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一生之童年轶事

　　作者：徐东风
　　
　　我出生在动乱开始的前一年春天，公历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农历的二月初一。不管是公历还是农历似乎都有着很鲜明的纪念意义，公历的三月五日是毛泽东同志为雷锋同志题词的那天，也就是说我是伴着学雷锋的高潮而降生的；农历的二月二日呢，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龙抬头，二月初一呢？当然是龙抬头的前一天，从表象上看，这两个节日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搁在我身上似乎有着联系的必然。
　　
　　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是中国的皇帝，曾经主宰过神州大地四十一年，过去称皇帝为龙，龙提词和龙抬头加上我的生日又有着很巧合的联系，和我的生日前后相差一天，我的出生与这两个和龙”有关联的日子擦肩而过，看来我是有点“生不逢时”了。不过，有一些事值得庆幸，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影响历史进程的伟人都是属蛇的，也就是属小龙的。一代天骄毛泽东、汉高祖刘邦、书圣王羲之、大文豪鲁迅、诗词双栖的陆游、古代哲学家韩非、医祖华佗、天文学家祖冲之、小说家吴敬梓等等。这些人无论在政治领域、科技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里都是出类拔萃的，都曾经推动过某一个领域的进程，不说了，好像我有点攀高结贵似得。
　　
　　说起我的名字，听母亲讲是祖父给起的，因为动乱开始的前一年，“东风”这两个字提的比较频繁，譬如“xxx强劲的东风”“东风吹，战鼓擂”等等，再加上东风和春风是分不开的，都是温暖和煦的意思，春又是一年开始的季节，我呢又是我这一辈中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子，所以就叫东风了，再冠以姓氏就堂而皇之的叫“徐东风”了。直到现在，这个名字不管是点击率还是回头率都是蛮高的。
　　
　　我的童年时代夹裹着动乱时期，是在“大字报”的飞舞和“批斗声”的喧嚣声里度过的，按父亲的年龄正好是那个时代的主力军，听奶奶讲父亲挨过斗但也斗过别人，奶奶说谁都不知道对错，今天你站在台上斗别人，说不定明天你就跪在台下被批斗，搞的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母亲在世的时候曾说，只要听见家门口有狗叫声，心里就发毛，那个时候，襁褓中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母亲和奶奶的怀抱，生怕我被那铺天盖地的声音吓着。
　　
　　结果我还是被吓着了一回。
　　
　　那是我两周岁的时候，也是派性斗争鼎沸的一天深夜里，一阵狗叫声惊醒了熟睡中的家人，衣服还没穿好，院子里就聚集了上百口子人，堵住了我家的门口，人声吵杂，说要揪出那个隐藏在内部的“保皇派”，刚打开门，百十号人便以排山倒海之势闯了进来，进屋的在屋里乱翻，各屋进行搜查寻找父亲，不能进屋的就在院子里厕所里瞎折腾，向鬼子进村一样，搞的是民不聊生，就差没有烧、杀、掳、掠了。任凭奶奶、母亲还有婶婶拼命的劝阻，父亲还是被绳捆索绑带到了“司令部”，不过第二天上午父亲就回了家，其原因是罪行不明确，因为那个头顶“皇”字的走资派是他岳父，女婿保护岳父是天经地义的，算不上斗争的序列，父亲也因此免遭一劫，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把父亲给放了回来；我后来就想，假如父亲保护的人不是外祖父而是和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人呢，肯定是把父亲“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了”。
　　
　　据母亲后来讲，父亲被带走的那天夜里，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哆嗦，额头冒汗，天还没亮，我就被那个头顶“皇”字的外祖父赤脚骑着单车送到了距家十五公里的县医院，那可是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据母亲说走到医院的时候外祖父的脚已经被冻得红肿了；我呢被确诊为“羊角风”，后来读的书多了才知道那个病确系惊吓所致，也从此落了个失眠的“毛病”，直到现在。
　　
　　对于“保皇派”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我一直没弄懂，恐怕别人也弄不很懂，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两个“职称”是可以互换的！今天你是保皇派，说不定明天你又成为造反派了。反正是不让你消停，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外祖父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城里落户到我们村的，因为从大城市里来的，见过大世面，也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了我村的支书，当时叫“xxx大队革委会主任”，外祖母就成为“xxx村妇女主任”，大老爷（外祖父的哥哥）就当了村里的会计，我们一家也就成了村里的“皇亲国戚”了，看来父亲保护外祖父是无怨无悔了。也无怪乎外祖父骑单车到那么远的地方给我看病，呵呵。至于外祖父为何要赤脚呢，当然是被批斗了一夜还没来得及穿鞋的缘故了。
　　
　　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外祖父给了我家很多帮助，我兄妹四人都是六十年代生人，小的时候父母还能对付，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耗也越来越大，仅凭父亲几元钱的工资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外祖父一家都是成年人，都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取工分并且到年底还能分点现金，再加上外祖父和外祖母又都是村里的干部，日子要比我家富裕，帮助我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就连我去十公里以外上学的自行车都是外祖父给的。
　　
　　但我不明白，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委会主任”怎么就挨斗了呢了，还送给父亲那么高的职称---“保皇派”！可后来不知道咋回事儿，父亲又变成“造反派”了，后来又变成保皇派了，每当我向父亲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老人家总是一脸的无奈，这无奈里藏有难言的苦涩。
　　
　　听奶奶讲祖父在县医院任职的时候挨过斗，那个时候也是文革最疯狂的时期，由于祖父受党的教育多年，又是部队出身的老干部，一生坚持原则，所以在某些言论上不符合部分人的胃口，祖父也就成为他们打击的对象，有一次在批斗祖父的时候出了一个很滑稽的笑话，因为祖父的名字是“xx英”，批斗他的人们弄不清祖父是男还是女，在批斗大会上竟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倒xx英这个老巫婆，”就连县城大街上的大字报也是如此，弄得在台下挨批的祖父哭笑不得。
　　
　　凡是名字中含有英、芳、兰……的就是女性？那梅兰芳，霍英东，又是男还是女呢！？真是无知加愚昧，不管哪一级地方政权如果交到这部分人手里还不止要发生多少类似的笑话呢？
　　
　　终于，我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因为父亲在村里教书，我也就毫不费力的进了我村唯一的也是我村的最高学府---“xxx学校”；那时候入学没那么复杂，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费得那个劲呀，真让家长们望校兴叹，有同学的找同学，没同学的找亲戚，更有甚者连市政府的领导都搬了出来了，去教委、校长那里托关系那算没能耐；你说，我就纳闷了，一个千把万人口的大市，政府的领导要是每个孩子都管的话他还能忙得过来吗？也许秘书多多吧！
　　
　　学费多少也不是我关心的事儿，是不是教师的子弟是免费的我更无从知道，反正不像现在的孩子入学，光“增容费”“学杂费”等等费用就够八十年代一出很高档的农家院的建设费。但这笔“不大”的费用，农民要外出打工三年，还得是夫妻两个一起。
　　
　　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发了一套崭新的课本，所谓一套其实就两本，一本是语文，再一本就是算术，从此，也就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
　　
　　学的什么呢，当然是先认识声母，接着是，韵母，汉字，后来所学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还有什么关于斗争的一系列的口号，等等，这些东西在没有学到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我们简直就是懵而不懂。亚非拉是啥玩意，帝国主义是啥玩意？还有阶级斗争是啥玩意？当然了现在算是懂了！
　　
　　第一天放学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学的啥，我于是拿铅笔在作业本上写了一个声母“Q”，由于上课的时候根本就没认真听老师讲课，在讲台下面继续雕刻我的工艺品“泥人”，当然也就不知道念啥了，我随口说了一句“鸡蛋带尾巴”，惹得父亲和母亲是哭笑不得。鸡蛋在那个年代可是好东西，虽然才二分钱一个，可谁又能买得起呢？谁要是能吃上一碗炝锅的荷包面除非是参加了劳动为家庭创造了效益，或者是得了病，其实除去上述两种情况外想吃到鸡蛋的又何尝没有呢？
　　
　　这个笑话现在我们兄妹几个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讲起，也好像成为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典了。
　　
　　算术呢更不用说了，先认识阿拉伯数字，然后是加减乘除运算，就这样语文算术循序渐进。
　　
　　那个时候感觉我特笨，尤其是在数学方面，有一次是在刚学到加法的时候，父亲考了我几道算数题，当然是刚刚学到的那些东西，我呀把手指头，脚趾头都搬了出来，才把答案告诉了父亲。后来学的数字大了父亲再考我的时候我就有点难度了，父亲笑着说，“脚趾头不够用的了吧”，其实现在想起来，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偏科了。这个故事虽然不能和刚才讲的关于“Q”的故事相提并论，但也成为一生不能忘却的记忆。
　　
　　那个年代，谁也不懂学习的重要性，也根本就不知道上学是为了考大学，寻求一个更好的出路，尤其是在农村，大凡村里有文化的人无非就是代村里人写写家书，或者每到春节给邻居写写春联，再就是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帮邻居写写喜帖或者挽联，也不是为全村的父老乡亲帮忙，在农村除了“动乱”时期的帮派以外，还存着着族与族之间的帮派。
　　
　　在我们村，不足一千人，其中就有八个姓氏，人口最多的当然是我们徐氏家族，其次就是陈氏家族，刘氏家族，其他的那几个加起来不过二百余人。在这几大家族里，哪个家族有红、白、喜事儿，就有那个家族的“理事会”去料理，不允许请外姓的“笔杆子”，否则，就有辱这个家族的荣誉。因此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所谓笔杆子就是略通文墨的人。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没有完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所以上学也就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了，能在村里当个“笔杆子”似乎成为人们上学的最高愿景。
　　
　　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步入了高一级的年级，所学也就愈来愈深，知识也愈来愈“渊博”。年龄也愈来愈大。也就开始参加学校里的一些集体活动。所谓的集体活动无非是清明节给烈士扫墓、帮生产队干点农活、给学校种植的药材除除草、再就是每周还要学雷锋一次给上岁数的老奶奶打上几桶水、扫扫院子等等。
　　
　　那是在文革中期，革命和斗争的呼声稍安还躁的那一年，也就是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清明节，校长和全体老师带领各班级的学生给革命烈士上坟扫墓，师生共计有一百多人吧，校长和老师们个个表情肃穆，在老师们的感染下我们学生也是个个严肃，排成长长的队伍，向墓地走去，刚走到墓地，在女生行列里，突然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屁声，屁声刚落，队伍里一阵轻微的骚动，随即便发出了嘻嘻的笑声，领队的班主任大声训斥了那个放屁的女生，然后汇报给校长，校长听说后，很是生气，使本来肃穆的表情变得更加庄严了。“那还了得，竟敢在烈士墓前放屁，也太不严肃了”，又恰逢动乱的中期，后来传到了公社、县里，逐级追查说要严肃处理，无奈校长只好劝其转学，闹的是沸沸扬扬。
　　
　　该女生因为这个事情曾经自杀而未遂，后来父母就把她送到东北的一个亲戚家里，直到现在也没见过面。听说和一个身有残疾的男人结了婚，幸福指数一般以下。
　　
　　这个女生其实和我一个村，并且是很近的邻居，不但摸样长得好看学习也很好，如果没有这个屁，说不定在某一个行业里有所建树了。就因为这个屁，注定了她的后半生。
　　
　　在我十一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已经上六年级了，一天早上起来刚要去上学，就听广播里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接着天安门广场就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面；报纸，杂志，大量纪念周总理的诗篇出现在头版头条，我记忆犹新的有：
　　
　　《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二》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还有自发地整理了一批纪念周总理的诗歌，后来我曾经购买过了一本《天安门诗抄》，这些诗歌或者文章虽然算不上精品，但每一首都是发自内心的，不但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刻的哀悼之情，和对这样一位好总理一生的缅怀，也蕴藏了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下午，中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同年七月六日，朱德总司令含忧而去。
　　
　　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大地震，二十四万人死亡，四十三万人受伤。
　　
　　九月九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了，伟人的去世使全国乃至世界都为之沉痛，全国上下从此陷入了悲痛之中，为了哀悼一代伟人，几乎每个村庄都架起了灵堂，灵堂里摆满了松枝，冬青。还有白花，周围素白的花圈，黑纱，并有白底黑字的巨大横幅。学生，工人，社员每天要来灵堂吊唁两次，年长的哭声动天，中年人哭泣声沥，学生们是莺声燕语。我当然也在其中，不管哭声大小，却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沉痛，哀悼这个一生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人。
　　
　　仅仅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就相继失去了三位重量级的人物和一些被迫害致死的元帅、将军及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全国乃至全世界为之震撼。神州上空弥漫着悲哀的气息，一枚枚白色的花环笼罩着这个发出哀鸣的“雄狮”。
　　
　　中国啊，刚刚经历了魑魅魍魉作祟的时代，又降临了天灾人祸；天落陨石，唐山地震，开国元勋的去世，使这个本来满目疮痍的国家更加举步维艰；自然灾害，是大自然的正常的轮回，就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生老病死更像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我作为唯物主义的忠实信徒着实不能相信这些天灾人祸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不能不承认这些现象的出现又是多么的巧合呀！
　　
　　真正的战争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捍卫领土和尊严、为了正义而引发的，尽管炮火连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只是显示了一个个生命的终结，当战争结束后，活着的人们将会世世代代祭奠他们，歌颂他们；然而，十年动乱虽然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它给人们精神和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大凡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每当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似乎还令人毛骨悚然，这种伤痛和这种伤痛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将会永远提醒人们：这种“战争”将来是不会重现的！
　　
　　（待续）下一节《还我一生之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