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何处是(西望故乡何处是)
窄窄的公路像根扭来扭去的腰带一路朝山巅捆去，对面来了辆货车，交会不了，我们只好缓缓倒退到相对宽些的路边。父亲喜欢问路，每每出门总要再三确认，这次也不例外。他摇下车窗，招呼货车驾驶室坐着的那个大男孩。
“小伙子，请问一下连天山怎么走？”
“你走哪里去嘛？”
“丰收村。”
“你去丰收村做啥子？”
“我是上面的人咯，回来看看。”父亲说。
“你是哪户家的？我也是丰收的。”那男孩道。语言里有种质朴的少年老成。
“我是李XX，李老师那家的。”父亲说。
“啊，李梦瑛那里的？晓得晓得。你朝前边开，有个分岔路，那里有路牌的，路牌写着连天山……”男孩说。
真奇怪，看他年龄不过十八九岁，断不会是奶奶的学生，怎么将奶奶的名字脱口就能道了出来，好生熟悉似的。父亲说，或许是你奶奶学生的娃娃。
经过了，才想起没有问他是谁家的孩子。
天真热，即便是山里也感觉到夏天来临，阳光一束一束穿过竹叶，竹林浓密葱郁，水田里已插好细弱的秧苗，它们静止站立着，可知没有一点风。我问母亲，刚经过的是不是“哔哔响”——一种儿时摘来做口哨的植物。母亲说不是，那是菜籽，哔哔响长在麦子地里。
这几年，偶尔乡亲传来消息，说公路已通到当年我们老房子附近。很多次想回老家看看，可总因为距离的近，又想着交通方便了，反而从未真正提上日程。此番探路，才知想象仍过于美好，数不清的急弯伴随超过140度或上或下的斜坡，父亲饶是素来艺高人胆大，也不得不一路鸣着喇叭走，怕与车在弯道处相遇躲避不及出事故。
“太陡了嘛，以前你们每次就是这么走出来的？”我问。
“还有你呀。你忘记了？”母亲说，“我幺儿那么乖，每次要走到最后两匹山才叫爸爸抱。”
回忆起我的童年，母亲的声音里充满浓浓的感情。我依稀记得，却又记不得那么确切。只觉得很喜欢听她说起这些事。
车子继续往上爬。山壁垂挂着巨大的头发似的蕨类植物，有些稍微短点的，一支两开，叶片呈Y字形朝两边伸展，乍眼看去像一些鸟张开翅膀熠熠有光地俯在那里。山路一侧不时出现一段坳口，凹进去的部分仍保留着土地最原始的模样，几缕清泉从山上汨汨流下，在哪里滴落，哪里就有一汪浅滩。
“诶，山上的人还有没有捡水吃？”母亲问。
我以为她说的碱水，就接了句：“碱水吃了好呀。”
母亲说不是那个碱，而是用竹子劈开或是中间掏空，将山上的泉水引到家里的水缸，不花钱的水，天生天养的资源，谓之捡水。
哎呀，我声音高起来，说我记得我记得。通常在房子一侧，长长的竹竿接续不断、倾斜搁置，一头朝着山壁泉流，一头对着大大的石水缸。想起不久前看《东亚乐器考》，里面有这样一段：“在庭院一隅，引泉以竹，泉水点滴入竹，反响宛如转珠，音逐步升高，至于其极，而一瞬泻出其水，豁然做砧杵之音，其声四播……”日本人把这个叫做“添水”。“添”比“捡”更具律动性，而“捡”则比“添”多一分宛如乡人面容的素朴，都很好。
路上行人甚少，走了很远，才见着坡上农田里一个躬着腰做农活的白发老太。每驶过一户较为显眼的房子，父亲就说，这是谁谁家的。我本想说这么多年难道不会变吗？又想到各家祖上的地各家起屋，再说路途艰辛，哪里那么无聊会换来换去。
父亲说可能要碰见同学，果然就碰见，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李xx呀。”
那大叔手掌一拍膝盖，说：“日你鬼，是你啊！长恁胖！”
父亲少年时是很瘦的，而且清秀俊朗，与现在这中年发福的虎背熊腰自是判若两人。可只要一说，那往日的模样父亲早前说要回来看看，有人热情地嘱咐他，一定要提前讲，让家里人推豆花招待。母亲也馋这山上的老腊肉。只是这次心血来潮而来，不好意思贸然造访，怕给人添了太多麻烦。我们说好哪里也不久留，到老房子瞧瞧就走。
许多房子都空了，土屋自是塌的塌，朽的朽，剩些残肢在竹丛中立着，几根木桩努力地支撑着房梁。瓦房的青瓦白墙尚在，只是门边倚着的柴火不知猴年马月所砍，上面早已结满层层珠丝。灰扑扑的风簸立在屋檐下，这是农人们为麦子脱皮的工具，需用手不停摇一个把手方可驱动。父亲指向天那边远远的山巅，说看得见亭子了。哦，那么那么远的地方，茫茫天地间，一座尖顶凉亭立着，我的父亲肯定无数次想过，那是哪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那里去？
又说，那不是大姐姐家的一排松树吗？
顺着他的手，我看到了松树。
徒然耳熟，却不知道大姐姐是谁，很多人我都忘记了，他们也说，好多人都不在了。自1993年将爷爷奶奶接到县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可他们还记得奶奶呢。”山间岁月长，更迭慢，或许人的记忆也就特别牢固吧。
近我们的房子，没路了，坡上必须停车。父亲叫路边那户人家男主人的名字，后面的山里传来女人的应答，“他不在家——”。
再往前走，又叫一个名字。这次也有应答，“他在地头干活路——”
再走我就有印象了，是太医家，有一次我看喂牛从楼梯上摔下来，哇哇大哭，被抱到太医家里上药。
太医家往左，一道坎下，是胖子家。父亲大声喊胖子，有小孩应声，不见人，我们近前，张望片刻才从左侧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走出个老妇，她疑惑地看着我们，只说进来坐进来坐，又问要不要在套屋（客厅）里坐。并没有认出我们。父亲说，你是五孃呀？遂自报家门，那老妇却问我，这是李璇哇？这么大了？结婚在哪里？我笑说没有结婚。
一弯浅浅的水田，没有作物，边角上两只鹅挨个儿浮着，雪白美丽。田埂下就是老屋。
下去的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堆成，长满杂草，不太好走。如果下雨，这对我而言是不能完成的任务。草丛里一只浑身长棕绿色软刺的毛毛虫正在蠕动，母亲认出来是她年轻时很害怕的那种，蹑手蹑脚地经过它。将心提到嗓子眼，仔细探路，坡下回身上台阶，老屋就在眼前了。
青青碧草，点点红莓，绿纱脱落的木头窗格，通往厨房的那扇门被整个钉死封住。父亲说，就是这样子啦。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有些感慨，又有些庆幸吧。
奶奶家的房子与隔壁相连，母亲笑着指给我，说那是你儿时的天堂哟。我一看，噢，那是隔壁大伯伯家里“小卖部”的窗子，我记得他整整一个大木箱子的吃食，却像藏满宝石似的，每次沉沉一掀，都能激发我最大程度的好奇。我记得在那高高的门槛边卧着他们家的狗，我跨过去时不慎踩了它，被它轻轻一咬我的小腿；我记得黄昏日落的时候，大人们在这方窄窄的坝子里喝从水瓶里直接泡出来的甘甜的白茶……
我站在屋前，望向山下，昔日层层级级的梯田犹在，只是荒芜了些，又有好些被竹子占领了。我跟母亲说，我以前就是站在这里想啊，我要怎么才能下山，怎么才能回我县城的家。父亲总不相信，说，你编些来说，才四岁，屁都不晓得臭。
再往下的人家里，“四婆”回忆起来，说父亲去当兵了，他们不习惯，因为清早起来没有人唱歌。原来在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他是个每天站在山上吼一支歌的兴头冲冲的小伙子。他们说父亲勤快，那时家里就他一个劳力，他把顶替爷爷工作的名额让给姑姑，因为想着姑姑是女孩，留在山里太苦了，要不是后来政策放宽了，父亲得以去当兵，否则可能一生就在这苍苍莽莽的大山里。
他们谈着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像谈着昨日，我在一边，竟有些想哭呢。这一山围着一山，难以想象的曲曲折折坡坡坎坎，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走出去，要付出多少努力，又要多少次失望灰心。
他们说如今山上没多少人了，稍微有点能力的都搬去镇上，再好一点就去了县城，有人苦苦挣钱供孩子上学，那孩子也争气，在成都扎稳了，把父母都接去。
也有不大好的，死的死，残的残，残疾的那个也是在成都，在讨饭，孩子和老人在家里。
寥寥数句，在屋子不甚明朗的光线里，讲完了人生。
便是如此，一言难尽，又轻描淡写。
五叔还保持着山里人的习惯，给我们打来一盆洗脸水，挨个将毛巾拧干递到手中。三番五次要留我们吃晚饭，说杀鸡，推豆花。我注意到他们家里有彩电，有冰柜——冰柜虽不实用，却比冰箱更能装，赤脚下地扯草回来的小孩抱着猫，整张脸都是干掉的泥。除了两个老人，五叔和两个孩子都是赤脚。四婆还穿着军绿色的解放鞋。较大的那个孩子，用电水壶烧水，用玻璃杯给我爸泡了一包盒子里仅剩的铁观音。
日头下，微风徐徐来，山中岁月如斯慢。
坐了好一会儿才道别，说定下次还来，回去路上我感慨，说，真是山上一天，人间一年。他们说起往事好似昨日，而我们早已沧海桑田半生过去了。父亲不知怎地，想起来少年趣事，“那时真好玩，苞谷出来就烧苞谷吃，晚上做工回来看星星看月亮，在坝坝头歇凉。”
上山开了好久，下山才十来分钟，经过一个略微热闹的小镇，过石桥时，母亲叹气，道，那年这里出事故，死了十几个，太惨了。你爸来帮忙处理，也哭了的。
她记起那个天色未明的凌晨，那辆车的老板娘给她打电话，说：“英儿……”凄凉仓皇的声音。
父亲负责清理发放遗物，我问都有什么，他说，钱啊，衣服啊，身份证，厂卡等等。
哦，厂卡，就是打工的工作证吧。那辆从县城发往广东的客车，载的都是这大山与大山之间，拼了命要走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