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代表浮沉记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水泉村民韩福泽，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父母早亡，留给他三间草房，亦叫土房。他本人有点好吃懒做，用庄稼人的话说，就是有点儿不过日子。还有人说，他心眼不全。试想，谁家会把闺女嫁给他呢？
　　
　　我家与他家是邻居，只有一半人高土墙相隔，相当于一条往来便道。小时候，我爬墙到那院玩耍是常事。揪毛毛草，采野花，捉蚂蚱，赶蟋蟀，快乐无限。他白天几乎不着家。院子里种上甜高粱，好像专为孩子们嚼的。夏末秋初，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院子里嚼甜儿，如同在自已家一样。
　　
　　偶尔被他撞见，也不打骂，撵跑罢了。有时高兴了，还领我们到他的屋子里。
　　
　　他的屋子里空荡荡的。我最有印象的，只是西面墙上贴着的一张花木兰从军画。那姑娘身着古装，头上插着长长的鸡毛翎子，英姿勃发。那该是六四年的事儿。北面柜子上正中有一个木制佛龛，也就一尺高，半尺宽的样子。里面供着一个巴掌大的小铜佛。六六年被红小兵们破四旧拿走了。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一边，平静地说：“把木盒子给我留下烧火吧。”
　　
　　那个小院是寂寞的。却也有热闹的时候。刮风下雨天，农闲时节，男人们也包括一些孩子，都爱聚到他的屋子里。大人们打扑克，推牌九，山南海北，胡吹乱耪。孩子们屋里屋外追逐打闹。冬天是最热闹的，日短夜长。两顿饭后，人们总爱往他家凑。一闹就半宿拉夜的。后来，小院又渐渐冷落了。据说他买不起灯油了，也没柴禾烧炕了，把人们都冻跑了。冰房冷屋的，连自已也不知钻到谁家去了。人都说，没有女人，就不算是个家。
　　
　　按说，这么个男人，本不该有什么故事的。不料，他却发迹了。照《阿Q正传》的说法：中兴了。
　　
　　故事发生在1967年吧。解放军支左工作队进村了。为了便于斗批改的开展，要在村中选一名贫协代表。这活一般人是不肯干的，就找到了韩福泽。他无牵无挂，无所畏惧，正符合条件。这韩福泽呢，一听当官了，乐坏了。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简直天上掉下馅饼来了。第二天，衣服也干净整齐多了。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背手叉腰，俨然下乡干部似的。见人说话的口气都变了。一句话，摆上谱了。
　　
　　村中有一下台队长，当年因贪污被村民选下台了。心里不舒服，便琢磨带头整他的人。正寻找机会报复。见韩福泽当上了贫协代表，计上心来。便三天两头请他到家吃饭，还让自已十七、八岁的水灵姑娘陪他说笑。一来二去，就让他占了不少便宜。有人说睡到一块了，不过这一点没法考证。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哪受过这等高级待遇？晕晕乎乎的早忘了姓啥了。从此，他便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了。不到一个月，他竟上报揪斗了村子里四、五个老人，况且下手最重，打人一点不留情面。听说还要揪斗德高望重的乡村医生老六爷子。
　　
　　这下，村子里人心惶惶了。生怕这不知轻重的光棍汉，会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来。有人好心相劝，他不听；有人反对，他不怕，反正有军代表给他撑腰。至此，这个与世无争的光棍汉，成了可怕的革命者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不知道厄运已经临头了。
　　
　　腊月二十八的早晨，天阴沉着，地上飘了一层雪花。韩福泽不知在谁家酒足饭饱地出来，嘴上哼着小曲儿。迎面走来三个解放军。一看认识，刚要上前搭话。不料，解放军一改往日的和气，严肃地说：“韩福泽，你被捕了！”说着，一个战士走到背后踹了他一脚。他腿一软，“啪噔”跪在了地上。解放军五花大绑，把他押走了。前后也就三、五分钟，他竟吓得没说出一句话，据说还尿了裤子。本来，他是个老实人。
　　
　　这消息不胫而走。不到半个小时，全村人都知道了。接着，便有灵通人士传来消息，韩福泽成了现行反革命。罪状有三：一：广播喇叭播放《东方红》时，他说过一句“还大救星呢，都要把我饿死了！”二：看到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竟意想天开：“毛主席是我老丈人。”三：把贴旧了的毛主席像，塞进灶堂引火了。
　　
　　在那个时代，犯了其中任何一条，都够死罪，不用说三条了。人们也知道，这个老光棍，本没啥心劲，说话做事不备人。
　　
　　话说到了太阳落山时，军宣队把韩福泽押回来了。脸上肿得没了人样，眼睛肿得睁不开了，只剩了一条缝儿。关在生产队草屋子里，由两名出身好的民兵看守。人们说，韩福泽这次非被打死不可了。
　　
　　不到一个小时，军宣队还没吃完饭，就接到民兵报告，韩福泽跑了。解放军组织民兵在村子里找了一遍，自然找不到。也就草草了事了。后来，才听人说，上院老二娘，是韩福泽前院邻居，平素行善。可怜他光杆一人，又无人送饭。忙揣了五、六个豆包，两个咸菜疙瘩，借夜幕掩护，跑到了生产队，支开了两个民兵，放走了他。
　　
　　据说那天晚上，韩福泽一翅子跑到了黑龙江。给人家放羊，日子反比老家好过得多。也算因祸得福了。只是想念家乡，想念老王山。
　　
　　从此，我们这个小村，再也没人敢当贫协代表了。用现在的话说，大家都知道那是个高风险职业。大队革委会没法，只得从外面调派。但都干不长，过了十天半月，就被村人挤兑走了。再开批斗会，也没几个人参加了。见到了工作队，人们像见到瘟疫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也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合，先在这个小村降了温。
　　
　　不久，军宣队撤走了。传说一个当官的因打死了人，受了处分。韩福泽呢，七四年回来了。穿了件呢子大袄，也算衣锦还乡了。本想回来找个老伴，安度晚年了。不料又与于家女孩勾上了。按说这也没啥，况且于家女孩虽说青春年少，模样俊俏，但早已不是冰清玉洁了，跟过好几个男人的。名声已是不够好了，就想让他领着下关东了。也怪女孩的舅舅多事儿，仗着自已大队民兵连长的身份，带着两个持枪的民兵来村抓人了。吓得韩福泽如惊弓之鸟，匆忙爬上后墙逃跑了。看来，只能老死它乡了。不久，于家也搬走了，据说下了关东。
　　
　　现在的家乡水泉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自然地想到了这个光棍汉韩福泽。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命运符号，一个荒唐的时代缩影，一个史无前列的闹剧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