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湖雨濛夜深沉

　　

　　长湖雨濛夜深沉
　　
　　——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祭
　　
　　胡孝华
　　
　　二十年来，总有一帧画面在我梦中浮现，那就是父亲愁苦忧郁的面容，他的咳嗽，他的叹息，他的无助与无力……这个在人世间苦苦守望又苦苦失望的父亲，这个在泥土里被践踏被湮没被收藏的躯体，这个孱弱卑微渺小的灵魂，在清明的细雨中，化作纸幡青烟以至乡间路旁的酒幡，一起袅娜升腾，在湖水的远方幻化无形。
　　
　　父亲在解放时阶级成分是贫农，可是他没种过田，小时候只是跟祖父在乡里的集市上做卖鱼肉的生意，未曾读过一天书。两间茅草屋，家徒四壁，可吃的不差，有鱼有肉，烟酒是一定要抽要喝的，且成嗜好。少时，一天在茅草从中玩耍，毒草砸了左眼，剧痛，红肿，可无钱医治，也可能是小地方少眼科医生，耽搁了，后来左眼瞎了。解放后，生意不能做，集镇上的小商小贩也成了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贫穷，是一律的。据母亲讲，结婚时，家里一贫如洗，过门那天，见房间里还有梳妆台，柜子，三天后，这些家什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借过来的。我才知道，还有借用家什结婚的。母亲是潜江湖区那边的，经常闹水灾，颗粒无收，所以才嫁过来。母亲虽然也未上过学，但行事风格与父亲大不相同。父亲懦弱，忍让，少言语，不讲卫生，其貌不扬，身体也不太好。母亲漂亮，爱干净，性格急躁，强悍，做事风风火火，眼里容不得沙子，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
　　
　　后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大集体。我们那个队，在集市上，人心涣散，都不愿被人管，那年选生产队长，一向木讷且无主意的父亲却被选为队长。原来大家窜通好，就是要推选一个不能管人的人来当这个队长，大家好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父亲自是推辞，再坚辞，后来公社书记都来做工作了，只好赶鸭子上架。果然，生产队许多事安排不下去，很多讲狠的人总是不听，大吵大闹，以致出手打父亲。那年又要安排民工上水利建设，拈纸团，谁拈到谁先去，一个刁蛮的社员，拈到了，不愿去，仗着家族势力大，又把父亲打了，父亲躺在床上。母亲急了，坐在门口骂，一直骂了一夜，又告到公社书记那里，（公社所在地就在这个集镇上）书记说，派民兵把那个打人的绑起来，这时那人才服软，赔礼，写悔过书。
　　
　　大家知道父亲是个软懦的人，就编了一句顺口溜，“登甲哥，霍诺诺”，这个万事不得罪人的人，自然当不得这个队长，没几年就“下野”了，“下野”了的队长却被人记住了他的好，父亲因此在乡里结下了好人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十不到的父亲接连害了两场大病。记得一次是腮腺处长了一个疱，要到沙洋做手术，那时不通汽车，乡亲们十多人用担架抬，步行120里，一天来回，家穷，根本谈不上什么招待，大家毫无怨言，充分谅解，情谊很感人。也正是因为两场病，欠下了队里300多元债。家里只有两劳力，我们弟妹又多，缺衣少食，糊口都难，就更不要说还债了。无奈，父亲决定把两间草屋卖给队里抵债，因为那两间屋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杉木的檩子，中间的隔墙是用杉木与木板做的，还值点钱。公社书记说，一大家人不能不住啊，不要卖屋吧，父亲可能是当队长要讲觉悟的缘故，不愿欠公家的债，执意要卖了还债，后来卖掉的屋被拆了，拿去做了仓库。一家人在大伙的帮助下，用土砖做墙，稻草盖顶，做了两间窄窄的土屋，一间烧火吃饭，一间做房睡觉，摆两张床，父母一张，弟兄们一张，几个弟兄挤在一起，每晚总是为被子盖不到自己而蹬踢吵闹，被子就蹬出几个大洞。后来妹妹出生了，一间房间不行了，又在屋前做了两间更小的草屋容身。屋顶上的稻草经不住雨水与曝晒，烂的快。一下雨，到处漏雨，酱油一样的黄水滴滴咚咚直下。暑热天溽热难耐，蚊虫成堆，又无蚊帐，彻夜难眠。冬天，不知棉鞋为何物，弟妹们个个脚冻得稀烂，疼痒难耐。记得那年下雪，三弟无鞋可穿，父亲要他不上学，可他读书好，深得老师喜欢，硬是咬着牙，赤脚到校，让数学李老师很是感动，李老师赶忙把了一双破旧单布鞋与他。我年年冻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发了30多元钱，马上到供销社去买棉鞋，营业员说，“只剩一双顺边的了，你要的话，削价卖给你，3元钱。（定价是5元）”我说，“好啊，我要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为了暖和，第一次穿上顺边的棉鞋，也不怕丑，就是这双顺边棉鞋，从此告别了我冻脚的历史。这是后话。
　　
　　我记事的时候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冬天，父亲到远处上水利建设工地去了，家里人人吃食堂，一大清早，祖母拿着小木桶，到一里多路外的食堂打稀饭，那天下雨，她是裹过脚的，歪歪唧唧的走在半尺深的烂泥田埂上，脚一滑，木桶里的稀饭泼光了，我们兄弟几人和她一起饿的嚎啕大哭。一天早上，我在灶塘口饿的歪下去了，这时，祖父的一个朋友上街，到我家见了我这样子，对母亲说，“你这孩子恐怕不行了，赶紧给他饭吃。”母亲说，“他从小体质差，嘴不‘泼辣’，（方言，嘴刁）哪有什么饭来喂他。”那大爷摸摸口袋，掏出半斤粮票给妈，我妈赶紧到餐馆买了碗饭，我吃了，方起来起身玩耍去了。后来母亲给我讲，要不是亏了这个爷爷，你早饿死了。唉，等我长大了，那爷爷也死了，大恩未报，只记得他是长湖大队的人。
　　
　　吃食堂时，不准在家私自开伙，更不准家里私藏粮食。记得一天夜里，父亲把仅有一点米用瓦坛子装了，在做饭的土灶内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埋下去，以躲避那挨家挨户来搜粮食的民兵。父亲会杀猪，队里一头母猪给悄悄杀了，分给各家各户，大人一再交代我们小孩，不要到处乱讲，我们都神色庄重的点头允诺。在水利工地上，父亲又病又饿，挑不动土，爬不上大堤，偷跑回家，躲在姑奶奶家，吃着捞渣，深怕民兵发现了把他用绳子捆了押走，父亲神情萎靡，唉声叹气。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就是父亲的痛苦时刻，几个孩子要上学，一分钱没有，我们总是被老师训话，要交报名费，书本费，这时父亲就到大队找会计开免费证明。交了证明还不行，老师说，只能免学杂费，书本费不能免啊。我们往往被站到外面，叫回去拿钱。这也好，我们弟兄就跟父亲说，没钱交，我们不读了。母亲就不许，把我们往学校赶，我们又不去，这时就有棍棒伺候。最怕的是下雨天，那土路上泥巴好深，没有塑胶雨鞋，一双单布鞋，一踩下去就湿了，滑掉了，到的教室，脚冷得要命，冻脚就开始了。记得那是我二年级，下雪了，我踩着冰凌到了校，下午放学，那雪被踩化了，泥巴又滑又深，我脚被泥粘着，趔趔趄趄的，这时，教我语文的李老师走来，把我扛在她肩上，送我回家。大家都看着我，做鬼脸，直叫唤，我也得意的在她肩上挥舞着小手。那女老师20岁不到，好漂亮，师范毕业刚分到毛李，叫李处芳，后来她一直教我们到六年级。
　　
　　每年年终生产队分红，一年到头，勤扒苦做，绝大多数家庭总是超支，我父亲就总是叫去开超支兑现会，要他还钱。第一次父亲生大病卖了屋，接着他又病一场，家里孩子不断出生，口粮钱都挣不回来，自然又欠了队里的账。一般会议都是在晚上，在那仓库的一角，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群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的男人耷拉着头，像做错了什么的孩子，默默地无助的听着训斥，“你们不是口粮超支，是‘拉用’（‘挪用’的误读）超支。拉用，你们是没钱拉拉的用，所以超支。”晚上，在黑黑的院子里，母亲叹口气说，什么时候才还清超支啊，我问欠队里多少钱，母亲说400多块钱，啊，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呢！
　　
　　父亲解放前家里做卖鱼肉的小生意，钱挣不了多少，可抽烟喝酒吃肉还是有的，所以对烟酒就留下了很深的瘾，即或在最困难的岁月，喝不了酒，也要抽烟，那时最便宜的烟是“经济”牌，8分钱一包，那是最劣质的香烟了，一毛五分的“大公鸡”于他就是好烟了，“游泳”（2毛6）就是奢望。记得我五六岁时，总是被父亲使唤到外面去捡烟屁股，拿回来重新裹了抽。父亲有时也在菜园里种几株烟叶，摘下叶子，晾干，切成丝，撕下我们的废旧作业本卷了抽。由于烟抽得多，且劣质，父亲就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整夜整夜的咳嗽，但他从来不曾治疗过，这种咳嗽就一直伴他到去世。就是这点“享受”，有时也遭到母亲的抱怨，“家里买洋火的钱都没有，你还抽。”文革结束前，喝酒于父亲就是奢侈。商店里也没有酒供应，只在年关才发供应票购几斤。一次，我与他走亲戚到姨妈家，他见到一个葡萄糖瓶子有半瓶“酒”，高兴坏了，趁姨妈转身出去，马上拿来酒瓶摇晃，见酒花不丰富，接着打开瓶塞，用鼻子仔细一嗅，说，“唉，是水！”露出满脸失望的神情。过年要接客，总要酒啊，还有结婚办宴席的不能没有酒啊，农民们的办法有的是，做好米酒，兑点买的白酒，让米酒“老辣”，再拿来待客。
　　
　　喝了酒的父亲脸上红红的，一向木讷的他话也多了起来。我考上初中的那个夏天，一天他喝了一点酒，愤愤地说：“这世道，当官，朝里有人就有狠，纯老百姓就受欺负。你好好读书，将来也做个官，看看谁敢欺负我们！”可我终不是做官的料，虽然书是读出来了。
　　
　　我家祖辈是从外地迁徙来的，族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权无势，父亲只有一个哥哥，从小就跑出去当兵，跟着共产党打仗，与家基本没有联系。解放后，这个哥哥又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南，到了贵州一个苗族县扎了根。“朝堂”无人，孩子们总没有升迁或招工的份。稍微有点权势的干部都把孩子安排到单位，先是亦工亦农，以后再转正。或提干，或参军，或招工。即或改革开放后，他们仍然是最先的受益者。按成分我家是贫农，是依靠的对象啊，但你可千万别幼稚，以为凡贫农就能普沐“皇恩”。我们那一族，没有一个当干部、招工什么的。对于不听话的贫农，一样可以戴“坏分子”的帽子，可以开斗争大会。一个暑期，我回家，见到父亲忙“双抢”，挑“草头”扭了腰，动弹不得，只好在家歇着，我去帮忙干活，中午，书记在地头开会，不指名的说，有的人，懒，大忙季节，装病，这成什么样子！真是马瘦被人骑，人弱被人欺。我气的要命，还不能发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母亲忙完了田里，晚上就要开会，学习，晚上九、十点回家，双抢季节，每天又四、五点起床下地，还有很多工作组，支农的人员，天天喊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到头来还是没办好农业。上面强调要种双季稻，费力不讨好，收成倒不如种一季中稻，农民抵触情绪很大，上面就说话了，“双季稻是路线稻，方向稻，收不了稻谷收稻草，收不了稻草收思想。”父辈们就这样被折腾，越忙活越穷。
　　
　　缺吃少穿，受苦受累是我父辈这一代的宿命。说穿衣，父亲冬天一件破棉袄，脏脏的，油油的，夹衣是没有的；夏天一件厚布衫，脱衣洗等衣干。补丁加补丁，像和尚的百衲衣。说吃饭，冬天每餐的下饭菜就是老油菜，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轮流做饭，把那油菜拿到堰塘里使劲搓，去苦味，然后到锅里煮，油是没有的，放点酱油就是美味。对门幺幺那户人家，那年菜地里只有大蒜，天天吃，后来大蒜中毒，脸上肿的怕人。食油每人每月供应二两，要放也是“像滴眼泪”。（这个比喻是隔壁大妈的语言）做饭，柴火就是大问题。分的稻草不够烧，我们曾经铲草皮做柴火烧，满屋的烟，呛的流泪直流，所以农村人害眼病的特别多。我当时看了一本书，按书上说的，捡了些煤渣，挖了些又黑又臭的塘泥，混合谷糠，做成“煤球”，再做一个炉子，生出的火很微小，但也将就，一餐饭，要烧很长时间，等的要命。大人要尽快下地，就催，急死人。
　　
　　农业学大寨，春秋季的抢种抢收，冬季的水利建设，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劳作，开会，学习，大批判，没日没夜，到头来也就糊个口。我家孩子多，属困难户，后村的一家是独子，也穷的跟我家差不多，这就是在今天一些人口里赞美的文革时代的幸福生活。
　　
　　那年我上初中，要过两道湖，每道湖要一毛钱的船费，然后走10里路，到后港。每次我们总是绕一道湖，节约一毛钱。一天回家，大家身上都没钱了，就决定两道湖都绕，那样就还的多走20多里路，恰好半路遇上雨，布袄整个都湿透了。回家的目的就是拿钱、背米。一次，父亲告诉我，说母亲送我回来后哭了，因为她只有2元钱给我，怕我不够吃。
　　
　　父亲从小身体不太强壮，加之成年后两次大病，又长期的咳嗽，做起农活来就特别力不从心。每每见到他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喊腰疼。家里花销很难应付，母亲的埋怨，孩子们的吵闹，外面人的讥诮，让他总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昏黄的油灯下，吃着无油的饭菜，一把蒲扇，无力的摇着，驱赶着蚊虫，满塘的蛙声，更添暑热的烦躁。“唉，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好啊？”“要好啊，我看只有死了才好。好了好了，一了百了。”母亲应答道。不知为什么，母亲的这话跟红楼梦里好了歌一个样，她可是大字不识呢。
　　
　　再后来，孩子们渐渐都大了，吃穿用度更大，要读书，要成家讨媳妇，无钱，无房，无挣钱门路，真正愁死了父母。半夜里总听到他们絮絮滔滔的讲话声，叹息声。
　　
　　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转机，父亲凭着杀猪卖肉的手艺，盖起了砖瓦房，几个弟弟也娶上了媳妇。父亲终于又喝上酒了。脸上渐渐有了光泽。每当他呷一口酒后，就慢悠悠的说，“那时节啊，……”就要回忆往事，母亲就打断他，“酒话又来了，见不得你话多！”
　　
　　后来小镇上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农民消费毕竟有限，要真正致富，靠种田还是不行，得有门路，地道的农民哪来门路，一家有一个孩子读书或有一个慢性病人就让你致贫。晚年的父亲由咳嗽转为肺病，时好时坏，孩子们都成家分开了，母亲信了佛教，经常外出，父亲基本上是单独过活。就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时候，他也不向孩子们开口要钱，一天吃两顿饭，有酒还是要喝的，烟也要抽，劝不住。他说，快点死了也好，管他呢！
　　
　　我平时回去的也少，见了面，给他一点钱，他总是嗫嚅的说，还是我长儿好，有孝心。唉，我做得多么少啊，哪里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赡养义务啊。1993年冬天，家里有信来，说父亲不行了，快回来看看。到家了，只见他沙哑着声音，说，我怕是不行了。大哥拿出卫生院拍的片子，说，医生怀疑是肺癌，你拿到市一医找专家看看，是不是癌症。父亲说，算了，我也就这几天了。他交代说死后简简单单做点佛事也就行了，不要浪费些钱。我看他一回半刻也“去”不了，学校的教学又耽搁不得，就要回去了。父亲很是留恋，伸出手，说，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你才能再回来啊。我实在不忍离去，有不得不回，只好忍痛告别。回荆门后，找了专家，专家说一张片子不能确定是不是肺癌，还要做相关的检查才能确定。这时的父亲哪能再转院折腾，只好作罢。刚开年不久，家里就来电，父亲去世了。那晚是大哥守在他床前，临睡时，父亲说，“你把电视打开，我要听听那里面的声音。”
　　
　　兄弟们请了8个和尚道士，给他做了3天3夜的斋，把他的“灵”接回来，持续上香守灵一个月。埋他在长湖岸边。
　　
　　每年过年回老家，我们都要到他坟前祭拜，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在缭绕的纸钱青烟中，在湖水的氤氲里，我仿佛看见父亲那愁苦的面容，那无助无望的眼神，我心里就默默地念叨，父亲，父亲，你就是罗立中笔下油画中的那个《父亲》，一脸沧桑，满额的皱纹，满怀的忧郁落寞，还有咸渍的汗水，苦涩的烟味。今天，坐在电脑前，我用最朴素的叙述追忆你，没有修辞，不讲究表达技巧，只用键盘敲打已逝的苦难，敲打我撕开岁月的不忍与残忍。你的一生与我的意义何在？我在想，我阅读到的与你共同生活的四十年的历史，就是我读懂最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当代史，农民史，乡村史，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史，它是那样鲜活，那样真切，直观，沉重，比起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厚重，都要金贵。你只活了66岁，时间于你，是你存在的证明，是历史的个人叙事的见证，是贫困落后乡村半个多世纪的见证。你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剖集体主义优劣的标本，提供了了解当代中国走向的一个坐标。你，一个顺民，一个愚民，一个在泥土中默默流汗，默默死去的蝼蚁，尽管在出身上被贴上荣耀的标签，称之为依靠对象，在空洞的金环中，永远是虚无，是苍白。贫穷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的耻辱，那是制度的病。当一种主义被神圣化、被权威化后，被集体膜拜后，个体的生存的自由权利与生存质料就被剥夺，大一统的强制生产的后果是贫困随之而来，权威主义下的愚昧赞颂加剧了这后果的蔓延。天朝的子民只有匍匐残喘，只能是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我的父辈就是这无声的哑子，是湛湛天宇下赤裸的哑子，贴地而行，被黄土的尘烟消形。你卑微的生，屈辱的活，无望的死，这就是你的宿命，农人的宿命。
　　
　　我侧身西望，今日的长湖已是被污染的湖，湖面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只有泛绿的波浪在凛冽的寒风中跳荡。湖边是一堆堆无序的坟茔，碑碣，纸钱，灵幡。我跪下，磕头，一次，再次，三次：
　　
　　六十六，黄土地，留你不住，
　　
　　四十年，儿子把你送进土，
　　
　　一只眼一支烟，你笑我哭，
　　
　　凄凄的，是这每夜荡漾的湖，
　　
　　永别了，我的父，
　　
　　那个世界里，不用为我操心，
　　
　　你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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