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的是什么词)

我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电子工程学和经济学三个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当时我们的校长，著名的华人科学家田长霖先生，也是中星微电子创始阶段的投资人之一，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给我帮助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你拿到了的这三个学位，在伯克利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我希望能看到你有一天把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中国去，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是这样跟我讲的。在1999年的时候，我决定回国创业，也实现了当时田校长授予我这三个学位时的深切希望。　


　　1999年11月14日，在中关村一个破旧的仓库里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杨晓东、张辉、金兆玮开始了我们中星微创业的第一天。那时候创业是很艰难的。我记得冬天的时候，仓库暖气不热，张辉的手都冻裂了。对于他这样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一个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而言，手上起了冻疮，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对别人来说有点不能想像。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好一点的办公室？我想，一方面从节约资金的角度，另外，如果能够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过去，我们就可能度过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而只有这样也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和秋天。所以，第一年的冬天，不仅仅我们自己挺过来了，又招了一些新人。我们就在仓库之外租了它的会议室，后来又把会议室改成了工作间。今天，我们拥有四十几位从硅谷回来的留学人员以及创新的核心技术，而我们的起点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要告诉那些想自己创业的年轻人，不要因为自己受到的挑战而感到力不从心，或者产生悲观情绪。正是这种挑战，才能使你个人做出的承诺变得更加可行，使得我们变得更有力。　


　　2001年3月，经过长达十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开发出了第一款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并打进了飞利浦这些国际企业的产品中。也就在2001年，我们四个创始人中的三个去日本销售芯片，去拜访索尼。索尼的一位主管，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在我们只说了是北京来的，要卖给他们图像处理、摄像等等芯片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展览，看看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销售产品的介绍，我们还需要去参加其他会议。本来我们跟他约好了一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可只谈了五六分钟。我们非常尴尬，你想，去日本，一个小公司，还很不挣钱，付了飞机票、酒店住宿费用等等一系列的代价，跑到日本只见了五分钟。出了门时，我就对张辉讲：“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盛田昭夫在二战之后，创建了索尼。他最崇拜的、最想竞争的一个公司就是飞利浦。他到荷兰的飞利浦所在的小镇，想与飞利浦交流。在他的自传里就特别讲到一次，他在飞利浦公司的外面喝咖啡，当时的服务员很少看到亚洲人，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他说是为了看飞利浦的，飞利浦的电器非常棒等等，服务员为了表示友好，就说：哦，我们这里也有日本产品。他去了后面，拿出了日本纸做的小伞，就是放在饮料杯里的那种小伞，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来把这件事情作为激励大家的故事。他一回来就给索尼公司定了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希望索尼开发的技术和产品能够使我们全体的员工在里面找到快乐和自豪。第二个，为日本的重建而奋斗。　


　　索尼之行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我要挑战，我要回来，我要打进索尼!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我回来以后，把我的经历跟全公司人讲了，当时我们已经打进了三星，我们打进了飞利浦，我说一定要打进索尼，虽然它是鼻祖，虽然摄像、摄影等等设备都是索尼发明的，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之一，我们也一定要打进索尼。　

　　这个誓言所代表的挑战，对公司来讲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载体。在经过了四年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嵌入式摄像头，已经是跳动着我们星光中国芯。在这个拥有多达几千项专利的鼻祖面前，作为中国人，我们回来了，把我们的芯片打进了图像处理的鼻祖的产品中去了。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中星微的精神宝藏，使得我们源源不断地从中找到力量，而这种力量中蕴涵的创新精神，那种责任感，也不断影响和推动着我们自己不断前进，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不断影响和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国家的发展中来。　


　　现在，我终于可以高声说“I am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