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家和母亲(梦见家和母亲的作者是谁)

无论何时何地 我军维和战士异国他乡与军队共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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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妈妈对我讲:星加坡就是她故乡,坡里出生,坡里长大。




我的家原来是在海南兴隆五管区三十二队的学校,后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居住了六年多的三十二队搬到了兴隆中学。兴隆中学可分两个时期,一个是老兴中时期,一个是新兴中时期。老兴中就在后来的工程队住址处,新兴中则是搬到原华南农校旧址,后又改为二师八团的二师师部。虽然两个时期两处校址,可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班子还是那套班子。学生是进一批,走一批;走一拨,又来一拨,变的是流动的学生,不变的是教了十几年的老师和家属,我的家从此就与兴隆中学紧紧的绑定在一起。




在老兴中,我的家是住在第一幢的第一间砖瓦房,房屋旁边隔着一片木麻黄防风林,防风林边就是海口至三亚的国防公路,房屋前后是教工自己搭建的小茅寮、鸡寮和自己开辟的一小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里会种些小辣椒、木瓜树、“帕仔”(客家话,超市叫:芭乐)树、菠萝蜜树或一些小蔬菜、瓜果等。兴隆这地方阳光充沛、雨水充足,土地也较肥沃,比较适合果树、植物生长。



父亲平时喜欢吃一口白饭,咬一口小米椒,所以我家的屋后父亲种了几棵小辣椒树,许多老师经过时都会说一声:“阿毛,我你几粒小辣树啊”;学校的学生走过时也会问:“杨老师,我几个辣椒可不可以”?父亲:“你嘛,嘛,多点嘛”。母亲也会些辣椒叶给我煮鸡蛋汤下饭吃。




父亲还在屋后种了几棵木瓜树,木瓜树上长满了木瓜,木瓜熟时母亲用根长长的木棍向上用力“一懂”(客家话:一推),木瓜掉下来,有时母亲接住了木瓜,有时母亲没有接住木瓜,木瓜掉在地下跌坏了半边,不过也大要紧,因为树上还有很多木瓜,过几天又会有熟的木瓜吃。小伙伴阿宁对我说:“阿毛啊,‘汝该’(海南话:你的)木瓜大大‘落’(海南话:个)”,阿宁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树上,双手还做了个大圆形的手势,因为阿宁是刚从龙滚来的海南“架”(海南话:仔),还不会讲普通话,他说起话来不断的比手势,怕我听不懂他说的海南话,我虽不会说海南话,但我还是可以听得懂一些海南话。




有时长大了的木瓜树只开花不结果,父亲说:“这是棵公木瓜树”。父亲说完随即准备给木瓜树做“外科变性手术”,父亲就拿了根树枝用柴刀把树枝木棍的一端削尖,用锤子将削尖了的木棍插入木瓜树底下,干净利索的给木瓜树做完了“变性手术”,结果木瓜树逐渐改变了性别,树顶上又开始长满了木瓜。




我的家很简陋,房就是厅,厅就是房,再连着一个小天井和小厨房,房间里几个床脚架上面放几块长条木板,再辅上张草席这就是睡床了。你睡这边,床板受力压下去,那边不受力的床板自然就翘起来,有时你睡到两块床板之间,还会夹身上的肉挺疼的。睡觉转一下身,床就“吱,吱,吱”响。家里有朋友、邻居、客人来都坐在床沿边,一次,有位老师抱着他不满一岁的儿子来家坐,结果他儿子尿尿,尿到床上湿湿。




父亲买了辆“红棉”牌自行车,周日早上去兴隆街逛街、喝“锅B”(印尼话:咖啡)就不用再走路了,但是家里新买的“红棉”牌自行车,最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后车架越看越不喜欢,越看越丑陋,因为车后架很大很大,大到可以放一个很大的箩筐,单车看上去又笨、又重,骑上它就像街上“倒买倒卖”的海南“阿别”(海南话:阿伯)小商贩。别人见到父亲新买的单车都会问:“哇,杨老师这么大的车后架,你经常运东西啊”!不过用它载山上砍回的木柴还是很方便。




我开始学单车时,因为家里的单车又高、又大、又重,而且前面又是双杠的,脚从前面和从后面都跨不上去,只好用右手的腋窝夹着单车的屁股坐垫,右手掌抓着车杠,左手握着单车的方向把手,右脚伸进三角框架里踩着右边的脚踏板,左脚一会蹬地,一会提起去踩左边的脚踏板,这种“钻狗洞”的学车方式,是那时很多年纪小的人采用的难忘学车方式。我学会骑单车就是在新兴中的晒谷场上练会的,因为个子小还坐不上单车的坐垫骑车,只好靠“钻狗洞”式的方法,踩着单车去兴隆街玩,因为技术还不行要跌下来时,双脚可以马上撑在地上,腋窝紧紧夹着单车坐垫。




后来兴中食堂买了辆单车,方便食堂主管“阿猫”(钟志强)去街上采购运送东西,可食堂的单车后架,是当时普遍家庭用的小后架,架上还有个弹簧夹,食堂采购的大箩筐放上去车后架时,由于车后架太小箩筐容易掉下来。机会来了,父亲用家里的单车大后架和食堂单车的小后架对换,现在再看看咱家里的“红棉”自行车帅气多了,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顺眼。有时我看到兴中食堂的主管“阿猫”,骑着那公家的单车去街上采购东西时,那又大又笨又粗又丑陋的单车后架,我心想:它终于“嫁”对了人,找对了“婆家”,它和那箩筐很般配。再也没有听到别人开玩笑、讽刺的问我:“哇,阿毛!这么大的车架准备载老婆的啊”。从此也再没有人经常笑我那丑陋的单车后架了,我现在骑起单车来也自信多了。




我家从三十二队搬到老兴中之前,父亲先调来兴隆中学教书,家却还在三十二队,父亲有时会带我来兴隆中学玩,我跟父亲一起住在兴中教师集体宿舍里,一间房里住了三个老师,父亲和廖岳波、陈尊民老师三个人住在同一间房,房子就在靠近去太阳河边的小路那一幢房,也就是吴俊雄、罗盛利、老赖“拔”(客家话:伯)他们住的那一幢。廖岳波老师和陈尊民老师他们俩都是二十来岁的“单身锅”(客家话:单身汉),他俩不爱讲话也很少呆在宿舍里,房间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




不久家里从三十二队搬来兴中了,农场派了车队“阿闪叔”(广东话:阿岑叔)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帮我们家搬家,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些拆掉了的茅草房的一些小木料和睡觉的床板罢了。“阿闪叔”的车从兴隆山的后山经橡胶林,过水利桥、香茅厂、工厂、太阳河合口大桥,再过砖瓦厂水稻田208(海口至三亚208公里石头路碑)公路进入老兴中,汽车停在国防公路路边的一幢新房第一间旁,这就是我的新家,比三十二队的房子大了一半,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大卡车,心情是无比的舒畅和难忘。






家里从三十二队搬来兴中后,母亲也跟着调到了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告别了她在三十二队那些难舍难分的“老弱组”队友成员,不用再下水田插秧、种胡椒、打石头了。自从我学会了骑单车后车技也日渐长进,过年、过节我都会骑车载母亲回三十二队走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母亲在场部机关托儿所工作,其实就是每天重复的喂小孩子吃饭、喝水;兜小孩子屙屎、屙尿;倒屎、倒尿;洗尿裤、洗尿“拔”(客家话:盆);哄小孩子睡午觉,都是粗放型的工作杂活。从老兴中到场部机关托儿所要走一公里左右的路,农场全场各单位和生产队七点半就要出门去做工。母亲不会骑单车,每天早上就要早早起床步行上班,母亲每天去场部机关托儿所上、下班都要走国防公路,每天从早到晚海口到三亚南来北往的客车、货车,掀起滚滚的尘土,还有合口到牛漏公路道班的牛车,拖着左右两边弯弯的木条,在刮着公路上的沙土护理公路,也是四处尘土飞扬。为了躲避满天的尘土,母亲就走进公路旁的防风林里,原本是杂草丛生没有人走的地方,竟被母亲长年累月在树林间走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也走进这条小路,中小学生上学、放学也不走公路边,改走防风树林里的草地小道。每到下午放学我洗完澡后,我都会走出去看看防风林里,母亲下班回来了没有,母亲回来时会从机关食堂打一些菜回来,机关食堂的菜会比较好吃些。



后来搬到新兴中后,母亲到场部机关托儿所上班路程更远了些,要走两公里多的路,有时轮到值早班要起早床去托儿所烧水等,母亲早上五点钟就要出家门,碰到是冬天天更是黑朦朦就要提早出家门了。从新兴中走要走过一小段砖瓦厂菜地边的小竹林路,寒风吹到竹叶“沙,沙,沙”响,挺害怕的。走完步步惊心的竹林路,又要走砖瓦厂两边是鱼塘的上下坡路,如遇到下雨,鱼塘泥土地长年被牛车、手推车碾压的沟沟坎坎,一不小心脚就会被扭到,脚步走快了整个人还会滑倒,一直滑到鱼塘里去。




走完艰难跋涉的鱼塘路进入了砖瓦厂,砖瓦厂砖窑里日夜木柴火烧砖瓦的滚滚乌黑浓烟,

熏得过路的人呛得要命,最要人命的是砖瓦厂路边的食堂,承包食堂煮菜的“肥婆娇”,养了一条巨大的狼狗日夜看护着食堂,只要路上行人有一点声响动静,大狼狗就会狂叫猛冲扑过来,许多走夜路的人都被这只大狼狗追吓过,许多人也向砖瓦厂的领导投诉此事,可“肥婆娇”照样还是我行我素,也从不用铁链拴住她的可爱宝贝——大狼狗。




有一个去兴中上课的学生,被“肥婆娇”的大狼狗一直猛追,把他吓得狂叫:“狗不要咬我,狗不要咬我”,眼看大狼狗就要扑上那个学生,这时“肥婆娇”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喊了一声,那只大狼狗乖乖的调头回到“肥婆娇”的身边。不过“肥婆娇”煮的菜到是挺好吃的,许多兴中学校的老师都不到学校食堂打饭菜,而是跑到砖瓦厂食堂打饭菜,因为“肥婆娇”煮的菜那是一个字——香。




母亲顺利的走过了鱼塘泥泞路,来到了砖瓦厂食堂路段,轻手轻脚不敢让走路发出一丁点声响,母亲眼看就要平安的走过了食堂路段转入国防公路,没想到灵敏的大狼狗还是发现有人走过,像“刘翔”跨栏奔跑一样猛追跑过来,母亲听到背后有脚步发出急速的声音,回头一看:“天呀——!不得了”,没想到千小心万小心还是躲不过被大狼狗发现了,深更半夜天未亮手无寸铁,求救都无人帮忙,母亲吓得赶紧跑,狗也追了一段,母亲再回头看看身后的情况,大狼狗掉头回食堂去了。原来大狼狗追了一段后,离食堂远了它也就不再追了,母亲才算有惊无险的逃过一难。母亲已不止经历一次,每次都是提心吊胆被吓得要命,后来母亲调回兴隆中学托儿所工作,这样惊心的“历险记”才告一段落。




不论我们家搬到那里,母亲都喜欢在屋前、门边、窗前种上一点花草;在屋后水沟边种上板蓝叶,很多人经过家门前,都说我们家种的九点花开的很多、很好看,并借口摘一些回家种。许多人家做糕点、煮糖水,都会跟我们家说声摘几片板蓝叶回去做香料调味。我问母亲:“如果人的理想愿望能实现的话,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母亲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开间糖水、甜品店,又简单、又干净也没有油烟,也有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星加坡人,爱干净爱到有点洁癖,这里擦,那里抹;这里扫,那里拖,成天“咪咪摸摸”(兴隆话:忙来忙去)。虽然家里很简陋也没有衣柜和家具,母亲总喜欢选块漂亮的花布挂在窗口做窗帘,把简单的木桌上辅块干净整洁的布料,很多人过了若干年都还记得我们家的窗帘总是很漂亮的。母亲在香港的侄女知道母亲这一特点,她总是喜欢送花布料给母亲,所以我们家的窗帘永远都是又新、又漂亮,别人对我们家的第一印象也是从窗帘开始的。




母亲年青时不知那根神精搭错了线,从星加坡来到了中国,又辗转周折去了海南兴隆。有位高级工程师问母亲:“阿姨,你这辈子不是很亏了,原来是星加坡人,现在的星加坡这么好,你要是当时呆在星加坡不回来多好啊!太亏了”。母亲笑咪咪轻松的回答说:“也不会啊,来到了中国,也认识、结交了不少很要好的朋友啊”!母亲在星加坡有一大帮好姐妹,在农场又认识了更多的印尼、马来西亚、星加坡、香港的归侨朋友,他们都是一同挥舞锄头镰刀、开荒种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友、场友。




六十年代初,有许多农场的星加坡队友、场友,受不了农场的艰苦环境都纷纷返回了星加坡,只有母亲和少数星加坡队友、场友,还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革结束后,由农场回去星加坡的队友、场友又返回中国观光旅游,她们都约母亲到广州见面叙旧。




母亲一生有两个祖国,年青在星加坡时就向往唐山,只要有唐山来星加坡的电影就要去看;一逛街就常去商场看唐山来的景德镇陶瓷。终于找到了历史的机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声音、中国人民激动的呼喊声,就连身在星加坡的母亲和全世界所有华人都听到了,母亲自己跳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去了唐山,这一别从此就与家人骨肉分离了一辈子,再回首,已是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两个阶级、两个意识形态的人了。




历经生活的磨砺与岁月风霜的洗礼和改造,富贵不富贵都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了,也没这个可能,但遗落在星加坡的亲情、友情,让母亲日夜的思念。星加坡河、鱼尾狮、牛车水、马六甲、圣陶沙,已是母亲血液浓浆里的DNA。母亲常对我说:“我是星加坡人,我的护照上写着我出生星加坡,我要带你和小吉米,你们一家回星加坡”。我说:“妈,你是太想家了,因为星加坡是你的家,就像海南兴隆一样,也是我们的家”。




人与人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对出生、成长的地方,感情最深厚、最眷恋,因为故乡难忘,故土难舍,故人难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2012年清明,母亲从深圳大鹏湾随着大海的浪花,回星加坡去了。




娘——,娘,回南洋——,蓝蓝的大海,白白的浪花。



娘——,娘,回南洋——,朦朦的天空,绵绵的细雨。



娘——,娘,回南洋——,你身出星州,你魂归故里。









































村上健人
写于深圳 夕夕斋












































2014年10月28日

梦见家和母亲的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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