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落俗的爱情故事(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

　　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目光都专注于自己的过去，那么，他应该是老了。回忆是老人拖延时间的方式，那里记载了自己与日子较量的所有痕迹。他们追忆那些逝去的岁月，其实是迷恋自己年轻的样子。而故意对眼前的光阴不予理睬，这本身是对时间的不满与抗拒。毕竟，时间不会老，老去的是人。

　　有谁能与时间对抗？你，服或者不服，最终都会被它绊倒。你，愿或者不愿，最终都会化为尘埃。

　　与时空相比，人生，实在脆弱！“历史只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敢发出声响。如果人生只能这样，我们不能带走什么。至少，还能留下些什么。

　　一个老人的回忆，也许太深太沉，叫人心酸，因为他们没有未来。

　　一个青年的回忆，也许太轻太淡，是青涩的。我们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似乎不该把目光投向过去。

　　我想说，回忆是对某一个片断的小结，是对某一些经历的盘点；是自省，是参悟，更是修行。它让我们对生活更清醒，更投入。也许，正视过去，才是对现在的尊重。

　　回首也许不必是留恋，它是独自上路去寻找自我的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那些从泥淖中走出的踉跄脚印，已经凝固成斑斓的图案。路过的、错过的，已成青春的背景上隆重而华丽的色泽。

　　——

　　公交车上是我最惯于愣神的场所，也许是它那不规则的抖动震裂出时间的豁口。那些相似的颠簸，相似的疲惫，朝我的脑海奔涌前来。穿越车窗上虚实重叠的人影，我看见的却是远方——某个同样拥挤的公交车上，那个疲惫不堪的外乡女孩，她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谦卑地想把自己藏在别人的鼎沸中。

　　谁会听见，她正喃喃温习着乡音：“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那是村子的上空四处流动的传唤之声。在遭遇了风雪之后，一切与家有关的联想都显得感人肺腑。

　　是他，让我初见风雪。

　　六年过去了，再回首这段感情，我是感谢他的。我相信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帮助自己成长。是他让我明白：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是他告诉我：好好活着！

　　……

　　日复一日，街道两边的树叶由翠绿，直至枯黄，我在西安的日子已经过去半年了。

　　半年里，租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尝尽了廉价的小吃，熟悉了很多条街道的行走路线，拿着最低的薪水工作最长的时间。作为一家很普通的音像店里普通的营业员，工作带给我的唯一乐趣，是可以打开任意一盘CD碟享受那些旋律的跳动。然而，每每跨出店门，我却是落寞的，无精打采的。独自在他乡，我有大把的自由。自由，同时也意味着孤独，意味着选择太多而无从选择。未曾料想，过度的自由竟让我无所适从了。

　　下了晚班，十点钟。这座城市里有过半的人已经沉入睡眠中，可是我却并不急于回到租住的小屋，我常常看似随意却又极认真的踢着路边的小石子，如果能够成功地把同一颗石子踢到家门口，我就把它装进口袋里。带回屋子保留起来，好像带回来一个默契的伙伴。有时候，轮到上早班，下午四点就可以出店。我像一个十足的游手好闲者，无所用心地打发时光。向右走，或者去报刊亭翻看当月《读者》，由于囊中羞涩常常翻而未买，老板已经颇为不快；或者去地下通道听流浪歌手的现场演出。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好的去处。向左走，只好傻傻地坐在十字路边的石阶上，数红绿灯在不同时段停留的时间。然后，没心没肺地甩着手，裹着两袖清风回家去。

　　我像一个走丢的无人认领的孩子，古怪而郁郁寡欢。像是失去了什么，又像是等待着什么。

　　直到那一天，他出现了。

　　临近中午，店里很干净，一个顾客也没有。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懒懒地趴在柜台上，像一只贪睡的老猫，却又似睡非睡。耳畔响着恩雅的恰似教堂传来的音乐。在我听来，她的声音是直接触及灵魂的，是安抚，是宽慰。在她的音乐里，我简直想躺进墓穴中，永享安宁。可惜，这种美妙的遐想被一个黑影破坏了。我急忙正了正身，抬起头来，目光迎向来客。只见一个青年男子，左手拿着一本书，正是《读者》，另一只手正在翻着许巍的碟片。我以一种职业化的热情向他问好，在这四目相对的一瞬，我看见了一张轮廓分明的布满小疙瘩的脸。他笑了笑：“你可真会享受，恩雅替你催眠”，接着，他让我试放一盘许巍的CD碟，放那首《曾经的你》。前奏响起，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轻轻和，等四周都安静下来，我们相似而笑，那感觉如此放松。他告诉我，许巍就是西安人，早些年在地下通道里唱歌呢。我开玩笑着说：我昨天还看见他呢，在南稍门那边唱歌。他的眼晴陡然一亮，随即笑了起来：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们很快就像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原来他也常去南大街的地下通道里听歌。继而说到《读者》，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它是真、善、美的化身，那些朴素的真理，天然去雕饰的美好，给予我们信念。《杂文》太硬、太尖锐，太犀利，《意林》又过于故意，矫情。从音乐聊到杂志，我们有太多的话题。我第一次遇见如此契合的人，相见恨晚。

　　不一会，他接了一个电话，就告诉我他要回去上班了，他是趁午休的时间跟几个同事出来溜达一圈。我随口问他哪个单位的，他神秘地笑了笑：以后你会知道的。说完就走了，把那本《读者》留给了我，也没有买碟。

　　等我走到门口去找寻他的背影，在并排的几个年轻人中间，我已经认不出哪一个是他来。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一个陌生的男青年，来匆匆去匆匆。整整一个下午，我反复听着《曾经的你》，恍恍惚惚，难道我中午趴在柜台上是做了一个微型的白日梦？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面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数次抽出包里的那本《读者》，只有它带给我一种真实感。

　　下班后，我习惯性地踢着一颗石子，突然莫明其妙地烦躁，捡起那颗石子装进了口袋，急匆匆的回到家，才发现我毫无缘由地装回来一颗石头蛋子。那个神秘的陌生人，他打破了我曾专注的无聊生活，我早早钻进了我的小窝——帐篷。第二天醒来，手里还握着那本《读者》。

　　令人失望的是，很多天里，他再没有来小店！

　　初次见面的情景回味了三百零一回之后，我牢牢记住了那一脸的小疙瘩，我们一定认识了五百年之久。真后悔当初没有追问他的单位，否则我会不顾矜持地去找寻他的，谁叫他擅自闯入我的领地？谁叫他擅自留下一本书来，既然留下就有取走的可能，他怎么可以私自取消这种可能性呢？那个萍水相逢，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一会儿是我恶狠狠发泄不满的假想敌，一会是我焦灼期盼着的情人。回想那次短暂而匆忙的交汇，我们还会有多少愉快的话题呀。这种不能与外人道的情感折磨让我五内俱焚，表面上，我又假装波澜不惊。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哪里人？他在哪里工作？没有人能解答我心中的疑团。他说过：以后你会知道的！

　　然而，他迟迟不来！

　　“相思是不作声的蚊子

　　偷偷地咬了一口

　　陡然痛了一下

　　然后便是一阵奇痒”

　　十天过去了，我的心就像气候的变化，渐渐的降温、冷却。

　　街道上，树枝显得日渐消瘦，行人却显得日渐臃肿。一阵风吹来，硬硬地往脖子里钻，往来的人流，都不约而同地缩紧了身子，好像全身都被风咬疼了一样。

　　我仍旧持续着两点一线的生活，这种无望的等待让我心灰意冷。

　　下班后，我又恢复了懒懒散散地漫步，甚至连街边的石子也懒得去搭理。虽然已是夜里，我却并没有归家的急迫。那些漂漂洒洒的树叶，在最后的舞姿中为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在轻舞飞扬的落叶中穿行，原本清冷的夜显得意味深远。我仍是那个心事重重的女孩，像一个夜游的精灵，在古城里漫不经心地游走。

　　走出没有开始已经结束的情窦。

　　那本《读者》转手送给了盼盼，再没有任何实物让我相信一场午梦。

　　然而，日历本上，“22”被我用铅笔涂了一个显目的饱满的圆，它曾经像一只黑亮的眼珠注视着我，让我的脸上升起一片欣喜的红晕；后来，又像一只浑圆的蜘蛛，让我触目惊心；如今，在与它的对视中，我的心里只是淡定，不起丝毫涟漪。

　　我在努力练习，练习遗忘！

　　一天中午去接班，同事说有一个警察来找过我，我心里一惊，我怎么惊动警察啦。是不是我卖出的哪一盘碟有质量问题？不对呀！若是这样，顾客可以凭小票直接找店里的任何一个员工。我百思不得其解。同事说，警察只问她：那位戴眼镜的女孩儿还在这儿上班吗？她告诉他，我今天上晚班。他还问我什么时候下班。也没说什么事，就急匆匆走了。我越听越迷糊，但还是很不甘心的让她再回忆回忆：他手里带光盘了没？他进来有没有看看店里的其它碟片？回答是坚决没有！再说，就算发现了盗版碟，他应该直接找老板才对呀。

　　听到警察，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坏事了。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提心吊胆，而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如坐针毡！我这点出息，就别指望犯事。同事也跟着焦急起来：办暂住证了没？我恍然大悟：肯定是办暂住证的事。心想，不怕遇上警察，就怕被警察惦记。弄明白这事后，我也舒了一口气。这比所有别的猜想都要好！从刚才的迷团中走出来，我已经豁然开朗，突然就快乐无比！

　　下班后，因为有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我操心，我寻思着：趁明天上午有一阵儿时间，去把暂住证给办了，还得向房东打听一下，在哪里办理。我就一急性子，心里有了实实在在的事情要做，好像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明亮了，脚步也显得轻快了。原来那些无病呻吟的伤情感物，不过是慵人自忧，是百无聊赖的矫情。我追着自己神采奕奕的影子，竟然就哼起歌来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岁月，我的心了无牵挂……

　　既然歌唱自由，就应该懂得享受自由，否则怎对得起曾经众叛亲离的抗争，怎对得起那些在抗争中划伤过的亲人。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领悟！

　　就在我走过中国银行前面宽阔的街道时，余光发现一个黑影向我走来。心底一阵紧张，立即停住哼唱，加快了步子。他也大步向我靠近，急得我跑起来！心里想：完了完了！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穿过马路往家去的方向是一条深巷，白天这里人稠物穰，到晚上就只有几只孤零的灯泡守岗，那一团团晕黄的光像缺乏睡眠的眼睛，不负责任的看守！我的心扑通乱跳，大脑高速运转着：我该怎么办？已经快到十字路口了，一辆车正从左边冲过来，我鼓足劲向着那边光亮冲去！丝毫不加考虑迎上灯柱的危险。突然我的手被人抓紧了，同时一个声音向我袭来：你想撞车呀？别跑了！是我！

　　不可能！是他？我回过头来，由于靠近路口，有一盏路灯正打在我们身上。可不是他？由于他的激动，那些小疙瘩显得异常生动。恐惧、惊喜、委屈，除了哭，我再没有其他表达复杂感情的方式。他立即慌了起来，不停地道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刚才看你还很快乐，我想凑近了听你哼歌，哪知道你突然就跑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吓着你！”

　　十几天没有着落的期待，突然就降临在眼前。他被我的哭声吓得手足无措。我抽出生疼的手，一心一意地陷在自己的委屈里。“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久才……”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是专属于恋人之间的语气、嗔怪。于是，头也不回的穿过马路。他怎能明白我的心啊？他怎明白我曾无端升起过希望、又怎样在绝望里坠毁？

　　他紧跟着我，耐心地向我解释：“本来那天从你店里回去后，打算下班后就来找你的，可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下午就要去新疆办一个案子，当时就走了，由于案子的进展不太顺利，所以才在那边呆了这么久，上午刚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回局里，穿着警服就去店里找过你，听你的同事讲你上的是晚班，十点钟才下班，我下班后特地加了一会班，在这路边都坐了两个多小时了，本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吓着你了。”他急切地说完这些，大大地喘了一口气。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是警察，就是今天去找我“麻烦”的警察。他看我像是在努力的回忆什么，就故意用失望的语气说：“哪知道你都想不起我来了”，“胡说”听到自己这么急促、响亮的声音，自己也给吓了一跳。他把我的手握在手心里，重重地捏了一下，又像是安慰我，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他都懂了，懂得我是怎样在盼着他。我们就这样手牵着手无声地走在深秋的夜里，冬天的脚步已经近了，我们却好似走在春天里。也许是心里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想破坏这种意境。只是一路静静地走着，走了很久，离我住的地方越来越远，他才想起一个问题：你住哪儿？

　　然后，我们又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快到小巷的时候，他才想起一只手里还提着东西，他打开来，原来是一只苹果、一张薄薄的馍。他说这是从新疆带回来的，地道的新疆货，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说：呀！谁没吃过馍呀？你还用得着从牙缝里给省？他急了：“馍？这个词简直是对它的玷污，这是馕，只有新疆当地人才能做出最正宗的来，平时出远门，带在路上解饥。”“狼？”我好奇了。“是nang,不是lang”就这样，他听我鼻音和边音不分，很得意地猜测我是重庆人，然后狡猾地问我吃过这个没有，我故意不屑道：吃（CI）过。他一听，乐了：你CI过，肯定没吃（CHI）过。好家伙，中计了。他很专业地说：重庆人嘛，你的普通话算可以了，仍然是CI和CHI不分呀。由此，我们才相互介绍起来。原来他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进了公安系统。算起来，是路遥的师弟。于是，我们由路遥谈到他笔下的孙少平，再到高加林。后来见我不停地把苹果放在鼻下闻，机警的他很快发现，我这是出于一种习惯，而不是诱于苹果的香甜。那个时候，我确实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一切小巧的东西，拿在手里，都到凑到鼻子闻闻。一只扣子，闻闻；一张便笺纸，闻闻；一只笔，闻闻；一块表，闻闻……

　　他由我闻苹果的高频率动作，立即问道：82年的吧！

　　我心里一惊，不会是遇上福尔摩斯了吧。

　　他看我愣了一下，知道是猜中了。

　　于是笑了起来：我瞎猜的，从你闻苹果的样子看来，的确很像一只半岁的小狗。属狗的嘛！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紧接着他讲到局里一只进口的德国警犬，是花120万的天价买回来的，在一次追捕歹徒的行动中，它牺牲了，在追悼会上，很多同事都哭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起来，好像在怀念一个牺牲的战友。原来，那些穿着警服的威风凛凛的汉子，也有如此细腻，感性的时候。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回忆了跟我初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是第一个可以让他很轻松地表达自己的人，让他感觉到从内心升腾起愉悦的人。我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两只酒窝，以致从新疆返回的路上，我的面目已经模糊了，他只记得那两只酒窝。我看见他的满脸小疙瘩好像正闪闪发亮，笑了起来。

　　也许在这个城市里，他是另一个孤独者。而两个孤独者的对视，就是一场共谋，共谋着逃离孤独。

　　转了几圈后，终于到了屋子楼下，我告诉他到了，由于屋子里太简陋，一顶帐篷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帐篷很大，我把自己的所有小零碎都塞到里面。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张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面有一些胡乱涂画的纸张，那些带着情绪写下的大字：“你是谁？”“一辈子也别再出现”“你以为你谁呀”，一堆堆硕大的“？”。每一个字里都好像充斥着愤怒。我不想让他发现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所以，在楼下就堵住他，让他回去。

　　他却坚持：得送进屋子里才放心。也许，更充分的理由应该是他对我的好奇吧。

　　只好让他上楼来，当我打开门，一顶红色帐篷出现在他面前，他惊呆了：你太有意思了，把蒙古包都移到房间里了，是不是有睡在草原上的感觉？

　　我调皮地笑笑：是你太有想象力了，只是我租的房间没有床，仅此而已！

　　他指着那张木板：其实这就是房东用来当作床的，西安的房东特别财迷，不舍得为出租的房间安床，你竟把它当作了书桌，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呀。

　　他边说边拿起木板上的纸张来。我急了，让他放下，不许看。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心事。当他抬起头来，我已经不敢看他。他只轻轻地说：你的字写得很好。说完把我的小指头捏在手里，轻轻地搓着我的指甲盖，似乎想把细密的纵纹抚平……

　　突然，他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很干脆地说道：你该休息了，我走了。走到门边，他反身说道：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然而就急匆匆地带上门，消失了。

　　后来得知，那个夜里，他回到家已近两点了。在回去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每当马路中央的栅栏有豁口的地方他就穿过去，走马路的另一边，直到下一个豁口，他再穿过来。就这样，不停地寻找，不停的穿越，走着近似“S”的路线。

　　我虽然也曾认真地胡思乱想过，就像任何一个女孩子编织奇异的梦。当他带着一颗同样热烈的心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不敢相信这竟是真的。我再次将苹果凑近鼻子，深深地吸气，那股醇香直窜肺腑。眼睛会欺骗自己，但是鼻子不会。

　　我不知道，这只是两个孤独的文学青年之间的相互吸引，还是爱情？我们才见过两次面，难道爱情已经不需要时间来栽培？

　　之后，我们常常在夜里不知疲倦地逛着熟睡中的古城。有他相伴，其乐无穷。我已经明目张胆地打量过他：中等身材，自然卷的发质，单眼皮，薄薄的嘴唇，细密的牙齿。他实在算不上一个美男子，对于一个以貌取人的女孩看来，他似乎不算一个优秀的男友。而我，对他越了解，越迷恋。他，时而带有农民式的憨态，时而又流露出警察的机智过人，时而有着桀骜不驯的睿智与幽默，时而又有着邻家男孩的内敛与腼腆。他是一本奇妙的书！

　　他为小侄女挑选儿歌时是耐心又一丝不苟的；他为自己挑选被套时认真得几乎可笑，跑了十几家商铺，总算买到他中意的。竟是绣着熊的极其幼稚的图样。看着他红着脸与老板讨价还价，脸红不为手头的窘迫，更多的是担心有人击穿他的幼稚。其实，一个大男人的童心未泯实在动人。

　　后来，我们去旧车市场买了一辆半新的单车。在他休息的时候，我就调为早班，下午就能下班。我们骑上单车，风驰电掣地赶去较远的东大街、大雁塔、小寨等地方，那是专属于我们的“只逛街，不购物”的穷开心，却比深受物质奴虏的购物狂要快乐百倍。一次，走在大雁塔的广场上，一个卖花的小男孩缠着他不放，语气平稳而连贯地说：“叔叔买一束花吧！阿姨这么漂亮，你送她一束花吧！”

　　他笑着问小男孩：“阿姨真的漂亮吗？”

　　小男孩不知是计，一个劲点着头。

　　他狡猾地笑笑：“阿姨这么漂亮，你送他一束花吧！”。

　　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难题，把小男孩难住了，只好走开。

　　我们都很反感这类由大人指挥的死缠烂打式的强迫消费。他并没有为了讨好我而勉强自己，其实，这是他骨子中的某种坚决表现在细节上的“说一不二”。从农村苦读出来的农家男儿，他不需要用那种方式来营造浪漫，送花不过是小资们追逐感情的捷径。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他淌着汗载我兜风更浪漫的事了。

　　只是，我从未想象过跟他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与其说是因为我们都还年轻，不如说，我们都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谈论将来。

　　我从不过问他的收入、他的父母以及家庭。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女人在打探男人的家庭背景，应该就是暗示，是旁敲侧击。我故意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冷静，一方面是出于过分的自尊，我认为：谁主动了，谁也就被动了。另一方面却是自卑在作祟，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配不上他给我的赞美。

　　三毛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也许这些才是生活的实质，爱情的内核。而我们，就像暂时被一根弹力绳拴在了一起，绳子上挽出了一只好看的蝴蝶结，漂亮却不牢固，只需轻轻地挑动，我们立即分崩离析。

　　他也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在一座威风凛凛的大楼里；他也带着暧昧神情向同事介绍：这是我同学——幼儿园同学；他也如愿钻进那顶红色帐篷里，享受落宿于草原的惬意；他也像一个过日子的男人，挽起衣袖，和着面团手把手教我制作麻食。

　　不过，他却从来不问：你喜欢西安吗？你愿意留在这里吗？

　　从一开始，我就在为最坏的结果作最好的准备，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们没有未来。当我们果真走到终点时，我才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准备根本不足于抵挡他抽身离去的悲痛。

　　一天，他兴冲冲地跑来找我，问我是否会打字，处理最简单的电脑文件。我点点头，他不知道我以前的工作就是每天跟电脑打交道的。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于是马上让我辞掉营业员的工作，烟草公司需要一位打字员，在他的引荐下，我立刻就可以去那里上班。工作环境和待遇都比在这个小店里强很多。他的语气很强硬，好像他已经获得安排我的特权。

　　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很清楚，我不适合办公室。也无法适应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到跟那些讳莫如深，滴水不漏的聪明人共事，我心有余悸。半年前，我不也正是从办公桌上逃开吗。在这音像店里，没有工作的压力，共事的小姐妹都没有高深的学历，没有多少远游的见识，对社会也没有高深莫测的见解。但是我们在各自平凡的世界里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我们清贫的口袋里装满了酸中带甜的小小快乐，这是只有享乐与娱乐，却没有快乐的人们永远也无法获取的……

　　最终，我拒绝了他武断的好意。也许，我还活在狭隘的自我中，我还没有树立起更远大、更崇高的理想，没有一股更坚固的力量来支撑自己非得从事不喜欢的工作不可。

　　他很泄气甚至是气恼：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你就愿意一辈子当个被顾客使唤的服务员？

　　我固执却又底气不足地说道：我只想平淡，快乐地活着，有什么错吗？

　　他放低了音量，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气说道：如果只为一个人活得快活，那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又如何体现呢？

　　说完，他就闷闷不悦地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最严肃的争执，其实这也是我们难以解决的矛盾：他喜欢我与众不同的恬淡与清亮，简单与安适。却又企图将我引入正途，做个与时俱进的人。那时候我还年轻，还来不及思考活着的更重大的意义，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等。我坦然享受着自己争取来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以及未经争取而得到的美好爱情。

　　到底，是我辜负了他。也许，他也曾暗自将我纳入了他未来人生的规化中。然而，我却拒绝参与。我的胸无大志其实也就是我的懦弱，我不敢对将来作任何非分之想。而他，对工作是孜孜不倦的，对自己的事业是信心满满的。换言之，他是积极进取的，我是消极避世的……

　　终于，有一天，他带着愧疚向我坦白：恐怕不能再来见我了。他的领导很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作主给他介绍了一位官宦之女。我明白，他是有为青年，如果有了婚姻带来的另一股臂力，他的仕途可谓如虎添翼。

　　他奔向了“背景”，把“背影”留给了我。当那已经不再伟岸的身影萎缩成一团小小的黑斑时，我才真正明白，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简陋的深巷，这是我一个人的深巷。

　　有人说，爱情是一只橡皮筋，最后放手的人总会深受其伤。对于我来说，与其说被分手的结果所伤，不如说是被分手的原因所伤。他的理由让我所做的一切准备全线崩溃，他将我与另一个女人摆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称量，分析，再加以选择。这才是对我最大的讽刺和羞辱。在巨大的悲痛面前，我能做到的，是不争取，不哀求，不挽留，不责备。我保住了一个小人物的可笑的尊严，那是一株小草的坚韧，是宁肯于峭壁处负隅顽抗，不羡耀于枝头的似锦繁花。

　　我是古堡深处的灰姑娘，脱下了那只不合脚的水晶鞋。

　　在那之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也许，他已投身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将翻卷起波澜壮阔的新一轮浪花，我不过是被浪花拍死在沙滩上的一只小水泡。

　　泪流之后，目光将日益润泽；悲痛之后，心地将日益温厚……

　　我想，也许是离开的时候了，我需要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坚强起来。

　　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店里。

　　一段沉默之后，他轻轻地问道：你还好吗？

　　我狠狠地咬了咬嘴唇：“还好，不过我要走了。”

　　他很意外，“去哪？”

　　我没有回答。

　　“你要多保重，将来当你遇上一个值得你爱的人，你会为他改变的。”

　　我挂了电话。

　　我没有矫情到为他或者为他们祝福。但是，怨恨已经平息了。也许他并没有错，错的是我，因为我活得不够努力，爱得也不够用力。

　　一节绿皮车厢，将我载到另一个陌生之地，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体验着平淡日子中的小苦恼和小快乐。

　　多年后，当我情不自禁地拨动他的号码，告诉他：盼盼上大学了。那是他曾关心过的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小女孩。他由衷地替盼盼高兴，并第一次向我打听了盼盼的电话号码。

　　很快，盼盼告诉我：姐姐，那个西安哥哥要我的银行帐号，要给我存钱，怎么办？

　　我告诉盼盼：接受吧，那是一个善良人的心意。

　　他，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向他人提供援助。我想到了那个26岁的男子，自愿去陕北贫困的小村庄支教过，他不只一次怜爱地谈到那些穷苦的孩子们，他把自己不多的生活补助给孩子们买本子，买笔。他却常常为自己不能更多地帮助孩子们而自责。

　　我终于理解了，他曾说的社会责任感。不过，他已经不再用语言，而是行动。

　　我相信，他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他是一个好人，愿他一生平安。

　　我，如他所愿，已经为爱与责任而改变，而努力活得更好！

　　……

　　这是一个落俗的爱情故事。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

　　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