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最特别绘本)

　　房子是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自古以来，人们为了房子，都得倾其一生的努力，毕生的积蓄也往往被住房花去大半，可见有一处满意的住房，对我们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
　　
　　1968年我机械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当时上机械学校一个很大好处是可以管饭，这对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不少同学就是冲着这一点，来学习机械制造。我工作的工厂是生产柴油机配件的，地处黄泛区一个落后的小县城，大好青春都献给了这个以为要工作一辈子的工厂。
　　
　　改革开放，青岛成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需要大量人才，费尽周折、托亲告友，一九九二年四月终于调回了梦牵魂绕的青岛，开发区虽说与市区隔着海，但回家的路不再遥远。我从一个不谙时事的少年离开青岛，到又回到青岛，已是人过中年。以前在厂里住的是单位的宿舍，简陋的家具一车拉来就再无牵挂。拖家带口的回来了，却没有我的栖身处，只能租房住。看到开发区建设热火朝天，到处是塔吊林立，一片片小区拔地而起，只能望房子时不时感叹没有一间属于自己，不禁想起《天仙配》董永唱的：我“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当时的住房政策是单位福利分房，这要看单位的效益，也就是说单位要有盖房的钱，没钱的单位根本盖不起房，这就苦了职工。而有房的单位分房制定了很多条条框框，要看职工年限、看在本地户口年限、看配偶户口年限等等条件，没等达到条件，国家政策又变了，要自己货币买房了。过了这村，没这店，没有谁会再给你房子住了，没赶上福利房，我只好自认倒霉。我来到开发区时，当时的商品房四百元一平方，但对工薪不到二百元的我来说，不知那年才能买得起。
　　
　　为此，我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哪怕是一间能遮挡风雨的草屋，于是我瞄上了开发区周围的农村。当时的开发区规划面积大约十五平方公里，周围还都是贫穷的农村。而地处开发区范围的村庄，房源太少且价格偏高，最终找到一个稍偏僻靠近海边的小山村，一处闲置的农家小院，房子是砖瓦结构，高大宽敞，在村里算是中等档次。与房主几经谈判，以一万元的价格，签订了买卖契约。
　　
　　一万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我也是向姊妹们借了一大半，才凑齐一万元。卖主十分高兴，因为卖给本村或当地人，只能卖六千元左右，卖给这些外地人，卖了好价钱自然高兴，更何况他自己等钱用，这其实是双方都高兴一桩买卖。有道是：“无知者无畏”，按国家政策，城市人是不准买农村宅基地的，我虽然略知一二，但为了有一个安身的窝，也就没考虑那么多，当时也有像我一样买农村房的。签合约时，我也曾担心对方日后反悔，卖主信誓旦旦绝不反悔，当时也不懂应该怎样预防这种不测，也就抱着侥幸心理签下了合约。幸运的很，我缴了买卖契税，很顺利的过了户，这大约当时改革开放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执行政策的人也有点摸不着北了，也不知下一步改革范围，当时有点混乱。正是抓住了时机，完成了房屋买卖的所有手续，为以后赢得官司而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在城市人买农村宅基地是根本过不了户的，其中潜伏的风险，时间会告诉你。
　　
　　我从租住房搬到新家，虽说上班时间需要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而且都是山区小路，生活也稍有不便，但我没有一点辛苦感觉。有了自己的住房，心情会大不一样，因为无论风雨多大，你工作多么辛苦，只要回到家，你的身心就会放松。我把屋内墙壁粉刷的雪白，地面铺了瓷砖，换了铝合金门窗，又用玻璃建了小小浴室。院子养了很多花，其中一盆丹桂是我的最爱，年年开花，开花时放在屋子里，一推门就清香扑鼻。院子里还种了丝瓜、葫芦，有一年种了一棵佛手瓜，瓜蔓遮住了整个院子，整整收获了三百多斤，真没想到一颗瓜就能结这么多，听说行家里手种佛手瓜一颗能收获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了十几年，与村子里的乡亲也渐渐的熟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村委会改为了居委会，我的城市户口也迁到了所在的居委会。青岛前湾港飞速的扩张，不知是几期工程，码头和吊车已经建到村前的海边，村庄拆迁就在眼前了。2006年与居委会签订了拆迁合同，但是政府建的安置房却一直拖到2010年才建好。在即将搬迁的前两个月，卖与我房子的原房主，一纸诉状将我告上法庭，要求废除合同，收回房产；并串通相关人员，剥夺我的分房权利。村子里的人都迁走了，断水、断电，我也没法住了，只好将家具等找仓库存放，离开了居住十八年的家，另找安身之处。
　　
　　一处农村宅基地一般都是四间房，按拆迁政策，可以置换两处八十平方米楼房。按市场价格，两套楼房至少一百二十万元，这与原房产价值产生巨大反差，也有卖了房子的人开始反悔了。原卖主告我时，已经距房屋买卖十八年之久了，而当初买房时，哪里会想到如此增值。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多少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不讲良心，不讲信用，甚至不讲亲情。为了一处房产，不顾兄弟之情、不顾父母养育之恩，对簿公堂的不乏其人，这样的人最终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
　　
　　听老人说过：“屈死不打官司”，打官司是需要成本的，除诉讼费，还有律师费，古语有：“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而中国有句调侃的话：“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很多人自以为有点关系，四处打点，这要花费很多钱的，而且耗费极大精力。我是被告，这官司不打也得打，第一次被告上法庭，没有打官司的经验，免不了有点手足无措，也是急于想结束官司，就答应和解，把拆迁补助和分房剩余的面积，折合人民币大约八万元给原告作为补偿。但原告在法庭口口声声心理不平衡，并狮子大开口，非得把拆迁安置的两套住房平分一套，和解因此破裂了。原卖主自以为在官场有点关系，在外扬言要把两套安置房都收归他所有。但我以为房屋是双方自愿买卖，且时间已经十八年之久，我早就是合法房产所有人了，律师告诉我，即便他赢了官司，也不可能把安置的两套房子全部得到。于是我决定，与其拱手相让，不如把官司打到底，其后我拒绝了一切和解可能，法官多次迫我和解也被拒绝，官司就一直拖着不判。官司不判，我反而心里有了底，口气日趋强硬，质问法官为什么要受理因利益驱动而反悔的案件，既然受理为什么超期不判，这就是不作为！官司一直拖了三年，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旷日持久的官司以我胜诉而告终，之所以胜诉，是我当初完成了所有过户程序，合法取得了该宅基地的所有权。买卖农村宅基地纠纷全国很多，最出名的当属北京宋庄画家购买农村小院的案件，画家输了官司，关键是他没能取得土地证过户；而农民输了信誉，听说最终那个农民也没能拿回他的院子，因为他赔不起画家的损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而告我的原房主，极尽造谣、耍赖之能事，说我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产权，明明是他亲手和我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并按了手印，却把脏水泼到他父亲身上，说是他父亲偷卖了他的房产，十八年来他并不知情，公然在法庭撒谎。他父亲地下有知，这脏水泼在身上不知是什么滋味，听说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不准儿子不讲信用、反悔打官司的，这样的农民才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诚信、淳朴的中国人。这次官司见识了无赖人的嘴脸，当时签合同时卖主并没有在契约上签字，只是按了手印，而年代久了手印已经没法辨别，卖主死不承认是他亲自签的合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教训。为了利益，不惜出卖死去的父亲，却振振有词，这样的人没有一点羞耻感，不讲信用不是中国人的作风，这样的人其实是渣滓。
　　
　　我打官司没花一分钱寻找关系，照样赢了官司，由此可见法律还是可以信任的。官司赢了，终于拿到了本属于我的两套房子，这时已距我当初买房子时隔22年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这是不以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这中间虽说经历了一些痛苦和折磨，但与最终结果相比又算的了什么。
　　
　　我把新房铺了地板，厨房、厕所安装了吊顶，房间安装了新门，一狠心，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了一套像样的红木家具，淘汰了所有老家具；另一套房子也做了装修，成了儿子的新家。我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是奔七的人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正式装修新房，随着装修的忙碌，三年来的不快与烦恼烟消云散。装修房子真的很辛苦，花钱如流水，但当你住进新房，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欣赏着65寸大彩电精美画面，悠然地喝着茶，乐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