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女兵们

  
  我当电影队长的时候,手下有三个小女兵。
  女兵樊鹰,现住厦门。她不时会来看看我,前不久,她在我们帝豪的楼下健身后来看我,闲聊中她知道我又在写一本书,便要求先睹为快,我打开书稿中内容她熟悉的篇章给她看,结果,她受到启发,问我既然可以把爱喝酒的老科长写进书里,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几个爱说爱笑的女兵也写进去呢。
  中秋节她在发给我的一条贺节短信中说“期盼您的新著早日面世,建议您增加一章女兵的内容,如果需要什么素材,我可以给您提供,谁叫您是我们的队长呢!”说得也对,谁叫我是她们的队长呢,我的确应该给这些可爱的小女兵专门写上一篇。
  七十年代初,搞文革学校没有书读,军队干部子弟年纪小小的就当兵了,被大家称作“小兵”,一天,我们科长从司令部领来三个个子高挑,模样俊俏的小女兵,他把我叫过去,指着几个女兵对我说“她们三个人,都交给你了,让她们学放电影,你要严格管教,把她们带好,特别要打掉她们身上的娇、骄二气。”三个女兵一听,在一旁伸出小舌头,相互挤着眼。
  任务十分明确,就是带好这三个女兵,打掉她们的娇、骄“二气”。
  其实,小女兵有点娇、骄之气也难免,都是部队里大干部的子弟,家里条件优越,再说,她们都是内招的小兵,年纪都很小,乳臭未干,还一脸稚气呢,要是在家,她们哪个不是爸妈的心肝宝贝呀。但是,我领导的领导,也就是政治部的W主任,对这几个小女兵要求特别的严格,他好像总看不惯她们,容不得她们身上有一丁点的娇气,这样,我这个电影队长也就难当了。
  政治部原先没有一个女兵,也没有一个女干部,都是清一色的“和尚”,纯粹的男人世界,突然来了三个清纯可爱的小女兵,她们一下子就成政治部的“公主”了,大家都喜欢她们,年纪大的把她们当晚辈,年纪轻的把她们当小妹妹,对她们格外关照,可谓宠爱有加。只有我虽然也觉得她们很可爱,打心里喜欢她们,但我是她们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我对她们的生活、工作和健康成长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把内心对她们的喜欢流露出来,也不能去宠爱她们,不能因为喜欢她们的可爱放松了对她们的严格要求和管教,我对她们不得不态度严肃,三个小女兵见我平时不苟言笑,当然很怕我,几十年以后,我在她们心里的印象依然是“不太说话,态度很严肃。”
  小女兵们的天性,就是爱说爱笑爱哭,平时也爱嘻嘻哈哈。
  可我不能对她们嘻嘻哈哈,也不能走得太近,一是因为那时我自己也才二十出头,还没有搞对象呢,嘻嘻哈哈走得太近,怕引起别人误解,以为我有搞对象的图谋。二是自己初出茅庐,刚当领导没经验,怕平时嘻嘻哈哈惯了,有事正经不起来,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所以我总是严肃有余,脸上紧绷绷的,以为这就是矜持和稳重,就是做领导应有的样子。
  根据上峰的旨意,我对这些小女兵的要求是严格的。
  穿着打扮上,花衣服不能穿,裙子不能穿,丝袜也不能穿,部队发什么就穿什么。香水不能打,眉毛不能描,口红也不能抹。辫子不能扎,长发不能留,头发更不能烫。漂亮的小姑娘,一色的齐耳短发,一色的白棉布衬衫,一色的肥大军裤和解放鞋,和男兵几近一样的打扮,她们曼妙的身材和青春的气息,一起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深绿色的军服里,水灵灵的小姑娘一个个变成了“土妞”。但那个时候的军营,女兵要是不这样装束,是不符合革命化要求的,也很难过我们w主任这一关,否则,弄出个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来,大家都麻烦。
  工作上主要是培养她们的责任心和吃苦精神。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同步卫星《东方红》发射上天,根据上级事先的通知,师机关集会收听广播,开大会庆祝。樊鹰那时负责广播音响,因为一时紧张,插头拔来拔去的,耽误了一会儿,结果,大家没有完整地听到从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这件事W主任很不高兴,发了很大的脾气,把小女兵批评得哭了。不过,有了这一次因为事情没有做好挨批的教训,她们一生都记得,对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关键时刻必须要顶得上去,工作不是儿戏,不能耽误了事情。
  35毫米的移动式放映机,要从机箱里提起来,安放到三角架上,是要有点手劲的,小女兵,没有力气,每每看到她们那咬牙吃力的样子,虽心疼她们但不能表示同情,只能给与鼓励。越提不动,越要她们多练习、长手劲。记得是1970年,林彪发出一号号令,强调要“山、散、隐”,部队大挖防空洞。师机关就在驻地的小山包上挖“猫耳洞”,我们电影队白天事情不太多,就去挖“猫耳洞”,小女兵们又派上用场了,蹲在洞里,挖啊,挖,一挖就是小半天,女兵们出洞的时候,都变成泥娃娃了,头发上都是黄泥巴,真个是黄毛丫头了。部队长途野营拉练,也没有忘记要锻炼锻炼这几个小女兵,记得我们有一天夜里行军140华里,天快拂晓时,部队路过长乐到福清之间的一座大山时,前面传来命令,大家原地靠边休息。夜行军太累了,一坐下来,大家就在山坡上就地躺下了,男兵小李躺下去,伸手就摸到一块木板,转手就让给躺在身边的小女兵红红,说“这里有块木板,红红你躺着休息一下”,大家又累又困,谁也没有想过,这荒山野岭,那来的板子呢?号音传来,队伍要继续行进,红红起身一看,原来是一块棺材板,睡都睡了,还怕什么呢?小女兵的胆子就这样练大了。
  那时候,机关干部是要种菜的,我们宣传科有一块很大的菜地,干部们一忙,浇水施肥就是我们电影队的任务,男兵们常常照顾这些女兵,有一次W主任来到菜地,看到男兵都在挑粪,女兵都在掌粪勺,便发话说“你们不能都挑轻活干,思想改造要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做起”,从此三个女兵也抢着要挑水、施肥,到井台边摇辘轳打水,尽管她们挑水的姿势并不比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好看多少,但是,她们抢着吃苦,力图多多锻炼和改造自己。
  说实在的,在我和许多人的眼里,都觉得这几个小女兵已经锻炼得不怕苦,不怕累,蛮不错的了。但是,在W主任眼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为了彻底地打掉她们身上的娇骄“二气”,他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要让小女兵打着背包到生产队去,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女兵们一听说到生产队去,开始还傻呵呵的很高兴,她们觉得那一定新鲜有趣,可是一到乡下,住进了莆田西天尾农民的家里,她们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最初的热情马上就没有了。
  这是怎样的新鲜环境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黑咕隆咚的。双抢季节天气闷热,白天和农民一起割稻子、插秧,累得腰酸背疼,晚上蚊虫、跳蚤,一起出来叮咬她们,睡不好觉。那个时候,小女兵还不到长青春痘的年龄,可恶的蚊子和跳蚤硬是在她们白皙、稚嫩的脸上制造出了许多的伪“青春痘”。她们什么时候吃过这个苦啊,对于这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女兵来说,她们平生还是第一住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农村。同吃,吃什么呢,三餐吃地瓜稀饭,不是地瓜片,就是地瓜丝。去了半个月,她们就一个个饿得慌,瘦了好几斤。她们于是开始盼着周末的到来,她们也开始与炊事班的小伙子们“拉关系”了,一到星期六,她们就预先告诉食堂,第二天要给她们多留下几个好菜,回来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了。那个年代的乡下,生活条件很差,给女兵们的个人卫生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别说洗浴了,就是上一趟厕所,也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得结伴而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莆田乡下那种男女不分的碉堡式的露天厕所,一个在里头“方便”,一个就得在外面“站岗”,樊鹰今天在谈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仍然觉得有点苦不堪言。
  我问她“那么苦,当时哭过吗?”
  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哭过,哭过好几回了。”
  “爸爸、妈妈知道吗?”
  “知道”
  “她们心疼吗?”
  “我爸爸才不心疼呢,他说的话跟W主任一样。当兵嘛,死都不怕,还怕吃苦吗?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累。这点苦算什么啊!”
  “你现在感到吃那个苦值得吗?W主任硬是没有苦找苦给你们吃,你们对他有意见吗?”
  “的确是没有苦找苦吃。不过,吃点苦也好,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吃过苦的农村生活,对我们后面的发展还真有很大帮助。”樊鹰告诉我,她和红红后来分到了师医院,是医院里最能吃苦,最不娇气,最会干活的两个女兵了。所以,师医院三个提干的女兵中,就有她们两个人。
  “这说明W主任严格要求你们是对的,是父亲般的关怀。严是爱,宠是害,有道是严师出高徒嘛”。我对樊鹰说。
  “这么说,你很爱我们,你也是严师啊”樊鹰不无调侃。
  “爱,小美女,谁不爱呀”我逗趣说。
  “真的,你对我们要求也够严格的了。记得我离开电影队的时候,你找我谈话,还不忘给我提出三条要求,希望我努力做到”
  “什么要求?我记不起来了。”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这第一条嘛,就是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第二条是对工作要认真负责、对技术要精益求精;第三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实现思想革命化。老队长,今天我向你郑重报告,这三条我都做到了。”樊鹰调皮的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做到了,她们的确都做到了。
  后来,她们都离开了电影队,樊鹰和红红到了师医院,小姜分到惠安的136野战医院,到新的岗位,听说她们适应很快,都干得不错。这三个小女兵再后来的恋爱婚姻和工作,有没有什么挫折,我不得而知,尤其是小姜,姜爱闽,据说她住在南昌。一个名字就叫“爱闽”的人,却偏偏不在福建,去了江西,使我对她了解甚少。她离开二师时,我知道她心里有些不愉快,但愿她离开福建时心里不再郁闷了。行文至此,我又想起1971年夏天在渔溪农场搞双抢,我在那里当《双抢战报》的主编,她被安排在广播站当播音员,她性格外向,工作积极,不仅自己经常采写稿件,还每天催着我的报纸赶快出,而后及时播出报上的稿子。她声情并茂,普通话标准,播音效果很好。我知道樊鹰现在的家庭生活挺幸福的,红红也不错,如今,她在福建武警部队医院工作,早就是肿瘤科的主任医生了,小姜,你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好多年没见面,也没有得到你的信息,使我常常不免心中有所挂念。樊鹰和红红的许多情况,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1974年秋天,我就离开师部机关,调到当时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去工作了,后来我又转业地方,奔走多地,大家各自忙碌,彼此少有联络,这次我到了厦门工作,樊鹰搭桥,才又联系上红红。
  虽说这些年少有联络,但是思念和关心并不少有。我是她们在部队的第一任领导,她们则是我最早的下属,也是我唯一带过的女兵。三、四十年了,她们的身影,她们的音容、笑貌和她们的天真无邪、单纯可爱,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下面这个细节,一个我至今没有忘怀的场景:
  夕阳的余辉中,在西天尾三山操场的银幕架前,我用力地向高高的银幕架上抛撒吊银幕的绳子,一次、两次……我还是没能把绳子抛上架,一个小女兵在我背后不远处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队长就是个子矮了那么一点”,这话被我听到了,我转过身去见她正呆呆地看着我,我说“你呀,在那里说什么傻话?”
  我这一说,她不好意思了。
  “队长,……嗯、哈哈……”她站在那里,只是笑,傻呵呵尴尬地笑。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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