，初访张伯英先生的桑梓之地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绕庄有碧水如带，远眺有青山为屏，惊叹是一处风水宝地。
在先生的书法传人孙鸿啸老人的农家小院，听孙先生说张家旧事。鸡鸣犬吠之声，穿透百年岁月，从西南面的张家老宅传来，让我眩惑于“今”即是“昔”，“昔”即是“今”，在今昔迭印中，张伯英先生的青春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榆庄。
清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71年9月8日），张伯英诞生于榆庄故宅。名讳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成年后又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
榆庄还叫榆庄，但今日的榆庄人已不再是当日的榆庄人。低徊俯仰于绿杨烟霭之中，哪一片世纪的砖瓦，还能向我诉说张伯英先生的童稚与青春？
旧地重游，往往是新梦的点燃。在榆庄的楼堂瓦舍间穿行，我恍然于日月逆行……
明中叶嘉靖年间，浙江绍兴人张棋过江渡淮，看中了铜山县的好风水，遂定居于铜山吕梁。这位叫张棋的山阴人，就是张伯英的十二世祖，也即是徐州山阴张氏的始迁祖。
至张棋子应科，张家又移居徐州城。应科子张垣（又名垣崇），字曙三，明朝武举，以荐任河南归德通判（正六品）。明末动乱，以身殉国。
垣子胆，明崇祯癸酉（1633）武举，随父任归德营参将。父死难，率所部直击叛帅。入清，随豫亲王南征，授副总兵职。积功，疏题天津总兵，廷议会推开（封）归（德）提督总兵（从一品）。因受中伤，毅然辞军职，回徐州养亲。后诰授骠骑将军。张胆的人生亮点是义修荆山桥。该桥全部巨石券砌，长362丈5尺，顶宽1丈9尺，共40余孔，耗银26800两，历时两年始成。湖流巨浸，七省孔道，因此桥而成坦途。
胆六子，其中五个儿子身膺重任。其次子道瑞，即张伯英八世祖。道瑞，字履贞，武进士出身，仕至福山游击，署徐州副总兵。
道瑞孙朝锦，字霞抒，恩岁贡生，官上元（江宁）训导。在他未做官前，曾拜了张伯行为师修程朱之学，且以仁义称著。某年岁饥，他出粟数千斛（一斛五斗，约百斤），救济贫乏。可惜，朝锦英年早逝，未能有大功于社稷。
朝锦子随，字子正。因父早殁，随事母极孝。其母石氏，为徐州知州石杰（浙江桐乡人，进士，于乾隆二年出任是职）之女。每当母怒，张随总是长跪自责，直到母亲气消怒解。
随子省斋，字鲁门，以附生议叙盐运知事，积军功，加州同衔，世人咸称清毅先生。清毅先生出仕时，捻军之乱方炽，他练丁壮，组民军，筑圩寨，建社仓，堵御捻乱，有功地方，逝后祀于徐州乡贤祠。这位清毅先生即是张伯英先生的曾祖父。
省斋之子达，字卓堂，为张伯英先生祖父。张达不到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成年，张达奋身军旅，亦未尝一日废书。他曾经表白：“学当识其大者，非第沾沾腥腐之文为科目地，而世之少自异者，又耗心力于考证，纤琐以为博，支离以为新；其于身世之大，所以自治治人者，反在所略，是相率出于无用也。”忆及这么一位能文、能武、能修身、能治世的书法家祖父，后人自可从“家教”方面探知张伯英成才的必然性。
张伯英先生之父名仁广，字溥原，以“通判”衔，分职东河，前后治河三十年，调钱发物，一尘不染，“未尝乞贵人”，亦“不假人一钱”。入民国，遂不复仕，“读书作字”，终老乡里。
此时此刻，榆庄静悄悄，榆庄平淡淡。谁知道，隔着岁月，这儿也曾经藏龙卧虎！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伯英十五岁，已经是一位英俊少年。而在他的村塾中，又来了一老三少四个人。老者是他的新老师徐忠清（葵南）先生，少者则是徐先生的长子、次子和幼子。徐先生的幼子即张伯英的终生挚友、此时年仅五龄的同窗伙伴徐树铮（又铮）。师生相识，徐先生即以徐州府学山长刘慈民先生的《偶句集古》相赠。
徐葵南先生家于徐州城南四十里萧铜交界处的醴泉村，为徐州宿儒，多年来均以教馆受聘于徐州城乡。溥原先生延徐葵南先生入塾为师，既考量到儿子的学业渐广，又考量了葵南先生的学海渊深，所以才作了这个影响张伯英一生一世的决定。
榆庄村塾最后两年的攻读，让张伯英完成了道德文章的飞跃，也让童稚而又聪慧的徐树铮深深地记住这位异姓兄长……
在这一时期，因徐奎南先生还在徐州守备李秀岭的家馆任教，张从仁、张伯英叔侄亦曾在李家附读，遂与李秀岭之子李辅中相识。
而当我与孙统义先生徘徊曲径的时候，榆庄的新篁新柳早已漠然于昨天的霜风。我有一种迟来的失落与怨悔。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
彭城追忆
回徐州不久，我就完成了张伯英小传的初稿。即便在定稿付印之后，我仍然遗憾于不能勾勒出张伯英在徐州生活的动态画面。
主航道云帆高挂，六十年中流放舟，谁还会注意小河湾里的风景？只要你想刻意回避，你就能修养成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甚至不见泰山的本领。
浏览中国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史，张伯英无疑是一座被人故意漠视的峰峦。这是一套思想的魔术。灯光一闪，大幕一开，山岭消失了。于是，有人快意于创造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历史。
当我续上思念，准备在云龙山麓遥想张伯英的青春神韵时，一砖一瓦的物证都没有找到。云龙山还在，云龙书院消失了。而后人出之旅游、或纪念目的而垒起的墙垣，压根儿就与当年的精舍讲堂沾不上一点儿边际。
清光绪十三年（1887），张伯英十七岁。告别榆庄村塾，步入徐州府学的殿堂。在云龙讲舍里，由江南鸿儒冯煦（蒿庵）先生主讲经纶；在云龙明伦堂，由地方硕学王鹤琴主持会课。一时间，徐州青年才俊如祁世倬（汉云）、陈素（璞完）、王学渊（惺三）等，咸聚云龙书院。明师指点，挚友砥砺，张伯英漫步于九曲云龙山头，感受了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超越。这一年，祖父卓堂公将珍藏大半生的万寿祺（年少）《渚倡和集册》交给张伯英保管，以示寄托。次年，张伯英随祖父游历金陵，得书法名家包世臣所著《安吴论书》、《艺舟双辑》诸书，受其影响，此后习书每以北碑为宗。回徐州后，勤习《龙门二十品》及《张玄墓志》，故其书法结体谨严，骨力雄健，每为蒿庵师称道，许为后起之秀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伯英年十九。是冬，迎娶夫人崔右铭（敬宜）。夫人与先生同庚，乃铜山缙绅崔弼均之女，能诗善画，且精于装治碑刻拓本。婚后，相继得长子寿慈、长女慈慧、次子恺慈。为家庭生活计，张伯英始于徐州城内设馆授业。从以人为师，到做人师表；从为人子，到为人父；张伯英在二十岁左右就完全走向了人格独立和思虑成熟。
大清王朝气数将尽，而张伯英似乎还不能忘怀于登科进仕。一边授徒，一边自修，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伯英二十七岁，终于考中了丁酉科拔贡，依例，出任直隶州州判。
前路一派光明，张伯英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乐极生悲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崔夫人因上一年生育次女慈勤而染病不治，竟在她三十一岁时撒手人寰。张伯英痛失爱妻，作《崔敬宜传》以寄哀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诏补并行庚子、辛丑恩科，张伯英赴金陵应顺天乡试，与其叔云生同科中举。发榜之前，有乌鸦在榆庄村的树上大声鸣叫。闻其声，张宅上下皆惊，以为不祥。独陈夫人大声说：“乌鸦乌鸦来报喜，一科两个举。”不几日，信差报捷，叔侄同登，传于乡里，蔚为佳话。为了以示区别，乡人称张从仁为“老举人”，称张伯英为“小举人”。
京华相思
妻子去世后，张伯英度过了四年孤寂的岁月。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娶夫人段端书。段夫人出萧县望族。婚后，相继得三女慈祺、四女慈融、五女慈荃、三子宇慈。
远方的呼唤传来，张伯英应时而动，跨出徐州城门，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先是随时任广东雷阳道台的萧县段书云（少沧）先生赴广东襄理文牍，并兼任其家馆教职，后出任广东学务公所课长。旋北归，先后任安徽省视学、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并入南京高等学堂研治新学。宣统二年（1910），张伯英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前的南京，文人荟萃，墨客云集，早已中了探花、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先生此时以苏浙皖三省“查赈大臣”的名义驻节南京，张伯英重游师门，相与论诗衡文，兼及金石书画，眼界更高，腕力更强，善书之名，闻于金陵。宣统三年（1911），辛亥军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与徐树铮同寓。经徐氏引荐，入第一军任秘书。
在新旧交替之际，张伯英以他“不惑”之智，一步跨入民国时代。徐树铮的引荐至关重要，但张伯英四十多年的学养积累和人生历练毕竟是他成功的关键。
此后的路，比较顺畅。民国元年（1912）四月，张伯英由南京转赴北平，出任民国政府陆军部编纂，次年，改任陆军部秘书。民国四年（1915），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民国五年（1916），出任民国政府国务院秘书，兼陆军部秘书。民国六年（1917）获准拓印故宫所藏《三希堂帖》及《快雪堂法书》，并作校勘。触摸皇家珍存秘藏，让张伯英深受启迪，从此，他告别了残存的那点江湖情结，而获得了纵贯古今的庙堂气度。
民国七年（1918）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年腊十六日），张伯英于隆福寺书肆购得宋拓弘文馆本王羲之“十七帖”。带回寓所，与溥原公鉴赏。千古名帖，父子同阅，欣欣之意，不能自已。溥原公特作阅帖赞，命先生书于“十七帖”后。自兹，张伯英遂以“小来禽馆”名其书斋，并特制“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于是帖之卷首。这一年，张伯英出任国务院秘书厅帮办。次年，因病请辞帮办职及陆军部秘书职，仍以“参议上行走”，留厅视事。民国九年，溥原公去世；民国十二年，陈夫人去世。张伯英葬先人于榆庄西二里之王桥西、塔山之前。张伯英请挚友、光绪解元、京师大学堂教授、正志中学教务长姚永概为父亲撰述墓志铭。这则墓志铭借张从仁之口，说出了对张伯英兄弟的评价：“吾兄诸子，伯英得其学，铭让得其勤，猷让得其慎，循让得其淡。至于志行坚卓，兄所独也。”
治丧毕，张伯英在徐州居数月，会亲访友、诗歌唱和之外，还搜集了十余方汉画像石，并得拓片数幅。无意之间，张伯英成了徐州汉画像石的首位收藏家与研究者。这一时期他收藏的汉画像石，在共和国建立后由其次子恺慈（孝遐、晓霞）全部捐赠国家，成为日后建成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最初的珍藏，。
民国十三年（1924），张伯英五十四岁。年初开始，他将自民国十一年夏天手录所藏的北魏墓志一百零九篇装订成册。过录全用正楷，深得北碑神韵；因意在存文，故既有文史价值，又可以窥见张伯英小楷功力。
同年，张伯英就任民国临时执政府秘书，这一年，一位日本人委托中介，欲以二万大洋购买先生所藏“十七帖”馆本。先生执于善本国宝不可流于外人之手而拒之。
秘书长。虽政务繁巨，但稍有闲暇，先生即投身碑帖研究。当年春，他喜获包世臣手稿四通，内有《十七帖疏证稿》。同时，他再次获准拓印《三希堂帖》数通，续为校勘。因恐善本流失，张伯英特将《十七帖》馆本转售教育部。入冬，北风萧杀，京华奇寒，从河北廊坊传来惊天噩耗，先生同窗挚友徐树铮将军被冯玉祥部下刺杀。
张伯英痛感政途险恶、国事难为，遂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病辞临时政府各职。进京十五年，皆赁屋而居，五迁（东城报房胡同、大石作、慈慧殿、法通寺、东四十条）之后，他在好友张相文（蔚西）先生的帮助下，购得北京地安门外北官坊口十三号旧宅一所。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
彻底脱离了政坛，张伯英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自励自强于北平这个文化之都。一心无牵挂，矢志于他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经二十多年磨砺，一个书法巨子得到了时代公认。
若从生活上看，张伯英的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北官坊口旧宅，坐北朝南，三进院，正厅三大间，三进正厅连接东西两厢，厅前一大院，院中花木扶疏。正厅窗明几净，为张伯英披览诗文、临池弄笔之所。苟无外出，他的一日劳作，均在此厅。会客，则多在前院西厅“汉画室”。再西的西侧房，是张氏家塾，儿孙辈读四书五经，均在此。
若从交谊上看，辞职后的张伯英基本上不再与政界、军界人物交往。过从甚密者，非诗人、文人、即书家、画家。定居北官坊口前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先后有林纾（琴南）、梁上栋、赵椿年（剑秋）、齐白石、姚永概（叔节）、华世奎（璧臣）、白坚（坚甫）、秦树声（幼衡）、傅增湘（叔和）诸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惺惺相惜，同命相怜，这有助于张伯英在集思广益的吸纳中酝酿时代英华。
2005年初春，我与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周传家先生从后海北街的恭王府绕行去鼓楼，过北官坊口，按图索骥，终于也未进得张伯英故居。事后我安慰自己：即便踏入先生故居，又有谁烹茶待客呢？北官坊口十三号将不断迎来它新的住户，但它的老房东已经塑造了北官坊口十三号永恒的品格；作为回报，这处旧宅亦将不息地复活思念。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
这里应该有三十万字的铺排，才能再现张伯英先生七十九年的峥嵘。这里应该有八音交融的旋律，才能告慰张伯英先生厚德载物的寂寞。而我，却只能将思念剪碎，希冀它化成漫天的花雨……
张伯英先生是大智慧。
大智慧明于进退。徐树铮死，张伯英退，这是先生在用自己的余生酬报知己。新进者以为段政府前的学潮惨案促成张伯英辞职，误矣！
1937年，王克敏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三次登门邀约张伯英出山任职，张伯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最后一次谈话闹到面红耳赤。王说：“你就是诸葛亮，我三顾茅庐也该出山了。”张答：“我没有诸葛亮之才，但我可以效仿诸葛亮之德。”
在日寇侵华的危急关头，张伯英支持长孙儒和参军御敌。此后儒和抗日负伤，立功疆场，兵退台岛，升任“中将”。由此反证，张伯英的暮年退养，并非人生绝望，在他的督责下，诸子诸孙皆激流勇进，各显风流。
大智慧明于使命。一人一个命，有醒有不醒。张伯英是醒者。他醒悟于生命的短促和使命的神圣，总能集中心力去完成独属他的宏图大业。有人把张伯英看成鬻书延命的书家，此乃大误。翻展六十二卷、一百四十万言的《黑龙江志稿》，我们才知道何谓“学问”、何谓“学问家”。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危急关头（1929—1932），张伯英为黑龙江编省志，爱国情怀，不言自明。
如有闲暇，我们还应该依次展阅《徐州续诗徵》、《东涯随笔》、《法帖提要》、《阅帖杂咏》、《庚子消夏录》、《小来禽馆诗稿》诸书。这是张伯英遗惠后人的精神财富。虽然“公产”公享，但是徐州人、徐州文化的幸运，并不在于坐享其成。要认识，要理解，此后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发扬。《阅帖杂咏》是张伯英的诗体书论，论深论浅，自在人为，仅其韵语妙言，已让后生赧颜。“帖评近著徒纷繁，稍喜惜翁知本原。难与浅人为深语，妄云所作尽空言。”隔世重读，谁敢以“空言”相薄？
在思念的最表层，我惊叹张伯英“彭城书体”（伯英体）那熔铜铸鼎的沉著与雄浑。有人用“根植汉魏，化以苏黄，自成面目，不落窠臼”为评，得其仿佛。先生的入室弟子启功、孙方等人，继其志，传其艺，海内共仰，始知张派书法后继有人。
1949年1月14日（戊子年腊月十六日），张伯英病逝北平寓所。闻讯，齐白石老人于《阅帖杂咏》册后题诗致哀曰：“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六十年一轮回，又到鼠年岁尾。迷雾渐消，霜月澄碧，冷静的季节，让我们对前世、对今生都有了冷静的理解。张伯英功德圆满，实现了他的人生设计。后来者何去何从，只有让后来者自我选择、自我修持。
2008年12月19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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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去春来之时，张伯英先生走了。
“勺圃”毁弃，田园荒芜，六十年春花秋月，连婴儿的记忆都已衰老，何况后知后觉们原本就没有记忆！
所幸，他在纸上、石上留下了铁划银钩的墨痕。高蹈于“碑”、“帖”之上的，是一位诗人、学者艺术版的遗嘱。
张伯英先生是徐州文化史上最后的“儒者”。“儒”家者流，曾是一个人群。他们集结于先秦，游文于六经，志在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好景不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的第一大劫难。汉朝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们“学而优则仕”，经历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两千年大幸福。
张伯英先生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登科中举，光耀门楣；可惜大清王朝的衰亡，中断了他的仕宦宏途。既无缘于庙堂，遂转蓬于江湖，发为文，发为诗，发为书，皆末技也。这叫“无心插柳”。而在张伯英先生心里，他最认同的角色，也许还是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儒，柔也。”这是《说文》的权威阐释。
大抵为了遏制“伯英”这个名字的“英霸（伯）”之气，先生的谱名被定为“启让”，与“让”字呼应，先生的字选了“勺圃”二字。“让”字，最早见《尚书·尧典》：“允恭克让。”那是宏扬帝王之德的褒词。“勺圃”，直解为“一勺之圃”，真是小而又小的一方生存空间。
或许这就是“儒”的宿命。在一个封杀了“儒”的“后秦”时代，张伯英被禁锢了政治生命之后，大约只能“游于艺”了——这还是孔圣先师的教导；而遗憾在于，此时的“艺”，早已舍弃了“六艺”中礼、乐、射、御、教的必修科目，仅留一片“书”的方寸。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书家”鸣世，非张伯英先生素志也明。
榆庄远眺
2004年春夏之交，为撰写《徐州历史文化丛书》的《徐州名人》卷，我请孙统义先生引领，初访张伯英先生的桑梓之地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绕庄有碧水如带，远眺有青山为屏，惊叹是一处风水宝地。
在先生的书法传人孙鸿啸老人的农家小院，听孙先生说张家旧事。鸡鸣犬吠之声，穿透百年岁月，从西南面的张家老宅传来，让我眩惑于“今”即是“昔”，“昔”即是“今”，在今昔迭印中，张伯英先生的青春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榆庄。
清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71年9月8日），张伯英诞生于榆庄故宅。名讳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成年后又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
榆庄还叫榆庄，但今日的榆庄人已不再是当日的榆庄人。低徊俯仰于绿杨烟霭之中，哪一片世纪的砖瓦，还能向我诉说张伯英先生的童稚与青春？
旧地重游，往往是新梦的点燃。在榆庄的楼堂瓦舍间穿行，我恍然于日月逆行……
明中叶嘉靖年间，浙江绍兴人张棋过江渡淮，看中了铜山县的好风水，遂定居于铜山吕梁。这位叫张棋的山阴人，就是张伯英的十二世祖，也即是徐州山阴张氏的始迁祖。
至张棋子应科，张家又移居徐州城。应科子张垣（又名垣崇），字曙三，明朝武举，以荐任河南归德通判（正六品）。明末动乱，以身殉国。
垣子胆，明崇祯癸酉（1633）武举，随父任归德营参将。父死难，率所部直击叛帅。入清，随豫亲王南征，授副总兵职。积功，疏题天津总兵，廷议会推开（封）归（德）提督总兵（从一品）。因受中伤，毅然辞军职，回徐州养亲。后诰授骠骑将军。张胆的人生亮点是义修荆山桥。该桥全部巨石券砌，长362丈5尺，顶宽1丈9尺，共40余孔，耗银26800两，历时两年始成。湖流巨浸，七省孔道，因此桥而成坦途。
胆六子，其中五个儿子身膺重任。其次子道瑞，即张伯英八世祖。道瑞，字履贞，武进士出身，仕至福山游击，署徐州副总兵。
道瑞孙朝锦，字霞抒，恩岁贡生，官上元（江宁）训导。在他未做官前，曾拜了张伯行为师修程朱之学，且以仁义称著。某年岁饥，他出粟数千斛（一斛五斗，约百斤），救济贫乏。可惜，朝锦英年早逝，未能有大功于社稷。
朝锦子随，字子正。因父早殁，随事母极孝。其母石氏，为徐州知州石杰（浙江桐乡人，进士，于乾隆二年出任是职）之女。每当母怒，张随总是长跪自责，直到母亲气消怒解。
随子省斋，字鲁门，以附生议叙盐运知事，积军功，加州同衔，世人咸称清毅先生。清毅先生出仕时，捻军之乱方炽，他练丁壮，组民军，筑圩寨，建社仓，堵御捻乱，有功地方，逝后祀于徐州乡贤祠。这位清毅先生即是张伯英先生的曾祖父。
省斋之子达，字卓堂，为张伯英先生祖父。张达不到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成年，张达奋身军旅，亦未尝一日废书。他曾经表白：“学当识其大者，非第沾沾腥腐之文为科目地，而世之少自异者，又耗心力于考证，纤琐以为博，支离以为新；其于身世之大，所以自治治人者，反在所略，是相率出于无用也。”忆及这么一位能文、能武、能修身、能治世的书法家祖父，后人自可从“家教”方面探知张伯英成才的必然性。
张伯英先生之父名仁广，字溥原，以“通判”衔，分职东河，前后治河三十年，调钱发物，一尘不染，“未尝乞贵人”，亦“不假人一钱”。入民国，遂不复仕，“读书作字”，终老乡里。
此时此刻，榆庄静悄悄，榆庄平淡淡。谁知道，隔着岁月，这儿也曾经藏龙卧虎！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伯英十五岁，已经是一位英俊少年。而在他的村塾中，又来了一老三少四个人。老者是他的新老师徐忠清（葵南）先生，少者则是徐先生的长子、次子和幼子。徐先生的幼子即张伯英的终生挚友、此时年仅五龄的同窗伙伴徐树铮（又铮）。师生相识，徐先生即以徐州府学山长刘慈民先生的《偶句集古》相赠。
徐葵南先生家于徐州城南四十里萧铜交界处的醴泉村，为徐州宿儒，多年来均以教馆受聘于徐州城乡。溥原先生延徐葵南先生入塾为师，既考量到儿子的学业渐广，又考量了葵南先生的学海渊深，所以才作了这个影响张伯英一生一世的决定。
榆庄村塾最后两年的攻读，让张伯英完成了道德文章的飞跃，也让童稚而又聪慧的徐树铮深深地记住这位异姓兄长……
在这一时期，因徐奎南先生还在徐州守备李秀岭的家馆任教，张从仁、张伯英叔侄亦曾在李家附读，遂与李秀岭之子李辅中相识。
而当我与孙统义先生徘徊曲径的时候，榆庄的新篁新柳早已漠然于昨天的霜风。我有一种迟来的失落与怨悔。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
彭城追忆
回徐州不久，我就完成了张伯英小传的初稿。即便在定稿付印之后，我仍然遗憾于不能勾勒出张伯英在徐州生活的动态画面。
主航道云帆高挂，六十年中流放舟，谁还会注意小河湾里的风景？只要你想刻意回避，你就能修养成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甚至不见泰山的本领。
浏览中国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史，张伯英无疑是一座被人故意漠视的峰峦。这是一套思想的魔术。灯光一闪，大幕一开，山岭消失了。于是，有人快意于创造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历史。
当我续上思念，准备在云龙山麓遥想张伯英的青春神韵时，一砖一瓦的物证都没有找到。云龙山还在，云龙书院消失了。而后人出之旅游、或纪念目的而垒起的墙垣，压根儿就与当年的精舍讲堂沾不上一点儿边际。
清光绪十三年（1887），张伯英十七岁。告别榆庄村塾，步入徐州府学的殿堂。在云龙讲舍里，由江南鸿儒冯煦（蒿庵）先生主讲经纶；在云龙明伦堂，由地方硕学王鹤琴主持会课。一时间，徐州青年才俊如祁世倬（汉云）、陈素（璞完）、王学渊（惺三）等，咸聚云龙书院。明师指点，挚友砥砺，张伯英漫步于九曲云龙山头，感受了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超越。这一年，祖父卓堂公将珍藏大半生的万寿祺（年少）《渚倡和集册》交给张伯英保管，以示寄托。次年，张伯英随祖父游历金陵，得书法名家包世臣所著《安吴论书》、《艺舟双辑》诸书，受其影响，此后习书每以北碑为宗。回徐州后，勤习《龙门二十品》及《张玄墓志》，故其书法结体谨严，骨力雄健，每为蒿庵师称道，许为后起之秀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伯英年十九。是冬，迎娶夫人崔右铭（敬宜）。夫人与先生同庚，乃铜山缙绅崔弼均之女，能诗善画，且精于装治碑刻拓本。婚后，相继得长子寿慈、长女慈慧、次子恺慈。为家庭生活计，张伯英始于徐州城内设馆授业。从以人为师，到做人师表；从为人子，到为人父；张伯英在二十岁左右就完全走向了人格独立和思虑成熟。
大清王朝气数将尽，而张伯英似乎还不能忘怀于登科进仕。一边授徒，一边自修，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伯英二十七岁，终于考中了丁酉科拔贡，依例，出任直隶州州判。
前路一派光明，张伯英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乐极生悲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崔夫人因上一年生育次女慈勤而染病不治，竟在她三十一岁时撒手人寰。张伯英痛失爱妻，作《崔敬宜传》以寄哀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诏补并行庚子、辛丑恩科，张伯英赴金陵应顺天乡试，与其叔云生同科中举。发榜之前，有乌鸦在榆庄村的树上大声鸣叫。闻其声，张宅上下皆惊，以为不祥。独陈夫人大声说：“乌鸦乌鸦来报喜，一科两个举。”不几日，信差报捷，叔侄同登，传于乡里，蔚为佳话。为了以示区别，乡人称张从仁为“老举人”，称张伯英为“小举人”。
京华相思
妻子去世后，张伯英度过了四年孤寂的岁月。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娶夫人段端书。段夫人出萧县望族。婚后，相继得三女慈祺、四女慈融、五女慈荃、三子宇慈。
远方的呼唤传来，张伯英应时而动，跨出徐州城门，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先是随时任广东雷阳道台的萧县段书云（少沧）先生赴广东襄理文牍，并兼任其家馆教职，后出任广东学务公所课长。旋北归，先后任安徽省视学、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并入南京高等学堂研治新学。宣统二年（1910），张伯英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前的南京，文人荟萃，墨客云集，早已中了探花、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先生此时以苏浙皖三省“查赈大臣”的名义驻节南京，张伯英重游师门，相与论诗衡文，兼及金石书画，眼界更高，腕力更强，善书之名，闻于金陵。宣统三年（1911），辛亥军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与徐树铮同寓。经徐氏引荐，入第一军任秘书。
在新旧交替之际，张伯英以他“不惑”之智，一步跨入民国时代。徐树铮的引荐至关重要，但张伯英四十多年的学养积累和人生历练毕竟是他成功的关键。
此后的路，比较顺畅。民国元年（1912）四月，张伯英由南京转赴北平，出任民国政府陆军部编纂，次年，改任陆军部秘书。民国四年（1915），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民国五年（1916），出任民国政府国务院秘书，兼陆军部秘书。民国六年（1917）获准拓印故宫所藏《三希堂帖》及《快雪堂法书》，并作校勘。触摸皇家珍存秘藏，让张伯英深受启迪，从此，他告别了残存的那点江湖情结，而获得了纵贯古今的庙堂气度。
民国七年（1918）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年腊十六日），张伯英于隆福寺书肆购得宋拓弘文馆本王羲之“十七帖”。带回寓所，与溥原公鉴赏。千古名帖，父子同阅，欣欣之意，不能自已。溥原公特作阅帖赞，命先生书于“十七帖”后。自兹，张伯英遂以“小来禽馆”名其书斋，并特制“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于是帖之卷首。这一年，张伯英出任国务院秘书厅帮办。次年，因病请辞帮办职及陆军部秘书职，仍以“参议上行走”，留厅视事。民国九年，溥原公去世；民国十二年，陈夫人去世。张伯英葬先人于榆庄西二里之王桥西、塔山之前。张伯英请挚友、光绪解元、京师大学堂教授、正志中学教务长姚永概为父亲撰述墓志铭。这则墓志铭借张从仁之口，说出了对张伯英兄弟的评价：“吾兄诸子，伯英得其学，铭让得其勤，猷让得其慎，循让得其淡。至于志行坚卓，兄所独也。”
治丧毕，张伯英在徐州居数月，会亲访友、诗歌唱和之外，还搜集了十余方汉画像石，并得拓片数幅。无意之间，张伯英成了徐州汉画像石的首位收藏家与研究者。这一时期他收藏的汉画像石，在共和国建立后由其次子恺慈（孝遐、晓霞）全部捐赠国家，成为日后建成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最初的珍藏，。
民国十三年（1924），张伯英五十四岁。年初开始，他将自民国十一年夏天手录所藏的北魏墓志一百零九篇装订成册。过录全用正楷，深得北碑神韵；因意在存文，故既有文史价值，又可以窥见张伯英小楷功力。
同年，张伯英就任民国临时执政府秘书，这一年，一位日本人委托中介，欲以二万大洋购买先生所藏“十七帖”馆本。先生执于善本国宝不可流于外人之手而拒之。
秘书长。虽政务繁巨，但稍有闲暇，先生即投身碑帖研究。当年春，他喜获包世臣手稿四通，内有《十七帖疏证稿》。同时，他再次获准拓印《三希堂帖》数通，续为校勘。因恐善本流失，张伯英特将《十七帖》馆本转售教育部。入冬，北风萧杀，京华奇寒，从河北廊坊传来惊天噩耗，先生同窗挚友徐树铮将军被冯玉祥部下刺杀。
张伯英痛感政途险恶、国事难为，遂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病辞临时政府各职。进京十五年，皆赁屋而居，五迁（东城报房胡同、大石作、慈慧殿、法通寺、东四十条）之后，他在好友张相文（蔚西）先生的帮助下，购得北京地安门外北官坊口十三号旧宅一所。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
彻底脱离了政坛，张伯英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自励自强于北平这个文化之都。一心无牵挂，矢志于他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经二十多年磨砺，一个书法巨子得到了时代公认。
若从生活上看，张伯英的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北官坊口旧宅，坐北朝南，三进院，正厅三大间，三进正厅连接东西两厢，厅前一大院，院中花木扶疏。正厅窗明几净，为张伯英披览诗文、临池弄笔之所。苟无外出，他的一日劳作，均在此厅。会客，则多在前院西厅“汉画室”。再西的西侧房，是张氏家塾，儿孙辈读四书五经，均在此。
若从交谊上看，辞职后的张伯英基本上不再与政界、军界人物交往。过从甚密者，非诗人、文人、即书家、画家。定居北官坊口前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先后有林纾（琴南）、梁上栋、赵椿年（剑秋）、齐白石、姚永概（叔节）、华世奎（璧臣）、白坚（坚甫）、秦树声（幼衡）、傅增湘（叔和）诸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惺惺相惜，同命相怜，这有助于张伯英在集思广益的吸纳中酝酿时代英华。
2005年初春，我与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周传家先生从后海北街的恭王府绕行去鼓楼，过北官坊口，按图索骥，终于也未进得张伯英故居。事后我安慰自己：即便踏入先生故居，又有谁烹茶待客呢？北官坊口十三号将不断迎来它新的住户，但它的老房东已经塑造了北官坊口十三号永恒的品格；作为回报，这处旧宅亦将不息地复活思念。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
这里应该有三十万字的铺排，才能再现张伯英先生七十九年的峥嵘。这里应该有八音交融的旋律，才能告慰张伯英先生厚德载物的寂寞。而我，却只能将思念剪碎，希冀它化成漫天的花雨……
张伯英先生是大智慧。
大智慧明于进退。徐树铮死，张伯英退，这是先生在用自己的余生酬报知己。新进者以为段政府前的学潮惨案促成张伯英辞职，误矣！
1937年，王克敏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三次登门邀约张伯英出山任职，张伯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最后一次谈话闹到面红耳赤。王说：“你就是诸葛亮，我三顾茅庐也该出山了。”张答：“我没有诸葛亮之才，但我可以效仿诸葛亮之德。”
在日寇侵华的危急关头，张伯英支持长孙儒和参军御敌。此后儒和抗日负伤，立功疆场，兵退台岛，升任“中将”。由此反证，张伯英的暮年退养，并非人生绝望，在他的督责下，诸子诸孙皆激流勇进，各显风流。
大智慧明于使命。一人一个命，有醒有不醒。张伯英是醒者。他醒悟于生命的短促和使命的神圣，总能集中心力去完成独属他的宏图大业。有人把张伯英看成鬻书延命的书家，此乃大误。翻展六十二卷、一百四十万言的《黑龙江志稿》，我们才知道何谓“学问”、何谓“学问家”。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危急关头（1929—1932），张伯英为黑龙江编省志，爱国情怀，不言自明。
如有闲暇，我们还应该依次展阅《徐州续诗徵》、《东涯随笔》、《法帖提要》、《阅帖杂咏》、《庚子消夏录》、《小来禽馆诗稿》诸书。这是张伯英遗惠后人的精神财富。虽然“公产”公享，但是徐州人、徐州文化的幸运，并不在于坐享其成。要认识，要理解，此后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发扬。《阅帖杂咏》是张伯英的诗体书论，论深论浅，自在人为，仅其韵语妙言，已让后生赧颜。“帖评近著徒纷繁，稍喜惜翁知本原。难与浅人为深语，妄云所作尽空言。”隔世重读，谁敢以“空言”相薄？
在思念的最表层，我惊叹张伯英“彭城书体”（伯英体）那熔铜铸鼎的沉著与雄浑。有人用“根植汉魏，化以苏黄，自成面目，不落窠臼”为评，得其仿佛。先生的入室弟子启功、孙方等人，继其志，传其艺，海内共仰，始知张派书法后继有人。
1949年1月14日（戊子年腊月十六日），张伯英病逝北平寓所。闻讯，齐白石老人于《阅帖杂咏》册后题诗致哀曰：“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六十年一轮回，又到鼠年岁尾。迷雾渐消，霜月澄碧，冷静的季节，让我们对前世、对今生都有了冷静的理解。张伯英功德圆满，实现了他的人生设计。后来者何去何从，只有让后来者自我选择、自我修持。
2008年12月19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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