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孝道三劫》（大散文）

丁
文《孝道三劫》（大散文）
　　
　　重阳节在农历九月九日，在我的印象中，重阳节是文人节，登高赋诗，饮酒唱和，优雅得很啊！汉代“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西京杂记》），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本内容。佚名氏作《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诗云：“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铺叙了老人节宴会、饮菊花酒、祝健等活动场景。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在1989年将夏历九月初九这一天定为“老人节”、“敬老节”，以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老人节再度来临！于是老人们又是急切地期盼和等待，那最后的诉求仅仅是盼望儿女“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为此还要“准备了一些唠叨”、“张罗了一桌好饭”，以回报儿孙们的“笑容”和“祝愿”。当代的父母们好无奈啊！1999年，歌手陈红携一首《常回家看看》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并荣获春节晚会节目一等奖。于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的歌声风靡全国，广为传唱，似乎感动了中国。陈洪用她的歌声告诉人们“常回家看看”的儿女们是孝子的楷模，歌词里的“爸爸妈妈”在享受天伦之乐。——你不相信？那么请看看另外一则结局相反的个案：报载，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震级里氏9.0级的大地震。2011年3月31日，24岁的“80后”上海赴日留学青年汪佳晶因躲避地震乘机回国，其母赶往上海浦东机场恭迎爱子归来。汪某从天而降，见到母亲没有问候，更无心抒发思母之情愫，而是如讨债鬼一般气愤不平，劈头盖脸地责备母亲经济供应不力，导致留学费用不足，致使他阮囊羞涩，不得不提前回国。于是母子之间发生争执，汪某遂从包内抽出两把尖刀，对身后毫无防备的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母亲在被刺倒下昏迷前的最后的瞬间，看见了儿子扬长而去的背影。汪母身体刺伤了，心也破碎了，纵然如此，身形瘦小的糊涂的汪母还请求法庭宽恕他的儿子，不要因此治罪。“机场刺母案”在中华大地引发了一场超过日本里氏9.0级的心灵大地震，人人都不由得要深深地思考：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为什么没有随GDP同步增长反而有日渐加速的下滑趋势？我们的楼房升高了为什么人的素质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钞票多了为什么反而亲情少了？我们的母亲付出的更多了为什么得到的回报更少了，甚至有儿女伤害母亲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有识之士注意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惯坏了的不肖子孙无情撕下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亲人之间的利益链条因各自的经济独立而变得脆弱不堪，对独生子女的抚养教育成了重中之重而对老人的赡养被弱化，家庭关系空前的松散“常回家看看”竟成了老人可悲的唯一诉求，人们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期望值愈来愈高而家庭责任很少提及，不断发生的子女忤孽案例令人痛心疾首。这些不应当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当代人在经受道德拷问的同时不由陷于深深的思考，问几个为什么，并作出重建孝道文化的努力。孝道文化遭受重创非自今日始。盘点历史，近百年来，它至少遭遇了三次大劫难，同时也展开了三次孝道文化的保卫战。
　　
　　孝道文化第一劫发生在五四时代。
　　
　　周代以降孝道文化足足风光了两三千年。五四时代的“非孝”言论是伴随着“非儒思潮”而产生的。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的浪潮袭来，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海归派带着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回到中国后，开始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儒教中的“孝道”理论虽然属于基本伦理，但也有懈可击，例如“三纲五常”的愚民性，“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显现的封建落后性，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的保守性。有这些先天的缺陷，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遭到质疑顺理成章。例如，孔夫子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所以便有有父母丧解职归里丁忧（在家守孝）三年的制度。历代统治者提倡愚孝愚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清初一个叫魏禧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古代家喻户晓的劝孝书《二十四孝》中就有不少属于“愚孝”的榜样人物，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那个荒唐可笑的老莱子使用“诈”的方法娱亲的做法颇惹人反感。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有以下评价：“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中国的道学先生实在糟糕，使本来严肃正经的孝道走了样、变了味，落下了招人反对的口实。在非儒的精英人物中跳出来几位向孝道文化发起攻击。四川成都的吴虞，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将父亲诉至官府。吴虞不是好儿女，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生活相当优裕，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吴虞日记》）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另一个“非孝”的先锋是南社的柳亚子，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
　　
　　实在说，当时一批“非孝”者，他们对孝道文化的抨击并非全错，但对孝道文化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大半在于以走极端博取虚名尔，所以不仅言行狂悖，且往往自相矛盾但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有所保留的，新锐思想家们集中抨击的不是孝道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荒诞不经的部分。其实他们也十分珍视孝道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毕竟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对于孝道有慎重的考量。就是对于儒教教主孔老夫子本人，也存有几分敬畏之心。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可以看出，陈独秀不非孝，他反对的是狭隘的孝道观，主张博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不“非孝”，就是对孔夫子本人也心存敬畏。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孝道文化遭此一劫并非全无好处，它至少让人们懂得了区别，觉得二十四孝中的那些玩意儿值得重新掂量掂量，孔夫子的劝孝言论也有重新评价的必要，大家的共识是不能将洗澡水与洗澡的婴儿一同倒掉。孝道文化第二劫发生在文革时期。历史已有定论，毛泽东先生是文化革命的始作俑者。文化革命重演了五四时代由“非儒”到“非孝”的历史荒诞剧。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时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毛泽东的讲话定下了文革批孔的基调。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在这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了。毛泽东借题发挥：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文化革命革的是文化的命，孝道文化自应被归于封资修的旧货色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人们记忆犹新，那个年头讲的是阶级斗争，以阶级划线，无论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旁及三亲六故，皆要重新站队，做到黑白分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六亲不认，方显得有无产阶级的觉悟。于是大义灭亲的“英雄”层出不穷，或儿子检举父亲让老爹锒铛入狱，或妻子揭发丈夫让亲爱的人顶风臭十里，或兄弟相互爆料致对方于死地。同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的至亲骨肉，或同室操戈，或同床异梦，或分道扬镳。文革直接的结果是家庭之间的彼此信任毁于一旦，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家庭悲剧，它所造成的亲情隔阂在过了许多年后，伤痕仍难以真正的弥合。文革中的“非孝”行动其所以能一时甚嚣尘上，几乎要颠覆几千年的孝道传统，不独独因为决策者的施政纲领得到雷厉风行地贯彻，以及近百年来非儒思潮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孝道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当时提供财力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数次领袖接见，嘴巴没毛做事不牢的娃娃们吃的是公家饭，便可以无碍无挂地举起千钧棒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不计后果地将斗争锋芒指向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及家庭伦理道德，所以传承几千年的孝道文化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许多家族宗祠被捣毁，保存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珍贵家谱被焚烧，颇具诗情画意的清明节祭祖活动从此冷冷清清，真个是如古人诗中所形容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毋庸讳言，文化革命制造了中华孝道文化的断层，裂度之大有如地球漂移所形成的东非大峡谷。——就凭这一点，当年的红卫兵们在回忆青春往事时，能说“青春无悔”？当年的左派们有什么脸面为文化革命辩护？文革中的“非孝”行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既然以阶级斗争是纲，阶级情就取代了父子情、母女情、夫妻情、兄弟情。若涉及血脉和亲情，就会被斥之为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受到猛烈的批判。黑五类要安然无事，唯一的自保良策是选择背叛，面子抹不过去，至少也要将“孝道”的旗帜藏着掖着，有孝敬之举定要“悄悄地，打枪的不要！”红五类也不能公开张扬孝道，必须回避“孝敬”二字，良心过不去要孝敬孝敬爹娘，也得顺应潮流对此重新包装重新解释，拉上“无产阶级感情”的大旗作虎皮以保护自己。文革中的“非孝”或许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或许是历史同他开了一个玩笑，革命的道路没有按他的设计开凿。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曾提出忠孝问题，他说为民族尽孝就是最大的孝。把“不独亲其亲”、“老吾老”的传统美德，熔炼、提升为革命传统美德。在这种思想道德观念指导下，许多革命烈士通过尽“忠”去实现尽“孝”，积极投身革命，解放全中华的父老双亲，使其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经济地位，实践了“最大的孝”，体现了最大的忠。仅就家庭伦理言之，毛泽东也是“非儒”不“非孝”，他1919年10月8日曾写过《祭母文》，历陈母之功劳，育儿之艰辛，赞扬母之盛德高风，治家之精明，表示一片孝敬之心：“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哀哀告禀，情真意切，伟大领袖原来是一大孝子也！毛泽东家庭是富农，若他的母亲是普通人家的“富农婆”而不是“皇太后”，在文革年代是要受冲击的，其惨状大概也是他老人家不想看到的。由毛泽东晚年的行事可以看出，他很重亲情，很讲孝道，他虽然是伟大的智者，但革命与孝道的关系始终没有摆平，留下了许多遭人质疑的思想漏洞。孝道文化第三劫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用今人的眼光看封建时代的孝道，如同前朝留下的古董千层底老布鞋，虽然合脚但已不时兴更不时髦，咋看咋别扭。改革开放年代，国门打开，西方的价值观念传入，国人仰慕西方人的家庭观念和相处方式，不孝者从西方人的行事方式中找到了“非孝”的理由，于是本来就已非常淡薄的孝道再次被稀释；另一方面，一些暴发户成了疯狂的孝子，仗着腰缠万贯，大办丧事，广占可耕地，大修“椅子坟”，甚至焚烧一沓沓人民币来敬告祖宗：他的儿子真的发财了！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社会，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楼房取代了聚族而居、几代同堂的四合院，正房厢房的区别不复存在，老少分开各居单元房很少往来，晨昏定省成了遥远的往事。延续千年之久的家中神台供的不再是“天地君亲师”位，挂领袖像的也不多了，当间搁一台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电视机，或贴几张歌星影星球星的广告画。厨房是最新的环保设备，灶王爷已被请走，屋主人不再祈求他“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过年时在猪圈柱头上贴一张“槽头兴旺”的帖子已是往年的陋俗，要吃肉去超市购买，质量不好就拨打315投诉，用不着请求谁来保佑。传统年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泊来的圣诞节、情人节日渐火爆。交响乐、迪斯科、霹雳舞成为热门娱乐追赶潮流的广大受众，而华夏古乐渐渐陌生。皮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代科技支撑的彩电乃至立体电影进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鸿雁传书不再是男女彼此沟通的主要方式，而纷纷选择电子邮件、手机联络。做孝子不再是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而孜孜以求的是官场晋升、职场创优、情场得意。如此等等，呈现出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几个时代不同的社会生态。现在，儿女不孝敬父母的例子频频见于网络、银屏或报刊。比如，有的对父母不闻不问，生活不照顾，最起码的关心问候都做不到；有的把能挣钱的父母当作摇钱树，虚情假意地争着照顾、多方讨好，以求多分一杯羹；有的为遗产，相互锱铢必较，甚至反目成仇，诉诸公堂；有的将父母逐出家庭，任父母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有的照顾老人踢皮球，让老人吃白眼食，心寒似冰；有些当权者利用父母的生日祝寿、生病住院、丧葬忌日，变相敛财，孝道成了腐败的遮羞布；有些人，借为父母大办丧事，显势力，捞外财，圈地筑坟，车队簇拥，络绎不绝，连日宴席，以显示其能“光宗耀祖”，让死者不得安宁。以上种种，都表明中国人的孝道文化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如何对待？一方面要恢复，一方面要纠偏，二者同等的重要。人间有三大真情：亲情、友情、爱情。如今，亲情缺认、友情缺位、爱情缺真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亲情方面出现的“六亲不认”与不感恩现象已构成社会问题，影响了人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现代社会进步的法宝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唯生产力论，谁能创造价值谁就是老大。失去劳动能力不再创造价值的老人不再是社会的依靠、凭藉和榜样。对老人的奉养不是最高道德准则，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的考量；不是人们更高的追求，而是做人的底线而已；孝养不求尽善尽美，只要“常回家看看”就可以了。古代反复宣传的孝子楷模，诸如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子路百里负米、闵子骞芦衣顺母、老莱子戏彩娱亲、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陆绩怀橘遗亲、黄香扇枕温衾、王祥卧冰求鲤之类的故事与当代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有的故事甚至为人所诟病。国家的巩固仰仗的是民主和法制，“以孝治天下”不再是必需的选项。就家庭而言，现代人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左右，重物质轻精神，重个人轻他人，儿女企盼的不是老人万寿无疆，担心的仅仅是老人身体不佳拖累儿女，包括精力的消耗和经济上的付出。在生产水平低下的边远农村问题尤为突出。老人自己也忧心忡忡，较为普遍的自责之语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贼”者偷也，偷了谁？偷了什么？偷的东西大概是儿女的时间和金钱。老人如此自轻自贱，自贬身价，是孝道文化缺位所致，应该汗颜的是不孝的儿女，治国者在这方面的反应迟钝不与时俱进不作为也难辞其咎。
　　
　　国门打开后，西洋“非孝”的声音也传了进来，造就了一批新的“非孝”的“改革者”。他们既然崇拜西洋主义，对外国的东西当然要统统拿来，“非孝”自然要列入清单，照收不误。
　　
　　说洋人不孝，有失公允。孝敬父母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是人的本能，是人的造化使然。洋人也是人，岂能不言孝！西方《圣经·十诫》中，在为人的诫命中，孝亲列为首诫，足见基督教对孝的重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接见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复出人意料，他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和老人！”这个洋人的话振聋发聩，让许多不孝的国人自惭行秽。
　　
　　近百年来孝的卫道者视西洋文化如洪水猛兽，担心洋人的价值观会冲毁中华孝道文化的堤坝。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走出国门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之中相当的多数被“洗了脑”，源于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顶礼膜拜，产生了离经叛道的“非孝”思想，当然他们至少觉得中国的孝道文化有需要改良的必要，这是对的。
　　
　　改革开放要重新审视孝道文化，这是必然的。社会大变革的前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当此之时，孝道文化应当被重新评估。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非孝”的出现是个悖论，也不是改革设计者的初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先生，并不反对孝道文化。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邓小平年谱（1975——1997）》）
　　
　　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是特别地珍惜，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牵挂在心。“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家庭和睦和谐的气氛。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传统中国人“四世同堂”的福份。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和谐幸福的家庭无疑为邓小平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征途上披荆斩棘提供了坚实后盾和温暖的情感港湾。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认为“家庭是个好东西”是有切身感受的，不是泛泛而言。
　　
　　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了新的文化语境，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该何去何从？
　　
　　历史的发展证明，孝道可以批评，但不能否定，因为它是人类立身之本，少了它人类社会便退化为动物世界。我们可以否定它于一时，却不能否定于长久。只要有了合适的文化氛围，孝道文化的旗帜会随着儒学的复苏而迎风飘扬。
　　
　　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后来一些中国人研究这一现象，认为这是得益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亦即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名与会者（包括52名科学家）经过四天讨论所得出的16个结论，涉及艾滋病、保护环境、人的权利等各方面的问题。瑞典科学家、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孔夫子“时来运转”，1994年12月孔庙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儒学失去统治地位100年之后，中国又掀起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热”，“国学”又被当做宝贝拾了起来，给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成了不少家庭必备的功课，出了一批讲“国学”的学术明星。“仁义礼智信”作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被重新提及。敬天地、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以及天人和谐的传统文化理念有了新的诠释，并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商人以当儒商引为荣耀。甚至国家的政治建设也借鉴传统儒学，有了“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的新说法，并从从意识形态现实格局出发，构建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或思想领域“一主多辅”的政治格局，在坚持主流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同时包容或吸纳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思潮。
　　
　　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孝道文化也热络起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倡导孝道文化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发布，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13.7亿的13.2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来势迅猛，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中国的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是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模式。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已归矣。”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这方面，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赡养老人在国家宪法和一些地方性的老年人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199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总之，养老敬老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要求。
　　
　　弘扬孝道文化，我们在行动。
　　
　　无论是网络或者电视、报刊，“留学生上海机场弑母”、“深圳公务员打骂父母”诸如此类的事件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啃老族”诸如此类的现象，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各级政府或民间组织，“十大孝子评比”、“百万孝子培养工程”诸如此类的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党报文章也提倡孝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把“孝”变成一种时尚》。2011年3月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时评《面对三千多万失能老人我们能否提倡“社会孝道”》。近百年里，对孝道文化的呐喊、呼唤、关注还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力度。共和国一时间将“孝道”的位置似乎被推上了与国家GDP同等的高度。
　　
　　“社会孝道”的提法颇有新意。新时代的孝道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孝道，孝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社会结构正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现象脚步临近。弘扬新孝道文化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应对老龄社会的时代要求的现实意义在于：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科技含量的提高，老年人不再是农业社会经验的传承者和智慧的化身，农业战线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取代了他们的作用；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青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留守的农村老年谁来奉养？谁来照料？这是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压力；随着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城市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如何焊牢亲情的链条也成为新的必须妥善解决的家庭问题；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家庭职能的简约化，家庭不再是老人安度晚年的温柔富贵之乡，老人何处安身立命日渐成为社会问题；随着生育观念的改变，特别是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险的制度化，传宗接代和养老防老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养老问题应该有所变化，社会理应分担一部分责任。有鉴于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十分重要，家庭也仍然起着安全港湾的作用。
　　
　　再看每年的春运，远行游子哪怕再千辛万苦，也要尽最大可能赶回家陪父母过个年。从这个意义上看，数亿人的春运归途实质上是一次群体性的“行孝”行动，一次中华孝道的大检阅。为了保证人们顺利回家过年，2012年春运，中国铁路全面推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和火车票实名制。火车订票网12306网站从1月5日起连续5天日均点击数超过10亿次，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网站”。同年1月22日开始的龙年春晚主题也是围绕“回家过大年”展开，其中一个是以“家”为主题的板块，还有一个板块是“天下一家”。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宗寻源的一种文化仪式。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一年一度如此大规模的春晚皆围绕“家”的主题展开，足以说明，“家”与“孝”已成为2012年的关键词，足以说明孝道仍然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足以说明家所承载的孝道文化已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孝道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孝道文化，对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但今之弘扬孝道文化是有前提的，一切愚忠、愚孝、愚爱必须摒弃。
　　
　　2012年2月22日脱稿于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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