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到一个工地做工。做工是因为欠了人家账，结果不仅没赚到钱，又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把随身带的东西全部烧掉，只剩身上的一件破衣服和一条短裤。以后的整整28天，我没有洗过澡，没有刷过牙，没有正经吃过饭，好在工地从民工到书记都跟我很熟，包括知青，他们杀了猪总会给我留一碗肉。

　　我就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人，他的名字叫王以晃。

　　当时应该是1972年夏天，我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裤子长长的，人很瘦，头发乱乱的，跟刺猬一样。背着那个时候很时髦的军用包，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我讲：那个吊桶借我一下打水喝。

　　我听出他是福州人，我告诉他那水不能喝，井水里有血吸虫。我给他喝沏好的一壶茶。他一面喝水一面对我说：“已经两天在永泰买车票买不到，今天我上不了车就从永泰走出来，要走到福州去。”

　　我就劝他：你才走一半的路，你的体力不够会走不动的，干脆，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我明天送你上车，这条线的交通车跟我很好，没有票也可以上车的。这样他住下了，茶喝过烟抽完，又去洗了澡。我也没有菜，只有大米。我就用大米煮稀饭，他把一斤大米煮的稀饭全部吃了下去，可以想象他饿到什么程度了!

　　谁能想到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想他一定会喝酒，就找了个年轻人帮我买一瓶二锅头，那个时候买酒都要找书记批，不过公社书记跟我关系好，我又弄了些鸡蛋。那个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山沟沟的一棵树下喝酒，不停地用扇子赶蚊子，但我们很开心。他讲他是连江馆头三兜农场场长。他说你给我去当推销员吧，不要在这儿干了。我心想可能他是吹牛，所以没当真。

　　没想到，大年二十九下午，他又是一个人嘟噜嘟噜背着一个包来了，见了我就骂：“你这个没得死的人，大年三十小狗都要回家，你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孩子，不回去过年，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他跟着我找到农场的书记，让我回去过年，并说明年不来了。

　　我跟他大年三十从农场出来，中途他下车到福州，约我初五到馆头。回到家，老婆跟我讲老历二十八，老王跟我爸在一起，陪我爸喝酒，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我爸，还给我家里买了很多年货……

　　初五，我如约去找他了。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叫他女儿把手上的手表脱给我戴上，那时候手表很值钱，100多块钱，他把家里的毛线拿出来给我打羊毛衣，拿布给我做新衣服，从里到外把我换了。他说有钱了有胆量，有衣服就有威，后来那一年在那边帮他推销，卖的钱我可以赚30％。我去推销都是王以晃把我领进门，教我到哪里哪里去。第一年我个人净赚了一两万块钱，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亲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给我家里买东西，他做这些事做了很多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帮忙。王以晃不仅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直到今天，我的用人之道还是当年他教给我的——信而用之，用而任之。

　　我和王以晃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那是在1985年，他得了癌症。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得罪过很多人。在床上病了几个月钱都花光了，临死之前，他把我找去。

　　他得了肝癌，谁看了都不敢待太长，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在一个床上跟他一起睡，头并头脚并脚，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可以走了，但是长子已经订婚了，按照当地的规矩，他一死儿子就要守孝满三年才能结婚，可是如果马上办又没有钱。

　　我就说：“马上娶，有办法，我来给你策划。”我就去找当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要他们赞助这件事，那时候我已经在高山玻璃厂当厂长，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所以都同意了。我先借来钱下聘金，办酒席，到结婚那天，朋友都争着送来钱，不但办了婚事而且还有节余。

　　没过几天，王以晃就去世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老婆也去世了。我觉得能让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心里好受了很多。我们那个时候的朋友就是这样，不只意味着互相信任，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彼此“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