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常回家看看”入法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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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回家看看”入法说开去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也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该法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该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实施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制度或者进行危旧房屋改造时，应当优先照顾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此次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似乎让这些空巢老人看到了与子女相聚的美好前景。然而，生活上的赡养义务，法律可以规范，但精神抚慰，并没有判断标准可言，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规制的调整对象。再者，“常回家看看”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上升到法律层面显然不妥。法律不是万能钥匙，不可能所有问题都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既保证自由又限制自由，“常回家看看”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权利。一部法律出台，要保证它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长期效果，不能强人所难。法律不能低于道德，因此，“常回家看看”还不够上升到法律层面。
据了解，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变得强烈。西方国家类似的法律，更加注重社会保障，毕竟他们更强调人是独立的主体。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人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子女经济供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多的老人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比如自己作出的决定能得到子女的尊重和支持、生病时子女守在身边、逢年过节有人陪伴。而我们的现实情况，对父母的要求也很高，父母为子女付出更多，甚至有的成年子女依然靠父母抚养，并不仅仅到18岁为止。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父母终身都在为子女，子女却不一定以自己的父母为生活的重心，而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如果说传统的家庭关系，父母和子女的付出是双向的，那么现代家庭中，父母对独生子女，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付出，以此代际传递，年老的父母更加会想到，自己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年轻人对家庭责任的理解，已经与传统不同。这种僵局，能否通过立法改变，我不是很有信心。
常回家看看，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的蚁族、鼠族、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对于那些表面光鲜，事业有成的白领，也是一种奢侈。不仅仅是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不仅仅因为一票难求，真正的问题，是那份工作和薪水。那些成为了房奴、孩奴和车奴的白领，一旦丢了工作，哪怕仅仅是几个月，月供就断流了。根据青岛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原籍不在青岛的受访者中，23%的受访者每月和父母见一次面，14%的受访者每三个月才和父母见一次，27%的受访者表示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32%的受访者称一年回家一次，还有4位受访者称几年没有回家了。
必须正视的是，一旦“常回家看看”入法，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判决，势必引起很大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强制执行，将子女“绑架”回家看父母，子女很难有好脸色和好心情，继而也难以创造出倾心交流的温馨环境。父母得到的自然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心痛、心酸、悲哀，甚至是二次伤害。也就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常回家看看”是一种感情，是一种良知，法律判决出来的亲情，尤其是强制执行来的亲情，只能是变味的亲情，最终往往是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如果子女们完全是在司法机关或社会舆论的强制下，履行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虽然也按法院判决的次数看望老人了，但不情不愿、勉勉强强，对老人变相施加冷暴力，那就不仅达不到精神赡养的目的，反而是对老人的精神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赡养更需要道德支持。因此，“常回家看看”入法，这种精神赡养纠纷，很可能会因无法执行而不了了之，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法律首先考虑到它的执行力，如果不能执行，反而破坏了它的严肃性。
按笔者的理解，这一条的目的，是为了给老年人精神慰藉。《婚姻法》中也提到，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抚慰，“常回家看看”就属于精神慰藉的一种。生活上的赡养义务，法律管得了。可是精神抚慰，并没有判断标准可言，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规制的调整对象。这首先是因为，法律很难强迫子女回家。其次，子女即使回去看看，也未必能满足精神抚慰的条件。比如有些子女回去看老人，不仅没有抚慰，还增加双方的不愉快。此外，就算将来凭借精神慰藉这一条，有老人提起诉讼，子女最终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只能转化为经济上的补偿。老人想要的精神慰藉，还是难以获得，甚至因为与子女对簿公堂，照顾成为强迫，双方的感情比诉讼前更加雪上加霜，也有可能。
因此，对于精神慰藉，法律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家庭伦理关系的调解中，最多也只能用物质补偿的方法，而这样的法律后果则未必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