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孩子
贫穷不是一种罪过,但绝对是一种罪恶。
小聚,Yi带来一位叫“小小”的老师(来自东川山区某校点)。饭间,她谈起了自己的学生,说他们的早饭和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烤土豆(请注意,那些孩子的烤土豆绝对不会像城里街边那些小商贩卖的一样,颜色金黄、香气扑鼻。他们所带的在柴火里烤熟的土豆通常黑糊糊的,时间一长就会回生——变得半生不熟,难以下咽);因为人口分散,所以他们的作息制度是上午10点钟上课,下午四点钟放学。为了上学,学生们每天花在山路上的时间不会少于4个小时,倘遇天阴下雨,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路上花去更多的时间。学生们冬天(滇东北冬天的寒冷比起中国北方冬天的寒冷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常只穿两件衣服——里面一件T恤,外面一件单衣。老师问他们冷么?他们答:不冷!
小小说,冬天里,她常常含着热泪,在课间把孩子们叫到自己的宿舍里,打开取暖器,让他们取暖……
在小小的讲述中,早年也曾在东川呆过的Yi,插话给我们描绘了她驾车经过一山区小学时看到的一个场景:黄昏,一所山区小学孤零零的躺在大山的皱纹里,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用“白象牌加碘食盐”包装袋(蛇皮口袋)做的书包,在夕阳的余晖里,仰头无比虔诚地注视着教室前旗杆上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我的小学时代也是在山里度过的,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上学的情景。
乡里的中心小学离家3公里多(在村里上完二年级后,我们就得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上学了,因为4岁时就哭闹着要上学,所以我到中心小学上三年级时还不满7岁)虽然不是山路,但因为上学的路绝大部分都是田埂,所以,每逢天阴下雨,我们常常在那泥泞的田埂上摔得人仰马翻。
90年代的滇东北农村,虽然早已包产到户,但大多数人家仍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了节约粮食,那时候人们大都保持着每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中午十二点左右吃午饭,天黑以后吃晚饭,上午是绝对没有吃早饭(早点)这一说的。所以那时的我们一大早起来后,随便用毛巾在脸上擦几下,背上书包便往学校跑(离家较远的我们迟到是要被老师罚站的,而且是大冬天的站在教室外面经受北风的洗礼)。尽管刚出家门时便已饥肠辘辘,但我们必须忍着饥饿出发,到中午12点放学后方可飞奔着回家吃午饭,饭后又急急忙忙赶往学校。
倘若上午的作业没有完成,比如不会背乘法口诀什么的,那么,当天午饭时便极有可能会被老师留在教室里继续“用功”,那也就意味着当天中午的饭泡汤了——尽管那时的午饭也大都只是些土豆什么的——我们必须等到下午放学后才能回家找到吃的。所以我至今仍保持着早饭可吃可不吃的习惯,而且一两顿饭不吃似乎也能熬得住。
记得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县城里来的女教师——知识青年,回族,说实话,她究竟长得如何,如今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完全模糊了。她最擅长的教育方法就是动辄在中午把我们留在教室里“用功”。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三年级以后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大约就是拜她所赐。
山里的孩子放学后是不会有时间写作业看书的,因为家里的农活似乎总也干不完。记得我们那时候下午放学回家后,要么上山打柴、下地割草、要么就是放牛、马、猪、羊什么的。
后来上了初中,学校离家就更远了(中学在另外一个乡里)。因为晚上要上自习,所以像我们这种离学校不远不近的学生,通常是中午和傍晚跑回3公里外的家里吃饭,晚上则住在学校里(那些离家更远的同学则吃住都在学校里,离家更近的同学呢则吃住都不在学校里)。我前面说过,那时候的我们是没钱买早点吃的,于是,初中时我们一日两餐的时间安排就变得非常怪异了——中午12点半左右飞奔回家吃午饭,然后急急忙忙赶往学校,上完两节或三节课后,大约5点左右,又得飞奔回家吃晚饭,饭后顺着乡间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看书边走路赶往学校上晚自习。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我们来说,通常是晚自习后便已经开始饥肠辘辘的,但必须忍着,不是忍受到第二天天亮就行了,而是必须忍受到上完上午的课后才能飞奔回家吃午饭。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的一日两餐,在时间安排上是非常的不人道,午餐距晚餐不到6小时,而晚餐距第二天的午餐则至少有18个小时。在这18个小时里,我们通常连水(水管里的凉水)都很少能够喝上。
贫穷不是一种罪过,但绝对是一种罪恶。因为贫穷,我们都经受过了太多的苦难。所以,我至今都对那种什么“苦难是一笔财富”的论调嗤之以鼻,让他们也到山里去成长一回试试?更对学校开学时把学生拉到军营里进行“吃苦训练”(统称为军训)的做法深恶痛绝,比起山里孩子吃过的那些苦,那简直是享福!
饭后,特意问那位叫做“小小”的老师,学校近年来的情况是否已经有所好转?她说,因为父母大都到外面打工了,好歹每月能给家里寄回点钱,所以,无论是孩子们的书包,还是衣服乃至午饭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听罢,内心开始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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