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臂膀 慈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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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臂膀
慈母的心
--------怀念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母亲是在2002年农历5月23和7月17日 ，先后相隔40多天去世的，享年分别是75和78岁。
父亲是在街上乘凉时心脏病突发栽倒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句话就走的。母亲本来已有病卧床不起近半年，父亲去世40多天后她也走了……
父母的去世对我姊妹来说象是晴天劈雷，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心痛不已。
父母一生共养育了7个子女，2男5女，我上有两个姐两个哥，下有两个妹排行老五。大姐大哥都是四五岁夭折的。据说大姐是因脚被石头砸破受破伤风而死，大哥却因拉痢疾不治而去。
父亲9岁姑姑1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他们和爷爷三人相依为命。爷爷担心俩个孩子受后妈之苦也没有再续弦，姑姑为了照顾弟弟直到母亲嫁过来后才出嫁。父亲曾在母亲面前说过：“能舍自己的儿女，也不能舍一奶同胞。”可见父亲和姑姑感情是多么的深。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并一直是村委里的委员，父亲做事的耿直、无私是得到村民的尊敬和赞同的。文革时父亲曾为别人说公道话被打成右派,整天挨批斗。那时我依稀记得父亲挨批斗的会场有时就设在和我们家隔一墙的学校里，那批斗时的叫喊声，揪上台揪下台的打骂声，我们在家听得清清楚楚，母亲哭，我们也围着她哭。父亲回家后却对母亲说：“哭什么我要没犯法，他们不至于杀我吧”。父亲的坚强也感然了母亲，以后每次父亲再去挨批斗时，母亲便把我们关在屋里，不准出门，母亲不再哭我们也不再流泪。坚强的父母带着四五个孩子艰难地度过那场政治运动。
父亲一向不善言笑，年轻时脾气很爆燥，动不动就发火训斥人，在家里他说一我们从不敢还二的，对我们家教很严：吃饭时是不能随便说话的，有话到外边说完再回来吃；家里来亲戚，吃饭时不能守在桌子旁的，到街上玩去，亲戚走了才能回家吃;到别人家串门该坐就坐，该走就走，不能逼门前站门后的，看到人家拾碗吃饭就应赶快回家……我们在外和别的孩子闹架，母亲见了先向邻居家说自己孩子的不是，再把我们撵回家，要是父亲见了他是不分青红皂白，会狠狠打骂我们一顿，从不溺爱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受到的家教。我们小时候是很少和父亲有语言交流，但这些家教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的。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从人民共社到分田到户，父亲总是从早出晚归镢锨锄镰地忙农活，特别是焦麦炸豆的时候，早上我们在梦里常常听父亲对母亲说，我先去了，她们醒了拿着什么工具，到哪地里去。父亲走后便隐隐约约听到母亲提水淘米忙饭的声音，也不知又梦了多久母亲才把我们喊醒，我们醒来时看到母亲脸上也是充满对我们的怜惜，也知到父亲已经下地好常时间了，便揉着眼拿着镢镰赶忙去地里找父亲。
都说父爱如山，是的，正因是山，才威严、深沉、不语。
记得父母在种田的同时，还种些菜卖以补家用。父亲在赶集卖菜时，遇到好的花布还扯上几尺带回来给我们做衣服。那个时代，的卡、凡尔丁、的确凉布，都是父亲赶集卖完菜时给我们捎买来做衣服的，并且都是当时最新行的。
这就是连周围邻里都知，脾气暴躁的父亲却藏有的这般的慈母的心！
父亲是读过书并在村民中很有威信的人，据说他的文化水平高在周围几个村里都有名的。解放初期他曾当周围几个村里的会计，还经常帮邻居家写写东西，邻里之间有纠纷，常常请父亲出面调解。记忆中每年一进腊月，周围的邻居就陆续拿红纸让父亲写春联，每天点着油灯到深夜，一直忙写到除夕，有时叫我们一边帮他压纸，一边对我们说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顿笔，怎样收笔。有时还让我们试一试,我至今酷爱书法就是受父亲的影响的。现在每逢春节临近看到外面卖的春联，就会想起小时候跟在父亲身边打转看他挥墨的场景，有时因为递毛笔给父亲时笔头冲着他弄得他沾了一手的墨，父亲就教导我们，给人递东西时一定要把“把儿”给人家，所以现在我给人递送刀剪之类的物品，都习惯于锋利的一面朝自己。不觉中是父亲给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行、邮局、公安局，都要父亲这样有文化的人，当时爷爷有病，为了照顾爷爷父亲却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父亲在向我们说起这些时曾流露出悔意。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在生活机端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抛开农村女孩读书识字无用的偏见，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兄妹算是周围几个村里最有文化的。
记得每当农活忙完的时候，晚上总让我们姊妹几个围在一张桌子旁，教我们打算盘“小九九”。我至今还能背几句口诀。
二哥是恢复高前高中毕业，接着父亲借粮票供他到外地学习赤脚医生。二姐恢复高考的头一年高中毕业，本可以复习一年加高考，但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生活及端困难，经常是青黄不接。我，还有两个妹妹都在上初中和小学，父亲没让姐姐复读，让她在家帮忙挣工分，不过在农闲时让她认老师学裁缝。这样姐姐就失去了考学的机会。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二姐的事。
我是一 个从小体弱多病让父母操心的孩子。小时候肝炎、肾炎、肺炎都得过。也许已有失去俩个孩子之痛的父母，再也承受不起失去孩子的悲苦，父亲用小胶轮车推着我到处求医问药，用土方笨方把我的病都慢慢治好了。
好在我上学还行，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不错。父亲对我考学寄于很大希望。由于所报考的学校要求太高，我连续两年参加中考，都是超过国家分数线30多分，最后因“肝脾大”“身高不够”两次都没被录取。要知那时考上中专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更何况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孩子。父亲找亲戚问熟人决定再让我复读一年。这一年我又一次超过分数线40多分终被录取，终于夸进吃“国粮”的大门。
这段经历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我再忆起这些，心还在颤栗和辛酸。不知当年的父母是怎么煎熬过来的。特别是我那目不识丁，裹着小脚在地里干农活的母亲，靠手提肩挑操持一家吃穿的母亲，她不善言语默默承受这一切……
还好，在带动下我的两个小妹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升入大学。小妹读高中时曾因母亲有病还坚持干农活，父亲早出晚归还忙不过来时想退学，但被母亲用笤帚打着返校的。
小妹考入大学时父母都已是60大多岁的人了。
父母都是出生在旧中国，生活在新中国的最困难时期的，没有过多少好日子，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时就匆匆走了。一生好强的父亲临走时儿女都没在身边，没看儿女最后一眼，没给儿女留下片言只语。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孝亲不待。这是做女儿的我失去双亲后才体会到的切腹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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