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应该了结的时候
风云突变
1957年底，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困绕着荷叶，什么事都恍恍惚惚。
经小姐妹多次劝说，这位纺部车间的团总支书记才将信将疑抱着一岁半的女儿，私下求助于塘桥地区有名的八卦先生张缪根。
求签的结果：荷叶的丈夫晨光近期有大难，是牢狱之灾，少则三年，多则六载。
张缪根仔细瞧了瞧荷叶怀里抱着的女儿，并掐算了孩子的生辰八字，对荷叶说：“这孩子命中天德、月德、文昌星都有，将来会有出息，她应该在大学里吃饭。”
也许是出于同情，也许是出于怜悯，这位好心的八卦先生分文未收取荷叶的卜卦费。
天阴沉沉，风冷飕飕。
荷叶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女儿身上，她情不自禁地打着寒噤。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说慌，不是慌，说怕，更谈不上，但她心里已丢失了往日的平静和坦荡，这是真的。
晨光现在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任宣教干事，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过近百篇文章，是《江苏工人报》特约通讯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不久前才发表了中篇小说《老王在工地上》。
荷叶有些担心，晨光会有什么事？一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重的文人能有什么事？有什么罪要坐牢？
在寒冷的冬天，荷叶仿佛看到寒光闪闪的剪刀剪断了无用的枝条，冷气嗖嗖的斧头砍去了多余的木疤，她有些多余的联想。
往常她很喜欢那白皑皑、静悄悄的冬，当然，春的妩媚，夏的热烈，秋的丰满，都很有风韵，但它们都不同于冬的恬静。如果在白天透窗久久凝视着院内翩然而落的雪花，可以思考一切而又一切都未思考；如果夜间隔墙谛听着屋外呼啸而过的大风，似睡而又没有完全睡着；那气氛就更加显得恬静，似乎整个宇宙都被冬的恬静征服了……
春节就在眼前，荷叶盼望着丈夫提前归来。紧张、热烈、奋斗的一年终结了，胜利、丰收、舒适，都包含在这团聚中，都包含在这迷迷蒙蒙的恬静之中。
可晨光并没有在该回来的时候回来，而平时靠他接济的二弟（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和三弟（长春财经学院就读）却相继来到家中，叔嫂的手足情着着实实地温暖了荷叶的心，谁也不想冲淡大团圆的热烈气氛，平时不善言语的二弟和三弟总是绞尽脑汁地为嫂子多做一些，这一切不但没有冲淡荷叶的疑虑，她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可她还是把这不安深深地沉入心底……
过完年，二弟、三弟才说出了事情真相：大哥已于1958年一月被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开除，送石佛寺农场劳教三年。
噩耗似五雷轰顶，荷叶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万箭穿心的泪，止也止不住。
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她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可这一切不容质疑地摆到了面前……
冰天雪地的世界，荷叶只觉得自己被人从头浇了桶冰水，冷得她不停地颤抖。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暖冬是它显著的特征，很少能见到下雪。可今年是怎么了？雪越下越大，铺天盖地，一点也没有要停的迹象，沸沸扬扬的雪难道是苍天不屈的泪？
荷叶就是荷叶，尽管她万分痛苦，但当她意识到必须把内心的这种柔弱包裹起来，给二弟和三弟一个信念，一种精神支撑，大哥倒了，还有大嫂。他们还有学业，自己的女儿太小，她不能让他们带走牵挂和不安，一定不能！
磨难显示了她的坚强。
痛苦炼就了她的坚强。
她真的就是二弟和三弟心目中摧不垮的嫂子，一个可以挑起重担、承受一切的嫂子！
雪，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洒向大地，无声无息……
紧接着，安达纱厂的党、政、工、团领导分别找荷叶谈话，希望她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不要辜负组织的培养。
一边是升为厂团委书记，一条为官的康庄大道，铺满了红地毯；另一边是嗷嗷待哺孩子的母亲，一个需要母爱去支撑的小生命。而当两者不可统一地摆在她面前时，在理与情、坦途与坎坷之间，是母亲的天性使她选择了后者。
荷叶自动辞去纺部车间团总支书记职务，到织部车间当了一名普通挡车工。
而未来的岁月和人生，真的就证实了八卦先生张缪根所预测的一切。在晨光劳教结束的60年10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缘故，小猪饿死较多。浦刑字60年第955号刑事判决书以“抗拒改造罪”，又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从此，荷叶相信了算命。
还我公道
沧海桑田，星转斗移。
时间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过了三十春秋。
1988年3月10日，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终于给晨光落实了政策。
陈高中握住了晨光的手，代表党委对他说：“晨老，祝贺您！”
晨光抚摸着满头白发，感慨万分：“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这一天哪，我把眼睛都盼穿了……”
是啊，真的是太迟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5月，含冤的晨光就向原单位提出了申诉。五年过去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84年3月晨光再次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姜华国和一位姓汤的落实政策人员给晨光的答复是：对处境深表同情，但劳教以后又判刑，本单位也无能为力。如果判刑问题解决了，那么下面的事二公司就好办了。
随后，作为晨光的女儿和女婿，我们以自己的名义，为父亲判刑一事同时向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区人民法院、石佛寺劳教所等单位提出申诉。
申诉书陈述“抗拒改造”罪不成立的四条理由和事实：1.作为优秀劳改队员抽去养猪的晨光，曾受大会表扬并评上三等奖，这和判决书上写的“抗拒改造”是自相矛盾的。2.三年劳教即将结束，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能在看到希望而自取灭亡？在自由回归之时还留恋铁窗生涯？3.在共和国最困难时，不知有多少人饿死，连总理都得了浮肿病，更何况饿死几只小猪。4.谁能相信，作为国家最庄严的法院判决书当初竟写在了连一张马粪纸都不如的黄纸上，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国家那空前绝后的困境。
1986年11月19日，浦口区人民法院（1986）复（1960）区浦刑字第955号再审判书，撤消1960年的判决书，宣告晨光无罪。
喜讯传来，晨光全家异常高兴，从心里感谢共和国庄严的执法者。是他们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将错综复杂的案件理得一清二楚，再现了客观事实，洗清了晨光的冤屈，把公正两字实实在在还给了受害者。
特别是花甲之年的晨光，激动得老泪纵横，他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我们带着浦口法院的再判决书和送达回证（上面清楚地写着：晨光，关于你的生活问题，本院已同你原单位联系过，请你直接与他们联系。）找到二公司，老案复查办的姜、汤两人说根本不知道此事，也没见过法院来人。
带着重重疑虑，我们又奔向长江对岸的浦口法院。合议庭的林在松和张辉出示了他们和二公司的谈话记录，当时二公司的接待人是一位姓朱的副经理，商榷结果是由二公司每月付给晨光20——30元生活费。
当我们再次出现在二公司办公大楼，姓朱的副经理不仅失口否认白纸黑字，还很有水平的将“皮球”踢了回去：“既然是法院判错的，他们就应该负责晨光的生活问题，找我们干什么？”多么冠冕堂皇的推却词，何等巧妙的逐客令！也许是他健忘了，也许是他出于公司的利益；也许是我们年轻幼稚、涉世不深。我们感到震惊！作为一个单位的代言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怎么可以这样言而无信？年迈的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了父亲生活问题，我们先后去二公司四次，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受到的冷遇、看到的白眼，只有自己能体会。为了不使父亲难过，有泪往肚里流，回家像没事似的。
二公司是铁了心不认这个帐，父亲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那极其痛苦的内心再也经受不了这一切……
多少辛酸往事，多少惨不忍睹的画面，像电影般风起云涌地向他迎面扑来：三十多年来，愧疚像一个幽灵始终跟着他，身陷囹圄后，爱妻不仅没有抛弃自己，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抚养孩子。用一份有限的工资赡养和孝敬自己的双亲，主动承担起自己未了的心愿——继续接济二弟、三弟上学。
多少年了，“反革命家属”的称谓压得她从未抬起过头。织布车间出了毁布事件，洁身自好的她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有泪，默默地流；有苦，静静地吞；有怨，只能有自己悄悄地去消化。
为了给家里多挣些钱养家糊口，三十年了，生病从未舍得休过一天病假，她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想给孩子们多一点，再多一点。一个钱掰成几份花，身为一个男子汉，不能为家分忧，一直需妻子养活。就是她再努力，再克己，也无法彻底根除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引起孩子们深度的贫血……
这一切都使他无法正面去好好地看一下自己的爱妻，他怕面对那双原本会说话、却被岁月风雨折磨得几乎麻木的眼睛。那双眼睛中透出的善良，使自己心痛得受不了，时时刻刻在受着精神煎熬。
在政治压力下，终成为国家有用人才的儿女们，付出和收获的天平对他们始终是倾斜的。粉碎了四人帮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大女儿的考分都分别超过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可都因“反革命”的牵连而榜上无名。一直坚信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得到社会承认的她，知晓事实真相后，撕心裂肺地喊出了：“世道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就失去了感知……
眼看已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世上最悲惨的事情，他跪到女儿面前，声泪俱下：“小群，让爸爸代你去死。你还年轻，你妈妈含辛茹苦地把你扯大，你是她的希望啊！没有你，你妈妈支撑不到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我害了大家，我实在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是血肉之情的呼唤，是父女心灵的感应？
女儿仿佛从噩梦中惊醒，泪如雨下：“爸爸，你不能，你不能啊！”
……
悠悠岁月，欲说人间好困惑。
如今，亲生骨肉相继成家立业，可她们何时分享过作为父亲应该付出的父爱、应该给她们带去的欢乐？
现在，晨光那颗衰老的心，一直期望有一缕阳光能照进的内心，在失去所有的希望和支撑后，已破碎不堪。他觉得早一天离开人世，自己少一份心灵的折磨，亲人们也少一份牵挂和痛苦。晨光老泪纵横，尽管声音发颤，但吐字却少有的清晰。
我们从未听到父亲以这样口吻说话：“孩子，爸爸对不起全家，不是爸爸不通人情，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十年了，你们所遭受的冷遇爸爸能想象得出，你们整天背着精神的磨盘爬山，爸爸再也不愿给你们雪上加霜，特别是群儿，爸爸欠你的太多了。爸爸再也看不得你们流不完的泪，爸爸的心在淌血……”
谁能知道？谁能理解？作为当事人的父亲，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非人的磨难，象一只离群的羊羔任人宰割。特别是在刑满释放后，又被无辜地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管制起来。一次次批斗，无休止的义务劳动，灵与肉都已伤痕累累，亲生骨肉仅一江之隔可就是无法相见，在最黑暗的岁月，他从未想到过死。
他几乎做过世上一切最苦的活，他研究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写过西瓜在沙灰土壤中怎样长得更大的论文，总结过棉花高产的经验，他是想用自然科学的硕果来抚慰自己那颗无法安静的心，找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他太渴望自由了！
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管制还是管制。在大女儿完婚时，也只能遥寄一封家书和他亲手剪的红纸双喜以示祝贺。
脱去四类分子帽子后，他毕竟可以离开苏北那块养育了生命，也带给他太多太多痛苦记忆的土地，来上海捡破烂，帮妻子分担一点生活重担。他拼命地捡，似乎要弥补多少年经济上的一无所有，精神上的一穷二白。处于逆境、险境中的他，从来就是一位强者，一位不屈的生活强者！然而孩子们也理解他此时此刻想到的死……
窗外，阳光明媚，屋里的气氛却冷凝至冰点。全家人的精神再度面临崩溃的边缘，年仅六岁的外孙女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带着满襟的呕吐物嘶喊着扑向外公……
泪啊，流不完的泪，何时才有尽头？
在那命运不受自己主宰的年代，廉价的眼泪是唯一能自我宣泄的方式，屈辱的眼泪之后便是和刚强。
在政治生命的曙光来临之际，却又出现一片遮日的乌云。希望的破灭就象一叶孤舟，眼看就要靠岸，狂风恶浪又将其抛入茫茫的大海。那种绝望，怎能不让人落泪？
然而，懦夫的眼泪无法打动那些麻木不仁的当权者。
再申诉书
一次又一次，我们曾无可奈何地离开二公司。但“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的惆怅和不平，使我们年轻的心无法平静。难道浦口法院也会象我们一样被捉弄吗？
是的，浦口法院面对二公司的出尔反尔也一筹莫展。
年轻的法官张辉脸涨得通红，愤愤不平地说：“不是当初他们错送劳教，能有后面的错判吗？”
错判！执法者也这么认为！
我仔细地问：“我父亲58年档案这里都有吗？”
张辉从橱柜里取出足有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厚的卷宗，重申：“都有，而且一张不漏。”
“包括劳教之前吗？”
“包括一切。”
办事谨慎的林在松，给我们带来了庄院长的答复：浦口法院会将父亲一案向市法院汇报，请求帮助。
从法院出来，坐在过江的渡船上。江风吹起我们年轻的乌发，江潮拍打渡船溅起浪花洒落在脸上，我们看着滚滚的江潮尽情地向前涌动，一直向前涌动，始终向前涌动……
一个再申诉的想法，在我俩的大脑不约而同地形成。我和丈夫互相勉励着：一旦我们上诉，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不会放弃。就像这浩浩长江水，奔腾向前，永不回头。
这是我们第五次去二公司。
老案复查办姜华国的态度比哪次都强硬：“送你父亲去劳教是对的，所以现在不能给生活费，你们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胡搅蛮缠？我们什么时候胡搅蛮缠了，我们什么地方胡搅蛮缠了，请你说清楚。”
我慢慢悠悠，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吐着，姜华国看着我，一时竟无言可答。
紧接着，我丈夫严肃地问老姜：“你敢断定对父亲的劳教是正确的吗？”
老姜底气不足：“是的，说了又怎样？”
“你们对浦口法院记录在案的东西都能出尔反尔，更何况对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但有一点，作为一名体现党和国家政策的办案人员就应该依法办事，对事实负责，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姜华国脸部神经抽动了几下。
另一位姓汤的老案办人员见吓不退我们，似乎想晓之以理：“你们两人都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奋斗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不要因为你父亲的问题连累了自己，好好珍惜，年轻人！你父亲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你们这个家有今天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你们的母亲，你们应该多为她想想。”
想动之以情劝退？我们已上过当，不会再那么傻！
我话中有话地回答：“汤老师，你说得对，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是与非还是有辨别能力的。如果父亲真的有什么东西隐瞒着，隐藏着，而且我们能确认这一点，请放心，我们会立即离开这里。”
他们已听出弦外之音，轻易打发我们已没有可能，无可奈何地去请示领导。
不是党员，以国家干部和自己的人格担保，我们翻阅了父亲的卷宗——二公司整父亲的全部材料。我们用心记录，用理智去分析，在充满火药味的字里行间，我们试图想多找一点能给父亲定“历史反革命”的有力证据，但却相当困难。多是诸如此类地某某某说：父亲曾说过什么。我相信，如果把揭发父亲的材料贴在大街上，今天的人们抱之一个轻蔑微笑：窝里斗，谁叫咱中国有这么一个阶级斗争的老传统呢？要斗争，不就要有靶子，不就有人给整材料吗？请注意这个“整”字，要达到目的，要有“的”找之。真的难为当初整材料的这帮人，东拼西凑真的很不容易。
看完材料，我们心情格外沉重。在反右的疯狂年代，有多少人因为讲了真话而人头落地，又有多少人因为说了实话而锒铛入狱。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又有几个办案人员能丢开本单位的经济利益，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着想，实事求是地秉公办事呢？
我们知道，再找二公司是多余的。临走时，我们由衷地谢谢姜、汤两位，他们提供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父亲是无辜的。
然而，光有这么多感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再申诉书》更有说服力，我们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曾经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生活过的历史见证人。
这是一个曾和父亲住在同一宿舍的退休老工人，他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事。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啊。为了不影响我们夜间的休息，他都是在路灯下写文章，他非常自觉。”
这是几张莫愁路小学几届毕业生的合影。照片背面清楚地写着：“敬爱的一萍叔叔，留念。”字里行间透出了这些少先队员对父亲——他们校外辅导员的浓浓爱意。
当年的保卫干事张文祥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你父亲被送劳教，我都感到吃惊！”
当年的党委组织委员孙忠贵对我们说：“一个星期之前还在讨论你父亲的入党一事。当我从外地出差回来，你父亲已被抓走。我找到党委书记，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应该由党委集体讨论。而他则反而批评我立场没站稳，庇护反革命分子。”
只有短短一个星期，连整材料到父亲被抓，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这种令党委委员和保卫干事都感到突然的袭击方式，是针对一个党的培养对象，而不是美蒋特务。如果不是出于有意整人，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
公司一位干部劝慰我们：“整人的人已死了，被整的人还活着，老天是有眼的。”
……
我们有针对地请父亲回忆往事。
像旧伤疤被撕开，伤心裂肺般疼痛，可没有办法，为了再申诉。
父亲痛苦地回忆着往事：
我和谁都没有恩怨，也没得罪过谁。只是出于公心，给原党委书记提过几次意见。一次是在53年夏天的抗洪抢险中，当时我建议不该让老弱病残和妇女一起上抗洪前线，造成乱哄哄的局面。可党委书记认为人多力量大，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两人在工地上争论着，而争论的结果当然是党说了算。
还有一次是我的中篇小说《老王在工地上》出版后，党委书记关心起我的政治进步。他教导我心中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并称赞小说里老王形象不错。
我实事求是告诉他：“老王是根据生活中某一个党委委员塑造的。”
看得出，他当时有些不高兴：“应该写写党的领导人嘛，这样就更能突出政治。”
可我这个人就是死不会顺风说好话，心中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书记，我想你能虚心接受群众有益的批评，不要处处总觉得党委书记一惯正确，那样会深受群众喜欢的。”
“年青人，说话不要太狂了！”党委书记脸色铁青。
1956年，政府号召给党提意见，心直口快的我真的又给党委书记提了两条：应该改一言堂为群言堂，这样有利于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应该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倾听大家的呼声。
……
听到这里，我们似乎有了些头绪。如果原党委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那么他一定会真诚地接受父亲意见。若不是这样，父亲啊父亲，你被送劳教的隐患就有可能从此埋下。
为了证实原党委书记的为人，我们又走访了孙忠贵，请他仔细和详尽地回忆56年前后的事情。
他想了想，慎重地对我们说：“1957年，肯定没错，就是你父亲出事的那一年。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已记不清了，但当时我是穿着一件中山装去开党委会的。会上，党委书记曾不点名指责：某某党委委员把反革命分子作为发展对象来培养，党性哪里去了？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年底，突然以反革命分子罪送你父亲劳教，我才明白那个会议上不点名指责是针对我来的。”
据时间推测，这次党委会离父亲被送劳教日期至少也有三个月。三个月前，原党委书记就以个人的名义把父亲列为“反革命分子”范畴，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和提示。这正常吗？这合法吗？这符合党的原则吗？
依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87年2月17日，一份长达17页的《再申诉书》主送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市委城建部、市中级人民法院，抄送浦口区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省人民信访办公室。
令人高兴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市委城建部领导过问了此事。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余兆国法官对我们说：“浦口区人民法院的庄院长已向我们反映了你父亲一案，如果二公司还是顶着不办，我们愿意承接此案。”
省信访办给我们回信，他们会关注此案。
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及时给我们回了信。
迫不得已，二公司无可奈何同意再度受理此案。
……
时间以它不可逆转的旋回，客观地呈现了事实真相。
二年以后，市建委字（88）等16号文件给父亲落实了政策。
1985年3月10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全家庆贺的历史转折点。它终于翻过父亲背了三十年“历史反革命”沉重的一页，把本应属于父亲的人格还给了他！把剥夺已久的尊严还给了他！把可贵的自由还给了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啊？
这是人生最可贵的三十年！
而父亲的三十年就在这无谓的内耗中白白地葬送了！
曾经参加过渡江战役的父亲同意二公司先办干部退休的手续，并在（善后处理决定）上写了：期待组织经过充分查证后，为我补办离休手续。
走出二公司，我们觉得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春风是那么和熙，阳光是那么灿烂，一切的一切，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尽管是早春三月，桃花含苞吐蕾，倒挂的柳条上悄悄地绽舒着黄绿色的叶芽，那个嫩，是那么撩人，好想去触摸。采了一片放于手心，都不忍心去揉，生怕化成一滴水……
这么多年了，人间的春天一度又一度，我们何时能有这样的心情去欣赏大自然的美。今天当我们的心灵和季节同步时，我们张开双臂，去尽情地拥抱同样也属于我们的春天！
《不是结尾的结尾》
又是两年过去了，父亲离休一事毫无进展。
二年来，浦口法院曾不止一次向省、市法院、老案复查落实政策检查团反映，父亲的案例每年都作为浦口法院给实习研究生必上的一课。
一些知情人也劝我们再追下去，我们又何尝没有想过？
个别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实在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当初，如果二公司能遵守诺言，每月给父亲二十元生活费，给伤痕累累的父亲以一点心灵抚慰，以自觉为本的全家，不仅会感激，也会就此了结一切的。恰恰是官场上某些人的出尔反尔、目空一切激怒了我们，迫使不懂法的我们无可奈何地涉入了法律这个圈子。
虽然二次申诉，二度胜诉，可我们已精疲力尽。
整整九个年头，我们在为事业奋斗的同时，不停地为父亲一案奔波。九年来，我们先后在国家级、省级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有我丈夫亲手扶植和创建的企业就有四个，其中徐州钼铁厂现已成为我国钼铁行业的航空母舰。
整整九个年头，为父亲申诉，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听了多少难听的话，看过多少冰冷的脸，我们已经记不清。某些人把我们当成脚下的“皮球”，能踩就踩，能踢就踢。人格、公理、法律曾使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奋起抗争过，并且也已胜诉，可我们的内心已近乎麻木。从时间来讲，我们实在赔不起。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我们，只想在自然科学这片没人干预的净土上，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耕耘，再也不愿意卷入没完没了追查中，我们真的太累了，是心太累了。
一切顺其自然吧！
也许我们不追到底，这桩长达三十年的错案，到父亲退休就告一段落了。
然而，经过九年申诉，好不容易才盼到出头之日的父亲，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心力憔悴终于病倒了，二年中，竟住了三次医院。
病床上，父亲感叹地对我说：“人生太不公平了！三十年来，我像一只受伤离群的孤雁，却坚强地活了下来。今天，我能尽情地分享天伦之乐时，老天留给我的时间却不会太多了，要是能早一些落实政策该多好啊！”
是的，要是79年二公司能受理此案，要是83年二公司不再推委，要是86年二公司不再出尔反尔，本案不该三次起诉，几经周折！
本案了结不应是起诉后的第九年！
竹清
1991年3月10日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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