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忆父亲
今天是中元节。很多人家从昨晚开始就在路边向已故的亲人烧送纸钱,我就想起离开我们十一年的父亲了。
父亲生于公元1931年11月23日农历辛未年十月十四,故于2004年9月4日农历甲申年七月二十日。父亲不用公历,一生只用农历,我们也称阴历。父亲说他生于民国20年,也就是公元1931年。他对儿时的记忆十分深刻,很多年后,他还跟我们讲起第一次出远门,穿着盛装到十五公里外的镇上欢庆抗战胜利的场景。
父亲上过两年私塾,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会记账、算数,曾经当过生产队的记分员。父亲除了会记工分,他还会记肉码。肉码是农村杀年猪时,将屠夫分解的猪肉用竹签蘸墨汁在肉皮上记下斤两的符号。这是一种只有那个时期的老人才能看懂的数码。父亲会用老称,就是那种一斤十六两的称。我们小时候还见过这种称,上学之后才明白“半斤八两”的说法是从这种称上得来的。父亲记忆力好。在老家的村子里,只要他认识的,叫得出名字的人,别人什么属相,家里有哪些人,其家族系统是哪些人,谁跟谁是亲兄弟姐妹,父亲能一口清。很多过世多年的人,只要与父亲打过交道,他也能记得这些内容。
父亲一生辛劳。解放前,十六岁就与母亲结婚,结婚不久就与大伯分家,而后盖了三间瓦房。就为这三间瓦房,父母借了很多债。接着,就是农村的土改。如果不是土改,我家盖房子的债不会还那么多年。土改中,将我家的田产和农具耕牛一并入社。虽然田产不多,农具也不多,但无条件充公,这是父亲一生也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我家的田产,都是爷爷和太爷爷省吃俭用,勤扒苦做,一分一毫地积攒起来的。他们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为什么上面一个政策,就把这些靠勤劳积攒的东西一家伙收走了呢?在大集体时代,由于我家孩子多,劳动力少,几十年的时间里,全家人基本没有吃过饱饭,穿过暖衣,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来形象一点不为过。到了我有记忆的那几年,我们家还是长年吃不饱饭。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人只能吃发霉的红薯干磨成的面加野菜充饥。我上小学的五年,一天也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如此,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就更艰难了。父亲对当年土改的不理解,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我参军入伍提干后,他居然用我寄给他的钱,把当年被生产队没收的一间两层楼的土房子和很多农具买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
父亲一生节俭。我的记忆中,他就没有穿过新衣服。父亲对饮食从来没有什么讲究。除了吸烟偶尔喝点小酒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父亲吸烟不吸纸烟,他一直吸自己种的烤烟,用水烟袋和烟斗吸。父亲吸水烟袋跟母亲共用的。听说他们至所以都吸烟,是为了抵抗饥饿和缓解生活的压力。
父亲性格耿直,爱打抱不平。生产队大集体时,他最看不惯偷工耍奸的人,常常因为提意见得罪过不少人。父亲耿直的另一方面,就是从来不偷东西。在大集体时,很多人喜欢夜里偷生产队的东西,父亲不做这些。他也教育我们,穷要穷的硬榜,决不做小偷,决不做见不得人的坏事。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他的家教方式就是打。在传统的观念里,父亲信奉棒打出孝子。我很小就比较调皮,也挨过父亲不少打。父亲打人,通常用巴掌打屁股,或者用细绳和细条抽屁股。他认为,只要不用硬物件伤着骨头,就打不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初二时,我因为没有衣服穿,裤子破了知道害臊而逃学。父亲刚开始以为是学校放假没在意。后来学校老师传话让我上学以后,他才知道是我在逃学。父亲愤怒了,二话不说,捡起一根竹条就往我身上抽。我从家门口往后山上跑,父亲在后面撵着抽,直到我答应上学为止。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父亲的那次“毒打”,我就不可能有机会念高中。
父亲一生没有存多少钱,因为他为了养育七个儿女根本没有机会存钱。父亲一生创造的财富就是三间大瓦房和后来置备齐全的家俱农具。父亲守信用,一生很少欠账,实在遇到难事了才借钱。父亲借钱,说什么时候还,一定什么时候还,哪怕过年不吃肉,也要还账。我的记忆中,一次借钱是为大哥筹备婚礼,向生产队借了100多块钱。另一次是我上高中时,为了筹集70元的学费,向别人借了几十元钱。在为我筹集学费的那年夏天,父亲愁白了头。他挑着自己种的辣椒到管理区几个吃皇粮的单位门口,几分钱一斤求人家买。
我离开老家参军入伍,父亲已经60岁了。父亲脚很大,穿46码的鞋。生活困苦的年代,父亲的鞋都是母亲用针线缝制的。我参军后,在连队仓库找到了两双46码特大号的鞋,给司务长请示,想把这两双鞋买下来寄给我父亲穿,司务长一听就让我寄回家了,也没收我一分钱。至今我还感激这位老司务长。父亲与母亲性格不合,他们结婚的50多年,拌嘴了50多年。母亲走后,父亲很孤单,我曾经将父亲接到部队小住过一段时间。那几年,我爱人下岗,孩子幼小,我的小家日子也过得十分窘迫。父亲从我那回老家后的第三年就走了。父亲走的时候,是一个大雨的早晨,他去看洪水有没有冲着庄稼,可能是路太滑,父亲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和母亲生育九个孩子,用一生的精力将其中七个孩子养育成人。他的一生,除了过年三天,绝大多数的时间在田地里干活。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的苦难与国家的苦难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新中国,中国农村和农民所有的苦难他都全部经受过。中国农村和农民所有的不公平待遇,都在父亲身上得到体现。父亲是农民,也是公民,但父亲一生只有劳动,没有节假日,没有养老金,没有退休费,更没有医疗保障,总之,没有任何国民待遇。父亲走了,他是带着他们这一代农民的苦难和不公平待遇离开人世的。
写了一些零乱的记忆怀念父亲,不知所云。我只希望父亲来生不再做农民。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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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上过两年私塾,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会记账、算数,曾经当过生产队的记分员。父亲除了会记工分,他还会记肉码。肉码是农村杀年猪时,将屠夫分解的猪肉用竹签蘸墨汁在肉皮上记下斤两的符号。这是一种只有那个时期的老人才能看懂的数码。父亲会用老称,就是那种一斤十六两的称。我们小时候还见过这种称,上学之后才明白“半斤八两”的说法是从这种称上得来的。父亲记忆力好。在老家的村子里,只要他认识的,叫得出名字的人,别人什么属相,家里有哪些人,其家族系统是哪些人,谁跟谁是亲兄弟姐妹,父亲能一口清。很多过世多年的人,只要与父亲打过交道,他也能记得这些内容。
父亲一生辛劳。解放前,十六岁就与母亲结婚,结婚不久就与大伯分家,而后盖了三间瓦房。就为这三间瓦房,父母借了很多债。接着,就是农村的土改。如果不是土改,我家盖房子的债不会还那么多年。土改中,将我家的田产和农具耕牛一并入社。虽然田产不多,农具也不多,但无条件充公,这是父亲一生也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我家的田产,都是爷爷和太爷爷省吃俭用,勤扒苦做,一分一毫地积攒起来的。他们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为什么上面一个政策,就把这些靠勤劳积攒的东西一家伙收走了呢?在大集体时代,由于我家孩子多,劳动力少,几十年的时间里,全家人基本没有吃过饱饭,穿过暖衣,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来形象一点不为过。到了我有记忆的那几年,我们家还是长年吃不饱饭。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人只能吃发霉的红薯干磨成的面加野菜充饥。我上小学的五年,一天也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如此,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就更艰难了。父亲对当年土改的不理解,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我参军入伍提干后,他居然用我寄给他的钱,把当年被生产队没收的一间两层楼的土房子和很多农具买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
父亲一生节俭。我的记忆中,他就没有穿过新衣服。父亲对饮食从来没有什么讲究。除了吸烟偶尔喝点小酒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父亲吸烟不吸纸烟,他一直吸自己种的烤烟,用水烟袋和烟斗吸。父亲吸水烟袋跟母亲共用的。听说他们至所以都吸烟,是为了抵抗饥饿和缓解生活的压力。
父亲性格耿直,爱打抱不平。生产队大集体时,他最看不惯偷工耍奸的人,常常因为提意见得罪过不少人。父亲耿直的另一方面,就是从来不偷东西。在大集体时,很多人喜欢夜里偷生产队的东西,父亲不做这些。他也教育我们,穷要穷的硬榜,决不做小偷,决不做见不得人的坏事。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他的家教方式就是打。在传统的观念里,父亲信奉棒打出孝子。我很小就比较调皮,也挨过父亲不少打。父亲打人,通常用巴掌打屁股,或者用细绳和细条抽屁股。他认为,只要不用硬物件伤着骨头,就打不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初二时,我因为没有衣服穿,裤子破了知道害臊而逃学。父亲刚开始以为是学校放假没在意。后来学校老师传话让我上学以后,他才知道是我在逃学。父亲愤怒了,二话不说,捡起一根竹条就往我身上抽。我从家门口往后山上跑,父亲在后面撵着抽,直到我答应上学为止。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父亲的那次“毒打”,我就不可能有机会念高中。
父亲一生没有存多少钱,因为他为了养育七个儿女根本没有机会存钱。父亲一生创造的财富就是三间大瓦房和后来置备齐全的家俱农具。父亲守信用,一生很少欠账,实在遇到难事了才借钱。父亲借钱,说什么时候还,一定什么时候还,哪怕过年不吃肉,也要还账。我的记忆中,一次借钱是为大哥筹备婚礼,向生产队借了100多块钱。另一次是我上高中时,为了筹集70元的学费,向别人借了几十元钱。在为我筹集学费的那年夏天,父亲愁白了头。他挑着自己种的辣椒到管理区几个吃皇粮的单位门口,几分钱一斤求人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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